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灾难救助者替代性创伤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赴川男性灾难救助者替代性创伤及其影响因素,为相关的研究积累实证资料,为控制替代性创伤的发生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2年9—11月,采用灾难救助者替代性创伤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对252名男性赴川灾难救助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1)有4.8%(12/252)的男性灾难救助者替代性创伤总分上超过理论中值,而在认知反应和生活信念因子上分别有8.7%(22/252)和13.5%(34/252)的男性灾难救助者超过理论中值。(2)接受过培训的男性救助者替代性创伤中的认知反应因子、生理反应因子得分和总分低于未接受培训的救助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3)有灾难救助经历的男性救助者在生理反应及生活信念因子上的得分高于没有灾难救助经验的救助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男性灾难救助者社会支持总分与替代性创伤中的情绪反应、行为反应、认知反应因子和总分呈负相关。(5)替代性创伤总分及各因子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除生活信念因子外,替代性创伤总分及其各因子得分均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6)灾难救助者P量表和N量表得分与替代性创伤各因子得分及总分呈正相关,E量表除与行为反应、认知反应和生活信念无线性相关外,与其余各因子得分及总分都呈负相关。(7)应对方式中消极应对因子和人格特征的E因子、有无救灾经验因素可以有效预测替代性创伤总分。结论 (1)男性灾难救助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创伤。(2)专业培训经历、灾难救助经历、社会支持度、应对方式、人格特质等因素对替代性创伤有影响。(3)消极应对、有灾难救助经历、内外向人格是替代性创伤的危险因子。

我国善意救助者法的立法与司法——以国外好撒马利亚人法为考察

我国社会目前存在比较严重的诚信危机,突出地表现在救助他人的问题上。借鉴国外好撒马利亚人法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在我国确立好撒马利亚人法的基本原则,不对公民科加一般救助义务,仅确认特殊救助义务,坚持对见义勇为者和善意施救者的损害予以救济,通过善意施救者的抽象过失和具体过失豁免权以保护善意施救者,鼓励公民积极救助他人;辅以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承担侵权责任,促使救助行为达成其救助目的,在切实保护救助者的同时能有效地规范救助行为。

灾难救助者替代性创伤与特质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

目的探讨灾难救助者替代性创伤与特质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的关系。方法采用替代性创伤问卷、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与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91名灾难救助者进行调查。结果①不同性别救助者在替代性创伤上行为反应这一维度得分存在显著差(t=-2.335,P<0.05);②灾难救助者消极应对分量表得分,除了认知反应这一维度外,与替代性创伤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0.381,P<0.05);积极应对分量表得分除认知反应和生活信念外,与替代性创伤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r=-0.286,P<0.01);③社会支持总分与情绪反应呈显著负相关(r=-0.252)。结论倾向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灾难救助者,其创伤程度较低;而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灾难救助者,其创伤程度较高;灾难救助者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则其情绪反应越少。

灾难救助者替代性创伤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

目的了解灾难救助者替代性创伤状况与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程度。方法用灾难救助者替代性创伤问卷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205名赴川灾难救助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1已婚救助者替代性创伤中的情绪反应因子得分显著低于未婚救助者(t=-2.025,P<0.05);接受培训的救助者与未接受培训的救助者相比,前者替代性创伤中的认知反应(t=-3.521,P<0.01)、生理反应因子得分(t=-2.543,P<0.05)和总分(t=-2.287,P<0.05)均显著低于后者;经历短时间救援工作的救助者与经历长时间工作的救助者相比,前者替代性创伤中的认知反应(t=3.687,P<0.001)、生理反应因子得分(t=2.104,P<0.05)和总分(t=2.674,P<0.01)均显著高于后者;2灾难救助者替代性创伤中的行为反应(P<0.05)、认知反应(P<0.01)和总分(P<0.01)分别与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呈显著的负相关,情绪反应与社会支持总分也呈显著的负相关(P<0.05)。结论救助者的替代性创伤状况,已婚救助者轻于未婚救助者,接受培训的轻于未接受培训的,经历长时间工作的轻于经历时间短的。社会支持状况越好的救助者,其所受的替代性创伤的程度越轻。

我国受救助者主体地位之反思与重塑——从弱势群体到权利主体

总结我国受救助者权益保护历程的得失,可以从受救助者的主体地位入手。当前我国社会救助的制度形象存在主体性迷失,其主要表现为制度制定的困境和具体实践中受救助者身份的认同危机。这是体现弱者关怀的社会救助制度未能克服原有对于恩赐怜悯理念、忽视受救助者差异性与主体性的必然结果。对此,社会救助法理论必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开展理论创新与制度重塑,构建发展主义的受救助者主体理论,并推动受救助者角色从弱势群体到权利主体的转变。

被救助者讹诈行为的法律规制途径探析——以“扶老人被讹”为视角

近年来,"扶老人被讹"的事件在全国时有发生。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违背了基本道德要求,急需法律的规制。而选择何种规制途径,学界存在不同观点。被救助者讹诈现象频现的关键在于实践中对讹诈者惩治不力。严惩被救助者的讹诈行为,需要借助手段严厉的刑事制裁措施、高效便捷的行政处罚以及能够弥补受害人损失的民事侵权赔偿途径。三者协同配合,才能更好地矫正被救助者的失信行为,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互帮互助社会风气的形成。

救助者权益保护的研究现状评析

目前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界定并不统一。但是对于见义勇为行为是"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行为",学界已经形成统一的观点。这样的界定致使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因救助行为而引发的法律纠纷没有法律依据可循。在国家提倡助人为乐和见义勇为的同时,社会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见危不救"的事件,这些现象反映出目前我国法律制度中还存在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而仅仅对救助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赞扬是不够的,关键要在法律中规定对救助者合法权益进行保障的内容。因此,提出救助者的概念,旨在寻求现有法律体系中适用救助者权益保护的条款,弥补现有法律制度中对救助者权益保护的不足。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中受救助者义务条款的正当性、体系化及其限度

社会救助作为一种选择性的福利制度,在明确保护受救助者权利的同时,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其相应的义务。课予受救助者义务由社会救助个人责任优先原则及单向给付性质所决定,并可以防止福利依赖,平衡受救助者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促进受救助者权利的实现,因而具有正当性。为更好地保障受救助者的基本生存需求,帮助其脱离贫困,在明确受救助者义务性质为“协力义务”的基础上,我国可以在正在提议制定的《社会救助法》总则中规定一般性的权利义务条款,并在“法律责任”一章细化受救助者的义务条款,建构起以程序性义务和实体性义务为基础的二元体系。受救助者义务条款的设置往往会导致“福利污名”,使受救助者被贴上“浪费者”“懒惰者”“依赖者”甚至更糟糕的标签。社会救助法中对受救助者义务条款的设置应当有所限制,不得逾越法律保留原则、期待可能性原则以及比例原则的范畴。

论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规则

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大力推进经济发展,但忽视了道德建设。"彭宇案"等类似案件的出现,体现了社会道德缺失和人们之间的信任危机。在国外民事立法中,通过"好撒玛利亚人法"保护善意救助者的权益,鼓励人们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提供紧急救助;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规定救助人不承担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实质确立了这一原则。但是,由于立法内容比较原则,仍需设置相应的保障措施,保障其在实践中的正确适用。

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条款适用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有关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的规定被称为"好人法"。"好人法"的出台是对社会道德的重建,保障了善意救助者的权益,让做好事不再有后顾之忧。然而,"好人法"只做出了粗略的规定,在实践中必然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条款的作用,司法人员应当在判定救助行为时加强对受助者的保护、区分救助者的善意与过错以及从客观标准来判断紧急救助行为的合理性。

救助者权益保护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发生因救人于危险或困难而引发法律纠纷的情况。鉴于我国法律对此类行为人行为的认定以及其权利义务暂无具体明确规定,全国各地对保护见义勇为行为实施细则进行了修改,不约而同地扩大了见义勇为者的范围,以期对此类法律行为进行规范。然而由于缺乏理论基础,对于见义勇为主体的界定出现界定不清或者混乱的情况,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种问题。救助者及其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不能简单地通过扩大见义勇为者的范围而实现。对救助者及救助行为进行研究与分析,有助于厘清法律关系,使救助者主张权利有法可依。

新版《医师法》为救助者消除后顾之忧

医护人员在公共场所实施急救时,有的救助成功获得了患者及其家属的称赞,但也有因救助失败遭到患者家属的恶语相对,甚至将医护人员告上法庭,要求追究其相关责任的。此次施行的新版《医师法》对紧急救治中医师的权利进行了规定,免除了善良救助者的后顾之忧。

救助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分析

我国法律对于救助者及其权益保护的规定存在立法空白、立法矛盾和立法漏洞等情况,导致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救助行为无法通过法律进行有效的调整。构建救助者的概念,分析救助行为的构成要件,明确救助者的权利和义务,研究其法律权益的保护,可以建立健全救助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有效地保护救助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古代受救助者的幸福归宿

近日,看到了一些拾荒人员蜗居的新闻,感触颇多。好在有些单位和个人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让他们有了固定的收入,走出了平困的生活。那么古代都是如何对待流浪乞讨和贫困人员的呢?在唐代以前,没有形成较好的救助机制,主要是以赐给衣食等实物为主,治标不治本。到了唐代以后,除了仍发放实物外,还探索设立了收容贫老、乞讨流浪人员的专门机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下令"断京城乞儿。

灾难救助者替代性创伤与人格特质的关系

目的 探讨灾难救助者的替代性创伤程度与人格特质的关系.方法 采用替代性创伤问卷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对86名参加汶川地震的唐山灾难救助者进行调查,所有数据运用SPSS11.5进行统计处理.结果 （1）不同性别的救助者在情绪反应得分[女（20.03±4.92）分;男（15.09±3.93）分]、行为反应得分[女（16.43±4.49）分;男（12.11±2.57）分]、认知反应得分[女（10.27±3.28）分;男（8.29±2.81）分]、生活信念得分[女（14.17±3.53）分;男（11.20±3.37）分]、生理反应得分[女（21.23±5.31）分;男（17.32±4.80）分]及替代性创伤总分得分[女（82.70±17.74）分;男（64.00±12.49）分]上均差异有显著性（P＜0.01）.（2）救助者的替代性创伤在是否接受过灾难救助培训、是否有过灾难救助经历上差异有显著性（P＜0.05）.（3）出现替代性创伤反应的救助者在N量表得分上高于无替代性创伤的救助者（P＜0.01）.结论 灾难救助者的替代性创伤程度存在性别差异,受培训和经历影响;情绪稳定性高的人更适合参加灾难救助工作.

论违反法定救助义务的民事责任

为保障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能够在危困状态下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设定了法定救助义务条款。《民法典》第一千零五条是不完全性法条,仅规定了具体义务,未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以法定救助义务主体为线索,分别探析救助者与被救助者在适用本法条时需承担的民事责任。期望通过对法定救助义务条款拟制的法律责任予以界定,有助于受损利益的恢复以及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这是法定救助义务条款顺利适用的必由之路。

民政部门采集指纹是否侵犯被救助者的隐私权?

为了避免重复救助,有效防止某些被救助人假冒身份获取救助金,民政部门提出,在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时,借鉴刑侦部门的做法,采用高科技的指纹采集技术,对被救助人的身份进行鉴别.这种做法固然有效,可是,随之而来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这种指纹采集是否有侵犯公民隐私权的嫌疑?或者说,如果当事人不愿提供自己的指纹时,民政部门能否对其实行强制呢?

跌倒老人讹诈救助者事件中的政府职能缺失

"乐于助人"、"尊老爱幼"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每个人都应继承和发扬的优良品质。然而,近几年频发的跌倒老人讹诈救助者事件着实让人感到心寒,甚至出现路人为救助者拍照作证据的尴尬局面。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从中也能体现政府职能的缺失。跌倒老人讹诈救助者,不仅损害他人利益,更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因此我们希望找回信任,找回温暖,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见义勇为者能否要求被救助者给予补偿?——无因管理

2005年7月1日,林凡与同学一起到河里游泳。当古文辉滑入深水处并开始呼救时,林凡立即跳入水中,游到古文辉身边并用力将其往河边浅水处推。最后古文辉获救了,而林凡却因体力不支被河水冲走。林凡的父母处理完孩子的后事后,要求古文辉的父母确认林凡见义勇为的事实。可这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于是林凡父母诉至法院,要求古文辉的法定代理人古春山、刘招秀给予补偿人民币3.2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林凡是在实施救助的过程中溺水死亡的,应视为无因管理他人事务的行为,受益人应依法予以补偿。因受益人古文辉是未成年人,所以应由古文辉的法定代理人古春山、刘招秀对林凡的父母依法承担适当的经济补偿责任。同年11月,寻乌县人民法院对林凡见义勇为事件做出判决,判决古文辉的法定代理人古春山、刘招秀补偿林凡的父母人民币8000元。

疯狂大救援——天津无肛女婴救助者自述

生命的奇迹,永远不是我们所谓的"理性"能够度量的。在小希望生命濒危的每一个关键细节,都出现了神奇的转折。而这背后推力,如今细想起来,是从每个人心窝里迸发出的善良与爱,因共同的指向,凝结成无数个不可能的巧合,最后汇聚成了可以战胜死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