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学术”纠偏救弊论及其思想史意义——王元化到底反思什么

王元化作为一个文化思想史家弃世而去已经六年了,但学界对他的"思想—学术"信念之回应,却是如此之寂寥——但文化思想史的轨迹,是绝不会绕开王元化的。"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之崇高箴言,是王元化在当代社会纠偏救弊的艰难成果。有识之士只有在追踪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之后,才能进入这个平凡而深刻的"匡时"世界中去。王元化所忧虑者,正是这种精神无根、六神无主的"癫癫狂狂"之态势对人类崇高思想——严肃学问的一种戏谑与挑战。态势仅是热烈的现象,而深层根源却是令人战栗的虚无弊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需要认真考究者,正是隐没在此等"现象"之后的文化深层弊端。王元化选择"反思"之路,首先迈步跨入中国当代思想史之荆棘领域,实是一大胆识与开拓。

王士祯诗学的“救弊”思想内核

中国文学史上大凡一代文宗,总要表现出一种"救弊"的气魄和作为。王士祯正是以"神韵说"作为"救弊"的旗帜和神器,来"救"时风的"轻浮"和"虚空",即以王孟之神韵来"救"诗歌的写实品格,"救"以文为诗的直露而质木的崇宋诗风。"神韵说"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集大成产物,鼓倡含蓄空灵,超脱玄远,追求幽静淡泊的诗美,要求诗歌应有高妙的意境和天然的韵致。王士祯以"神韵"来"救弊"的思想,具有强烈的诗教功利的色彩。他对最能体现盛唐精神的诗风的欣赏和推崇,实际上就是要通过矫正一个时代的诗风,来改变一个时代的审美接受,以体现盛世的阅读需求和诗学主张。

“虚实”范畴的转换及对当代文化的救弊功效

"虚实"作为古代核心元范畴,充分体现传统美学和文艺批评的民族特色,它涵盖文学、绘画、书法、戏剧、音乐等领域,在世界、作家、文本和读者层面均有其涵义和表现。在当今很有深入挖掘和现代"转换"的必要。它具有浓郁的诗性特征和深厚的创作土壤,是文学实践经验的归纳,同时体现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它在作家创作、艺术手法及读者接受等方面,都对当今的文坛和文化有着一定的针砭作用。

“文心”探赜——在宋、齐、梁文章例析中落实刘勰的救弊主张

救文学之弊、去除"讹意",是《文心雕龙》立言的首要出发点。深入体会其救弊用心,首先需要明确刘勰所谓"讹"的含义,包括"伪"与"滥"两种倾向;其次,结合具体的文章,以《文心雕龙》之视角,观照所例举的宋齐梁之际的文章中的"讹"意所在。

黄宾虹画学的文化立场与“救弊”思想——以对“王画”的认识变迁为中心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传统文人画并未在“革‘王画’的命”的浪潮中消解,20世纪前期的中国画创作反而在传承传统文脉的同时有了新的拓展,让人重新思考与审视传统的范畴。该文以黄宾虹对“王画”的认识为中心线索,综观其理路构建,阐述其变迁的缘由,进而探明黄宾虹画学的文化立场,分析他的“救弊”思想,冀望对研究黄宾虹画学有所裨益。

“宗经”与“救弊”的文学史观之比较

《文心雕龙》是复古还是革新,历来颇存争议,然"宗经式"思维可见其主张。因此,若能找到"宗经"的述理脉络,了解刘勰"以复古为革新面向未来"的理论关切,就会明白其与文学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发展史观"生一弊救一弊"的"救弊观"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文以《文心雕龙》与《雪涛阁集序》为例,从宗经与通变的视角切入,对二者的文学史观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儒家经济伦理“救世补弊”方案的历史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思想领域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变,"礼崩乐坏",道德滑坡十分严重。先秦儒家学者抱着救世情怀,针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挖掘其经济根源,提出了一整套经济伦理"救世补弊"方案,其方案的涉及面和理论的覆盖面相当广泛。他们不仅从学理层面进行了理论设计,而且还从社会层面进行了社会整合的实践。作为当时士人理想的儒家经济伦理"救世补弊"方案,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先进文化,体现了那个时代士人的文化自觉,有着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至今发人深省。

以“学术嬗变虚实相救”之规律考察中国翻译思想的流变

文本尝试以中国传统学问所表现出的"学术嬗变虚实相救"之规律为视角,探索中国翻译思想的历史进程。据此,本文根据中国翻译思想之间的张力特征,将其历时性地为分五个阶段,就相邻阶段的关系、文化背景和总体走向做一番考察,以期从中国传统学问的角度为认知中国翻译思想史提供一些新见解。

论清代浙西词派之“词品”理论

嘉道以后,浙西词派开始提倡“词品”理论,其代表有郭麐、杨夔生、江顺诒以及姚燮、孙麟趾、陈文述等人。浙派的“词品”理论也得到浙派内部词人的普遍接受与认可。浙西词派的“词品”理论,重点在于阐述词的意境风格及填词笔法,是为“标妙境,写词心”。浙西词派发展到嘉道时期,以郭麐为代表的浙派词人,认为自成习套的弊端是浙西词派的后之学者未能“自得之要”“要之于正”,通过建构“词品”理论体系,旨在挽救浙西词派发展的弊端,推动了浙派词学的深入发展,体现了浙、常融通的趋势。

苏威政治思想及其晚节辩析

苏威政治思想和晚节 ,历来遭受众人指责和诋毁 ,由此苏威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和地位也常被抹杀。本文对苏威的政治思想和“晚节”予以较深入分析 ,认为“致君于尧舜之上”和“匡政救弊”是苏威政治思想的核心 ,苏威“情均众庶”

李济深与中山大学

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主任,从此军人出身的李济深与中山大学有了较多的关系。他在中山大学的校务发展、政治训育、学生培养、科学发展和教育理念等方面有诸多建言,也曾借中山大学之特殊地位表达政治见解。其间的活动既反映了李济深个人的社会教育主张,也有地方军政官员介入教育、引导教育的政治目的,更能反映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以及国共两党分裂后的政治走向。

论贞祐南渡视域下之诗风丕变

金室南渡作为金代诗歌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对南渡后士风的形成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与此相应,南渡诗人的心态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心态的改变进而又导致了对于南渡前尖新浮艳诗风的反拨与转变,从而使南渡后诗坛呈现出明显的清新刚健、不事雕琢的诗歌新貌。

论《野性的呼唤》对现代文明的反思

杰克·伦顿的小说《野性的呼唤》是一部经典的人类寓言,通过主角巴克的经历和归宿,展示人类在现代文明和社会中的碰撞与挣扎。通过对其整体把握,评析文本对现代文明现状进行的反思和对疗救时弊之道寻求的努力。

儒者·文人·遗民——金泽荣文章学的三个面相

韩末古文家金泽荣,因其集儒者、文人、遗民三者于一体的特殊身份,又有身处中、韩两国文坛的丰富经历,使其文章学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复杂面相。作为儒者、理学家,他辑录孔子论文之语,建构起“孔子文章学”,力倡“文与道一”,以之回击韩国理学家较为普遍的重道轻文观念;作为文人,他以正、伪二分法观照中国古文历史,指出当时中、韩两国古文创作均处于“伪”的历史时期,他有“救一代文弊”的强烈使命感;作为遗民,他在流亡中国后积极整理韩国文人别集、编选《丽韩十家文钞》,但在“存故国文献”的用心之外,亦有着与中国文坛争胜的微旨。金泽荣的文章学深刻体现出中韩两国近代文化的交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