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性报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为基层服务、关注民生、救助弱者是新时期新闻媒体坚持“三贴近”、提高公信力和影响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也是新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如今，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性求助，新闻媒体如何才能避免“包打天下”的尴尬局面，从而提高救助性报道的成功率？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简要分析救助性报道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对策。

救助性报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社交媒体的普及,新闻媒体传递信息和受众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速度都大大提高,救助性报道自然也逐渐为更多的人所参与。那么救助性报道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解决过程中给我们带来的困惑又有哪些?笔者从求助者、新闻媒体和施救者的角度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

救助性报道的问题及对策

救助性报道对塑造媒体社会形象上是十分必要的，但通过媒体力量实现救助、影响社会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隐患，如何正确发挥媒体的引领、构建作用成为其必须正视的问题。 问题一：“针对个体，浮于表面”。在大众媒介的宣传报道下，社会公众伸出援助之手，媒体披露下的援助对象显然成了“幸运儿”，而掩盖在这些典型事件下需要救助的贫困者不计其数，不管是豆红波、还是张孟洁姐弟他们都是媒体经过筛选之后的产物，不足以代表整个需要救助的群体。这样追究起来，媒体救助性报道所能传递的力量就显得有些单薄。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飞机失联的消息在各大媒体上成为头条，官方在没有公布准确的消息之前，一些网络媒体发布了“飞机已经找到，乘客待救援”的虚假消息，一时间各种谣言乘虚而入。媒体在抢得新闻事件先机的同时，应该进行相关的追踪报道，尽可能的承担后续的责任。在微信、网络等新媒体上，信息的传播线条是相互阻隔的，即便是切断了信息源，信息的副本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无限复制，造成大众的恐慌。救助性报道不仅仅是要快速、准确，更为重要的是全面反映新闻事件的本质。

记者如何做好救助性报道

所谓救助性新闻，简单来说，就是媒体运用新闻报道的方式，给予弱势群体舆论支持，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帮助弱势群体解决难题。即用民生的立场、眼光和话语反映弱势群体的生活与命运，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情怀，切实改变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救助性报道对陷入困境者来说，无疑是福音，它能让生命峰回路转，而对社会来说，更是有益的，它宣传真善美，激发人们的善心，体现了人文关怀，缓和了社会矛盾，使社会更文明更和谐。救助性报道让不少深陷绝境的人重获新生，让不少人感动于我们的社会并非无情无义。

救助性报道的“迂回战略”

救助性报道如今已司空见惯,但好菜经常吃也会腻。城市信报自2009年5月18日登陆青岛并成功改版以来,在救助性新闻报道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专门设立了《热线互助》版面,处理救助和帮办类新闻,遇到很有＂卖点＂的稿子，处理方式也比较灵活，用前面的重点版面全力支持，

微博救助性报道的话语呈现研究——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方法

微博已经成为救助性报道重要的舆论阵地。在寻人、救治类报道发挥作用的同时,农产品滞销类求助报道却在近几年遭遇困境,频遭质疑。本文以这一现象作为研究背景,引入现代性环境下的交流本质相关理论,对农产品滞销类求助报道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结论认为,救助性报道中媒体站在求助者的立场上主动示弱,通过多种模态建构话语意义希望唤起受众的道德义务感,侧重对报道意图的复制传递,轻视受众的交流需求,一些报道因此而失效。

强化弱势群体报道

弱势群体的报道越来越受到传媒的重视。可以说,对弱势群体报道的力度在不断加大。表面上看,这是各类传媒顺应受众需求的一个举措。实质上,这也体现了整个社会对弱势人群的人文关怀,成为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从“杨六斤事件”看救助报道的责任担当

近日,因为某地方电视台一档公益节目,广西隆林少年杨六斤的遭遇打动了很多人,他的个人账户在短期内便获得捐款500万元。然而,随着另一家媒体的深入调查,“杨六斤并非节目中那般孤苦无助”“政府赴深圳抢人”“家属侵占爱心款”等舆论引发了更多关注和一些质疑。一时间,“杨六斤事件”成为了备受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滥用社会爱心”“骗捐”等言论充斥着各个舆论平台。在此事件的持续发酵中,媒体的公信力再次遭遇了信任危机。且不论“杨六斤事件”本身的是是非非。自其成为公共事件起,笔者就在思考：面对救助性报道,媒体要做的仅仅是“一事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