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人命救助主体的法律责任

海上人命救助是海上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为维护与保障海上航行安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有海上人命救助法律制度确立了无报酬请求权和"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规定,保护了被救助者的利益而未兼顾救助主体的利益,使海上人命救助主体陷入"救与不救、先救人还是救物"的法律困境。因此,辨析海上人命救助主体和理清法律责任是关键。海上人命救助应使用法律平衡原则,既要保护救助者的利益,也应兼顾施救者的利益,鼓励国家和社会设立海上救助基金以弥补社会救助力量的损失,另外,还应鼓励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海上人命救助。

论国家作为社会救助主体的法律责任

在现代社会救助中,社会救助的合理供给有赖于国家、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国家承担法定救助责任,一般社会主体承担道德性救助责任。社会救助法功能发挥与实现的关键在于国家及其救助责任的准确定位与实现。国家的救助责任包括给付责任与保障责任两方面:国家给付责任的合理实现有赖于财政给付责任机制与财政垫付责任机制的完善;国家保障责任的合理实现亟需社会主体救助引导机制、国家社会救助责任监督机制以及受助主体权责程序保障机制的合理建构。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我国社会救助覆盖面宽,政府负担重,必须倡导非政府社会救助。单位制解体、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中间层的形成及民间组织有序发展,为非政府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必须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有效经验,营造有利于非政府社会救助的思想理念,大力培育慈善组织,实现非政府社会救助的规范化、法制化,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慈善救助主体间义务冲突的道义逻辑分析——以广东湛江乡贤捐赠别墅纠纷为例

慈善捐助本是善事、好事,却时常会出现类似广东湛江乡贤捐赠别墅纠纷的案例。此类冲突于媒体、坊间各种议论纷起之时,若不能进行清楚地分析,容易产生对慈善救助的误解和人性善恶的误读。以广东湛江乡贤捐赠别墅纠纷为例,以道义逻辑的方式分析慈善救助主体间义务冲突的情况,认为慈善救助主体间义务冲突发生的情形在于身份、语境、条件、具体利益界定的逻辑不清。当以事前约定、充分交流、沟通,甚至契约的形式界定身份、语境、条件、具体利益的方式,以避免或解决此类冲突。

论国家主管机关的人命救助方主体资格——以《海商法》第185条的完善为视角

《海商法》第185条对国家主管机关因履行职责而救助人命时是否具有人命救助方主体资格规定不明。根据文义解释,“在救助作业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应包括国家主管机关,且这一解释符合第185条的立法目的,故应作为解释该条的最优方法;学理研究则援引区分理论,以国家主管机关救助人命系履行法定职责且缺乏自愿性为由,否定其人命救助方主体资格。承认第185条项下国家主管机关的人命救助方主体资格,既有司法实践的有力背书,又可为人命救助优先原则的有效落实提供保障。否定国家主管机关的人命救助方主体资格有违第185条的文义解释,而且有损人命救助优先原则的基本精神,并因缺乏合理性基础而不具可采性。以《海商法》修改为契机对第185条予以完善,通过明确规定国家主管机关人命救助方主体资格的方式来定分止争,有助于提高《海商法》的确定性、权威性和实效性。

社会救助多元主体的整合路径

救助主体多元化是当前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就需要在不同主体间建立一种合作机制,通过明确不同救助主体的责任、整合不同救助主体的资源、优化具体的救助流程等路径,整合多方力量,为社会贫困家庭和群体提供有效救助。

论多元化主体参与社会救助

目前,我国社会救助形势十分严峻,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救助主体单一,政府部门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救助责任,其它社会力量参与严重不足。本文分析了社会救助主体单一的原因,针对问题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地位,以企业、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为补充作用的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救助的模式,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问题银行重整中的救助法律制度——以私主体救助为主要视角

问题银行的救助重整制度,对于保护存款人及公共利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问题银行重整更倚重国家公共资金的救助,其实际效果只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而非彻底根除化解风险,直接导致内耗增加、处置成本攀升。全文对以股东、债权人为代表的私主体救助制度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此基础上引入问题银行救助制度之中国模式的构建思路,以期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发展四十年:回顾与前瞻

回顾四十年来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在政府主导下,经由从小变大、从弱变强、从点到面的发展过程,社会救助体系框架基本成型,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的一张名片。在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中,体现了国家治理的底线思维,社会救助体系已呈现出了多层次、跨部门、强基层的特征。目前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正在积极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救助主体,使用复合式的救助手段。未来社会救助体系的主要发展趋势为:基于"弱有所扶"新目标,促进社会救助体系的转型;导入积极社会救助理念,建立以激活为导向的社会救助体系;通过加快社会救助法制化进程,全面促进社会救助体系的定型。

欧洲金融救助机制研究

欧洲金融体系在20世纪经历了几次大的危机的洗礼,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各国金融体系在救助主体和救助方式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各国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要给其他国家进行金融救助提供了借鉴。

美国金融救助机制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危机救助与处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美国金融救助的主体主要有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清理信托公司,金融救助的方式主要有收购继承、银行持续经营援助、投保存款现金支付与投保存款转移,对我国金融救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社会救助多元化助力精准扶贫浅议

社会救助多元化包括供给主体和供给内容的多元化。实现社会救助的多元化供给是合理配置扶贫资金、资源和人力,提高扶贫工作精准度的有效方式,也是破解我国社会救助资源、方式不足的根本途径。目前,社会救助多元化还存在理念滞后、机制碎片化和参与度低等制约因素。因此,倡导以人为本的新型社会救助理念,多元参与形成救助合力,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间建立资源获取及共享机制是实现社会救助多元化助力精准扶贫的根本路径。

对建立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思考

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社会救助制度相比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来讲,是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制度.几十年来,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经历了救助项目、救助对象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救助政策、救助措施也经历了逐步健全、完善的过程.

江苏南京建邺区 推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为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为了更好地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安全稳定,发挥社会救助在共同富裕中的兜底线作用,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民政局围绕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救助主体多元协同和救助方式改革创新,推动社会救助体系高质量发展。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模式探析

我国现行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救助管理模式,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专业人员缺乏、救助能力不足、经费收支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社会协同治理的兴起对行政救助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由政府、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多个层面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中国城市医疗救助浅析

中国城市医疗救助体系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完善。政府部门和社会多方力量在医疗救助体系当中发挥重要功能,医疗救助旨在解决贫困人口中的疾患者的疾病问题,并对解决病贫恶性循环问题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城市医疗救助体系在现阶段发展过程中尚存在诸多不足,需要继续探索。

问题银行重组中的救助法律制度研究

问题银行的救助重组制度,对于保护存款人及公共利益,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问题银行重组更倚重国家公共资金的救助,其实际效果只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而非彻底根除化解风险,直接导致内耗增加、处置成本攀升。本文对以股东、债权人为代表的私主体救助制度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此基础上引入问题银行救助制度之中国模式的构建思路,以期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浅析我国家庭暴力下女性被害人救助体系之构建

家庭暴力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现象,其中九成以上的受暴者为女性。构建家庭暴力下女性被害人的救助体系刻不容缓,通过从救助主体与救助方式两方面,提出对被害妇女进行社会救济、社区救济、自我救济、行政救济、刑事救济以及民事救济措施建议。

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衔接的国际经验

政府救助与慈善事业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这点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救助发展史中可以得到证明。尤其是欧洲国家在经历＂福利国家＂阶段之后,在处理社会救助中的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时,有了更为成熟的经验。综观西方国家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之间的关系史,其特点或者发展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杭州社会大救助体系建设的路径思考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决定了社会救助制度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需要进一步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更好地履行基本民生保障职责,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构建大救助体系的决策部署,省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办公室下发了《浙江省大救助体系建设实施方案》,部署了大救助体系建设的相关工作。目前杭州市社会救助工作还存在救助对象分散、救助主体单一、救助内容单一、救助信息分散、救助资金来源匮乏、福利捆绑显现等问题。在完善、健全政府救助的同时,杭州市社会救助工作还应创造条件开发社会救助资源,推进非政府力量和社会成员参与救助,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作补充的新时代杭州社会大救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