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违反法定救助义务的民事责任

为保障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能够在危困状态下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设定了法定救助义务条款。《民法典》第一千零五条是不完全性法条,仅规定了具体义务,未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以法定救助义务主体为线索,分别探析救助者与被救助者在适用本法条时需承担的民事责任。期望通过对法定救助义务条款拟制的法律责任予以界定,有助于受损利益的恢复以及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这是法定救助义务条款顺利适用的必由之路。

论警察违反危难救助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

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基于警察危难救助义务与一般法定危难救助义务具有相同的法律属性,可以将《人民警察法》第21条第1款第1分句作为《民法典》第1005条的特殊规定对待。以此为前提,在法律适用上,对违反警察危难救助义务导致的损害,首先应通过《国家赔偿法》等法律确立的特别损害赔偿规则调整。对于特别规则没有规定的,可以回到作为一般法的《民法典》等确立的损害赔偿规则上来,以填补特别规则在处理警察违反危难救助义务损害赔偿责任成立和责任承担认定问题上存在的漏洞。既要让损害赔偿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与抗辩事由更加清晰而具有可操作性,也要使责任承担的赔偿范围及相应的责任分配可以与损害赔偿法的一般规则相协调。从而在现行损害赔偿法秩序内外部体系融贯的视角下,落实立法者规定警察危难救助义务保护社会秩序和公民合法权益的目标。

美国无救助义务规则的修正

无救助义务是美国传统侵权法上的一项重要规则。由于社会组织结构的精细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容易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如果还任由人们对他人的困境无动于衷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加之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越来越小,故美国选择了一条侵权过失责任的改良道路,主张不作为不应该成为被告承担过失责任的障碍。而美国的司法判例和立法经验也告诉我们,一般无救助义务规则正经受两方面的侵蚀:一是扩大特殊救助义务的范围;二是通过制定法律承认一般救助义务。

从救助到扶养:违反一般救助义务构成遗弃罪的路径论证

在我国暂未设立特定罪名来专门规制“见危不救”的立法现状下,“一般社会角色不履行一般救助义务的行为在我国可能构成何种罪名”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由于一般救助义务仅能存在于纯正不作为犯中,因此一般社会角色违反一般救助义务的行为在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的罪名框架下至多构成遗弃罪,而不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等重罪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如若欲将一般社会角色不履行一般救助义务的行为评价为遗弃罪,则应在法律解释的层面上论证一般救助义务位于遗弃罪的扶养义务的语义空间之内,抑或是在法律续造的层面上论证我国《刑法》在此问题上存在需要填补的法律漏洞,以及通过当然推论的方法来填补该漏洞的合法性与妥当性。

危险引入者救助义务的法定化研究

《民法典》对生命权内涵的扩充引起学界热议的同时,关于危险引入者不作为侵权的民事责任以及一般救助义务的明确化等问题也值得深思。有关见死不救的刑事化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但对于该类案件中受助者的民事补充责任以及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法定救助义务并未深入研究。本文旨在通过对此案的研究,探究危险引入者的救助义务,推动危险引入者救助义务的法定化。

见死不救旁观者是否构成犯罪及救助义务探析——以一起“出租车司机弃置伤者致其死亡案”为切入点

近年来,有关见死不救的话题频频见诸于报端,社会大众在对此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都纷纷呼吁将旁观者见死不救的行为纳入刑法范畴进行规制。民意汹汹,言之凿凿,似乎难以阻挡。但是,亦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德义务要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法理根据不足,社会效果也难保证。本文以一起"出租车司机弃置伤者以致死亡案"为切入点,在详细分析出租车司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从"形式义务说"及所谓"实质义务说"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旁观者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救助义务,以及就旁观者见死不救的行为是否入罪等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性的分析研究。

论旁观者的不作为侵权行为——以民事救助义务的确立为视角

对于没有特殊身份和关系的旁观者见危不救的行为能否构成不作为侵权的问题,有否定论和肯定论之争。本文从比较法角度、我国古代法律规定以及民商法内部海商法领域考察,我国应该在侵权行为法中确立一定范围内的一般民事救助义务,保护受害者。在确立该义务时应考虑最低限度的道德并注意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的平衡。

道德法律化视角下一般救助义务之法律强制思考

一般救助义务的上位概念——救助义务,最初是以道德义务的形式出现,后来,一部分救助义务逐渐发展为法律义务,并与道德义务并存。如今理论上对能否强加行为人以一般救助义务仍存在激烈的争论,而争论的最终落脚点无疑是道德法律化这一根本问题。文章通过一般救助义务的道德归属分析,探讨一般救助义务的法律强制问题。

论中国侵权法上救助义务的立法抉择

现代社会应在各种矛盾共存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理性和宽容,选择更有利的方式加以引导和控制。尽管陌生人社会的出现呼唤着法律制度的形成,但使用何种法律介入以及用何种方式介入应引起立法者更深层次的思考。英美法系的立法模式值得借鉴,尤其是要将特殊关系人理论引入中国的侵权立法当中。

大陆法系侵权法上救助义务研究

大陆法系的绝大多数国家在刑法上都完成了"恶撒玛利亚人法"的制定,确立了人们应对他人承担一般救助义务的立法模式。但由于"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缺失,势必会使人们在施救时产生种种疑虑与担心,进而严重影响到救助义务规定的法律实效。尽管《法国民法典》也是如此,但法国人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一些著名判例,对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建议增设公民不履行救助义务罪

见义勇为、救死扶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却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事件屡有发生,许多恶性案件甚至发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这种现象已严重地危害了社会公共秩序,危害了国家、集体的财产权利及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给社会生活的安全投下了阴影,危害十分严重。因此,建议增设公民不履行救助义务罪,对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从法律上给予制裁。

关于社会人救助义务的法理分析

社会人的救助义务是否入法,是一个关涉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整合的问题。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确立或规定了社会人的一般救助义务。社会人救助义务入法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在法理上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

论我国危难救助义务的立法演进

我国危难救助义务的发展经历了从古代的危难救助义务刑法化的肯定阶段,到自近代始的危难救助义务纯道德属性回归的否定阶段。本文在梳理两大法系危难救助义务的立法现状后,提出现在我国应当步入危难救助义务立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见危救助义务的正当性分析

我国尚无关于见危救助义务的立法,从欧美国家的立法来看,对见危救助义务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见危救助义务的法律化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论证:被救助人基于人权有权获得救助,救助人基于社群责任有义务提供救助,而基于以上两个前提救助义务的法律化并不存在重大理论障碍,也并非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同伴危难救助义务的法律化研究

同伴危难事故逐渐频发,然而目前法律对同伴危难救助义务规范的空白使该类危难事故发生时,当事人的权益难以得到保护。随着社会活动和利益关系的愈渐复杂,仅凭道德已难以调整该类社会关系,故需探索与研究同伴救助义务法律化的道路,通过民事立法以弥补救助义务的法律空白,以加强对受害人的生命健康权等合法权益的保障。

危难救助义务的理论支撑——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科技的进步加剧了社会风险的发生,生存危险的抵御必须依靠社会成员在危难中的相互救助。分担社会风险,强化危难救助的法律义务是对个人安全保障的有效途径。生存是人类发展的基本需求,个体间的差异让社会协作成了人类彼此间维系生存的纽带,相互间的寻求救助、实施救助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长久发展,也引领着危难救助义务的法律化趋势。社会制度的缺位导致社会差距凸显,处于他人行为和选择弱势中的弱者出现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突发的危险让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境遇性的弱者,现实和潜在的弱势危险要求每个人援手救助以实现社会的救助责任,并以危难救助义务的法律化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

民法典法定救助义务条款的理解迷雾与消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5条首次在民事立法中明确了法定救助义务,然而由于规则的不完整性,法定救助义务范围出现纷杂的解读。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对法定救助义务的内涵认识不一。实际上,法定义务并不局限于制定法上的规定,非制定法中所确立的义务也是其重要的来源,而救助义务在制定法中除了直接表达为“救助”之外,保护义务和报告义务中同样蕴含着救助之义。对于救助义务,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审判,对其来源的认可均有扩张的趋势。当下,可借助民法典司法解释制定的契机,在对人格权编解释时采用列举式的规定,将制定法、合同约定、先行行为、职责的自愿承担和当事人间的合理信赖关系确定为法定救助义务的产生根据,统一法定救助义务的来源,为法官裁判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

民事救助义务的反思与构建

风险社会的出现及程度日益加深,势必希冀人们更加注重对危险的控制。作为一种侵权法上的作为义务,民事救助义务彰显的扶危济困功能不断增强。目前我国对民事救助义务只是零散式立法,一般性规范尚付阙如,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立法的不足使司法实践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型救助案件无所适从,为此需要对民事救助义务进行合理构建。

民事救助义务的设立路径

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融合、受害人权益保护与行为人行为自由的日趋平衡、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良性互动,为民事救助义务立法提供了理论支撑。作为市民社会团体中的一员,应对其他社会成员提供救助。惩戒"见危不救"者的立法方案,因有违法理基础而不可取;褒奖施救者的立法模式有助于净化道德环境,在救助义务的立法中应严格限定救助义务的施救条件,扩大对施救者的司法救济和鼓励。

论对未成年人危难救助义务立法

未成年人身陷困境、路人见危不救的现象时有发生,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相应的危难救助义务立法的阙如。对未成年人危难救助义务立法在我国既有强烈的实践需求,同时也有其现实存在的可能,外国先进的立法理念和法律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宜在民法中明确规定行为人知道未成年人身处险境,能够救助且救助不会危及自身或第三人的,应尽合理的救助义务,违反此义务的对因此给未成年人造成本可以避免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以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