“救亡-启蒙”论及其学术影响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出现的"救亡-启蒙"论,以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在当时切合了投身中国革命又经历"文革"的一些人的反思,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救亡-启蒙"是追求"启蒙"的中国现代史叙事,作为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突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新的研究角度,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在"救亡-启蒙"论中,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原点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五四运动中救亡是否压倒了启蒙等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议题。这些观点上的争鸣,是思想界重现"百家争鸣"现象的重要表征。

启蒙—救亡张力下传统中医命运的文化反思

"五四"以来,启蒙与救亡思潮的交互纠缠历经百年,使得传统中医的命运如同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亟待人们从思想史、文化史层面予以清理和反思,由启蒙与救亡的二元思考引出更多新的哲学范畴,开启新的反思通道。特别提出三个问题,一是以救亡为前提的启蒙运动为何执意要以整体废止传统医学作为代价,岂不自毁文化自信,背弃救亡的初心?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否一定要亦步亦趋地效法日本近代脱亚入欧,全盘西化(废止汉医,接纳西医)的模式?三是现代医学的现代性困境能否从传统医学的价值遗产中获得某些文化救疗的思想资源?以期引起学理的对话,而非情绪化的纷争。

陈独秀与《青年杂志》页边格言谫论

《青年杂志》办刊之初,其页边曾被此时"唯一的编纂者"陈独秀插入过大量包含时间焦虑的,在"启蒙-救亡"动机矛盾体的追求向度中,对青年进行伦理、行止规训的格言。这些历来被忽视的零碎语句,实际上是未受文化生产-消费背景中之其他力量杂染的,具有独特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的编纂空间,也可以体现陈独秀个人同期"改观思想"意图,力求唤起"闲坐者"的"自觉心"与"爱国心",并使接受对象达到"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里的信仰"相契合之效果的良苦用心。而透过这些格言我们可以把捏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文学者所欲推广的先验价值范畴,和一种在对国民性悲观认识中的、对"我们的文化"在"救亡"语境中之不自信的"文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