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云南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初探

抗战期间,东南亚大批难侨回国避难,云集昆明。为救济这批华侨,云南省奉国民政府令成立紧急救侨委员会。这个机构人员精干、分工明确,加上管理严格、工作细致,使难侨得到妥善的安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国民政府对难侨的救济,体现了国家意识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发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东救侨工作述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仅仅数月,日寇便攻占南洋各地,大量难侨返归祖国。广东省承担了主要的救侨任务,救济归侨人数近百万。救侨之举,有利于增强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感,有利于凝聚人心,一致对外,也为国民党统治奠定了合法性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拥有广泛的社会支持。广东省救侨会采取"以侨救侨""寓救济于生产"的救侨方式,也颇具启迪意义。

民国期间广东救侨机构的设置及其影响

民国期间,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大批难侨逃难回国。为了救济难侨,广东地方先后两次设立救侨机构,通过收容、安置、介绍工作等帮助了大批难侨度过难关。救侨机关的设置及其对难侨的救助,充分体现国人对华侨的高度关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的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

在抗战时期,因日军对东南亚地区的占领以及对华侨的迫害,大批华侨被迫返国,国内侨生、侨眷也因侨汇中断导致生计艰难。广东省政府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展开了对归国华侨的救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救侨会的成立及其活动表明了国民政府侨务观与救济观的转变,是现代政府职能的凸显。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侨政策再检讨——以张天爵报告为考察起点

论文在梳理了1941—1942年紧急救侨工作概况的基础上,通过对时任广东侨务处处长张天爵的一份调查报告的解读,从政策学的角度分析了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救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信息发布滞后或不达;各地侨务局执行能力不足;国民政府机构权力交叉,责权不清,执行不力;国民政府侨务工作态度暧昧等。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的热情及其对祖国的支援,促使国民党对海外华侨给予重视,救侨政策在此背景下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在政策学上,公共政策不仅是一个决定,更是政府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研究中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并且连续的考察。

民国期间广东地区两次救侨活动评析

民国期间,受世界经济大危机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先后两次遭遇劫难,生存艰难,沦为难侨,被迫回国。作为华侨之乡的广东地区也先后两次对回国难侨进行各种形式的救助,使陷入苦难中的华侨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困境,得以生存,对加深与海外华侨的联系、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中国的抗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广东南路救侨探析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在广东南路救护难侨,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侨务工作曲折发展的体现。南路救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也有一定的成绩,基本达到了政策所设置的目的,为以后中国政府难侨救济工作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历史借鉴。

试析抗战后期泉州地方救侨行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泉州地方政府在福建省府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救济侨胞的行动。这场行动包括生活救济和生产救济两个方面,试图为陷入生活困境的归侨侨眷提供帮助,然而由于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和保障,以及贪污腐化、覆盖面窄等因素,致使救济行动无法发挥真正的成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东地区民间力量对回国难侨的救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对香港、南洋等地的占领以及对华侨的迫害,大批华侨沦为难侨,被迫返国。在广东地区,除了政府积极救济难侨外,民间力量也积极参与对难侨的救助。民间力量对难侨的救助既配合了政府的救侨活动,稳定了社会,又增加了近代中国救济事业的新内容。

“典”与“赎”: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对福建难侨的救济——以公典局为中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直接导致南洋大批华侨被迫回迁,由此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难侨群体。福建是难侨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南京国民政府出于各方面的考量,对其进行了大范围的救济与保护,侨贷政策中的典卖与回赎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部分。随着当局针对侨民的三千万贷款的拨放,1943年,以此为启动资金,专门以贫侨为救助对象的公典局在福建地区广泛设立。公典局为侨民提供了典当与赎回业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侨民渡过经济难关,也发展了战时生产。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却存在诸多弊端,反映出战时体制之下国民政府救侨措施的局限性。

沙场过客铭魂传奇——抗战名将李汉魂将军札记

李汉魂是广东抗战名将,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回顾李汉魂将军的个人日记,数十封在抗战时期同妻子、友人的信件和几十件委任状、手令、荣誉证书及聘书对李汉魂将军的个人评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抗战英烈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