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机构行使紧急救治权的法律风险分析及对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0条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0条是专门为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而制定的,旨在化解医疗机构的应急抢救权利与病患的知情同意权利之间的矛盾。鉴于相应法律法规的欠缺、组织结构的欠佳和体系的漏洞等问题,医疗机构在实施紧急救治的时候有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梳理和考察现行法中关于医疗机构紧急救治的相关规定,发现有必要优化相关法律条款及司法解释,建立健全以伦理委员会为核心的病例评价体系,完善医疗救助基金与保险制度,避免医务人员陷于“情与理”的困境。

紧急救治权的适用困境与纾解进路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0条首次明确了紧急救治权的触发条件,为司法审查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条件下医方救治侵权责任提供了制度支撑,但仍存在紧急救治权的主体存有争议、紧急情况界定模糊、不能取得患者或者近亲属意见界定不明、紧急救治权的责任规则未明确等适用困境,导致紧急救治权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比例原则的引入可以为紧急救治权的适用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将“三阶说”作为审查工具,按照“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的顺序对医方紧急救治行为进行审查,以此判定医方救治行为是否具备正当性、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医疗机构“紧急救治权”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本文根据当前法律法规中关于医疗机构"紧急救治权"的相关规定,分析了医疗机构行使"紧急救治权"的原因,以及紧急情况下的患者"不知情"或"知情不同意"以及医疗机构行使"紧急救治权"面临的风险。提出"紧急情况"的判定、"紧急救治"行为正当性与风险归属该如何应对的思路。建议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建立强制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完善"紧急救治"的医疗救济制度。

试论患者紧急救治权与知情同意权的冲突与化解

在医疗活动中紧急救治权与知情同意权的冲突现象有其产生的理论和现实根源,单纯地谴责医务人员不履行紧急救治的行为无助于冲突的解决。应从法律和伦理两方面入手诠释冲突产生的原因。完善相关法律的实施细则、明确特殊情况下医院及医务人员的权利与义务、规范知情同意书内容、规范医疗机构医学伦理的决策管理是避免及减少冲突的有效途径。

完善医疗机构强制救治权制度的法律思考

医疗法规的出台是建设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环节,但目前医疗法规的实践还面临着多方面的冲突。本文从患者的生命健康权角度出发,分析了患者行使权利的困境及现行部分医疗法律制度的缺陷,对完善医疗机构强制救治权制度进行了法律思考。

论紧急救治权与医疗欠费的矛盾及其对策

紧急救治权是我国卫生法规定的公民在患病急危时,有得到医师紧急抢救的权利。而在当前却存在日益增多的急诊欠费与紧急救治权之间发生矛盾的案例,严重妨害了患者的紧急救治权。如果仅依靠追究医师的法律责任来解决该矛盾,只是治表之策,而建立急诊欠费的补偿机制才是根本对策。因此,应当通过社会建立急诊"绿色通道"会员制度,医院共同参与建立"医疗欠费共担基金",政府建立紧急救治欠费补偿基金,聘请律师对恶意欠费依法追缴等对策保障患者紧急救治权。

患者代理知情同意权与紧急救治权冲突及化解

患者代理知情同意权与紧急救治权冲突,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代理知情同意权作为保障垂危患者生命健康权的措施不应被机械地执行,生命健康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基础,应得到法律强制力的保障,优先保障患者紧急救治权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应从完善法律制度建设,确定患者利益最大原则,建立健全评价机制,充分发挥伦理委员会职能,扩大知情同意代理人范围,回归医疗机构救死扶伤职能几个方面入手,去化解代理知情同意权与紧急救治权的冲突。

论自我决定权与紧急救治权的适用——关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探讨

为更好地规范我国医疗机构的管理,保障患者自我决定权与医疗机构紧急救治权的行使,基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立法原意与具体适用的冲突,从患者自我决定权、上位法原则、紧急救治权、救死扶伤四个角度出发,分析法条存在的问题,提出法条应明确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家属的意见必须是对患者有利的,才可在患者无法做出决定时成为决定性因素;在无法取得患者意见且患者近亲属的意见明显不利于患者,但医务人员认为有立即手术的紧迫性时,可以对患者进行紧急救治。

知情同意权与紧急救治权冲突的公众认知及态度研究

为了解患者知情同意权与紧急救治权冲突的公众认知及态度,随机抽样选取2696名公众,围绕“家属不签字,医院是否应当做抢救手术”这一典型困境,自行设计问卷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调查对象理解医院面临的“道德与制度”冲突困境,但男性、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患者及家属是医方沟通的重点对象;医方往往选择自我保护,最终患者权益受损;调查对象对医务人员的“两难选择”认知偏理性,部分认为应修改法律,避免医务人员困于“情与理”的窘境。当医务人员的行为符合伦理而与法律相悖时,不应仅仅强调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而应考虑有效的补救措施。

医疗机构行使紧急救治权之风险分析及建议——以《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条为切入点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这是关于抢救生命垂危患者紧急情况下知情同意的特殊规定,立法初衷是平衡医疗机构救死扶伤的职业同患者知情同意权之间的矛盾冲突,然而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机构不健全、制度缺失等情况下,医疗机构在行使紧急救治权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为此,建议:(一)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律解释;(二)建立健全相关机构,防范医疗风险;(三)建立医疗紧急救治保险制度。

论医院的紧急救治权——兼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

在患者处于危机情形时，医院根据法律规定对患者负有紧急救治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但是这种权利义务不得与患者自己对于治疗的决定权相冲突；在患者无法行使治疗决定权的情况下，医院的紧急救治权也不得与患者家属的治疗决定权相冲突。

论医疗机构紧急救治权之行使——以《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视角

医疗实践纷繁复杂且变化多样,医患纠纷总是不可避免地上演着。在患者及其近亲属享有知情同意权的同时赋予医疗机构紧急救治权,以缓和医患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无论是远在2007年北京朝阳医院的肖志军拒绝为难产妻子签字案,还是近在2017年的陕西榆林市孕妇跳楼案,10多年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更多的是患者近亲属的知情同意权与医疗机构紧急救治权之间尖锐的冲突,导致悲剧不断上演。对此,哪怕是几经打磨出台的《司法解释》也没能给出解决的办法。

认真贯彻《工伤保险条例》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国务院于 2 0 0 3年 4月 2 7日通过的《工伤保险条例》已于 2 0 0 4年 1月 1日起实施 ,这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尤其是保障遭受工伤的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的重要立法。由于立法在保障劳动者的救治权与经济补偿权、促进工伤预防与职业康复和分散用人单位风险等方面有所创新 ,因而必将对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及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 ,本刊组织了几篇相关文章 ,以配合《工伤保险条例》

新冠肺炎患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在权益保护研究日益广泛深入的后疫情时代,新冠肺炎患者权益保护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通过分析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权益保护的现状,阐述存在“生理性弱者”向“社会性弱者”滑坡的风险、不受歧视权的内涵有待落实延展、隐私权侵权责任主体的限定偏于狭窄等问题。从救治权、不受歧视权、隐私权等三个方面提出建立反歧视文化氛围、改革伦理关怀机制,发挥就业仲裁机构作用、构建就业风险评估制度,实施多元保护举措、扩大侵犯隐私权惩处范围的建议,为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权益保护提供参考。

强制医疗关系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强制医疗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 ,在强制治疗中 ,因医务人员违法、不当造成相对人患者身体、生命或精神损害的 ,国家应当负责赔偿 ;为有效避免强制医疗引起的感染风险 ,应为医护人员设立医疗风险特别责任险 ;患者享有法定的免费救治权。

论孕妇李丽云母子双亡案件的法律对策

孕妇李丽云母子双亡案件暴露了患者紧急救治权和知情同意权在特定情况下的冲突。该权利冲突使医师紧急救治面临法律困境。基于急危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会严重损害其生命健康权的事实,立法应明确急危患者救治中患者的紧急救治权优先于知情同意权,即医师在没有得到急危患者或者其亲属同意治疗的情况下,有权报请所在医疗机构负责人同意后实施紧急救治,同时立法也应明确紧急救治医疗费用政府保障制度以及紧急救治医师责任豁免制度以有效保障患者紧急救治权的优先实现。

试论“紧急情况”下医方告知义务的履行与豁免

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是其在医疗活动中的基本权利,由此衍生出医方的告知义务;医方告知义务的主体是医生,告知的对象是患者或者近亲属,告知内容是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和替代治疗方案。在患者生命垂危,本人已无法进行有效的意思表示时,医生应该对近亲属履行告知义务,近亲属的范围应以法律规定的人员为限,且应依据与患者亲缘关系的远近考虑顺序层级。如无法取得近亲属的意见时,应当立即报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负责人批准依法行使紧急救治权,紧急救治权的依法行使也是患者发生损害时医方法定的免责事由。

从榆林孕妇跳楼事件看患者的自主决定权

近年来,医患纠纷数量不断增加,医患关系紧张度持续不减,去年发生的榆林市孕妇跳楼事件再一次将医患纠纷的热度推向了一个高峰,案件的焦点聚集在了患者自主决定权的保护上。通过对患者自主决定权的论述,结合相关法律规范,分析患者行使自主决定权存在的问题,具体说明在实际情况中应当如何保障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患者自主决定权与相关权利的关系。

我国医疗知情同意制度实践中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医疗活动中的知情同意制度在主流西方国家已达成共识，运转成熟，是医疗过程中保障人权必不可少的制度。我国法律法规中此项制度制订晚，体系不成熟，且在实施中遭遇主客观方面的重重阻力。在主体、告知内容的规定、知情同意书、医疗紧急救治权和患者最佳利益原则冲突解决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