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C的版权侵权风险、救济困境与制度因应

科技进步呼唤版权保护机制更新。AIGC版权侵权的风险样态与特殊之处,要求基于版权法与侵权法的立法现状,明确版权侵权救济的制度困境,形成既鼓励科技创新又保护版权人权益双重价值立场下的制度因应。基于AIGC的技术特性与运行逻辑,在版权法中应确立“表达型”与“思想型”生成内容的类型区分,形成倾向于被侵权人的“接触+实质相似”规则体系,构建AIGC技术下新的合理使用规则;在侵权法中确立类型区分下的侵权责任主体判别机制,形成过错为主、无过错为辅的双重归责体系,建构“风险标准模式”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

跨国公司侵害的司法救济困境:投资仲裁作为补充机制的比较优势

作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环境及人权侵害(“跨国公司侵害”)的首要救济方式,母国诉讼对原告而言存在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层面的诸多障碍,而其优化受到司法主权领土属性的限制:国内层面,法院在跨国公司侵害救济中的能动立场受到行政分支制约;国际层面,母国法院管辖权扩张对东道国法治存在消极影响。上述问题的优化上限使母国诉讼难以独立化解跨国公司侵害的司法救济困境。对此,应将ISDS作为母国诉讼的补充机制。ISDS基于国家合意,不存在领土局限,具有突破母国诉讼优化上限的潜力。具体而言,管辖权方面,东道国可通过合同仲裁直接向投资者追责,或基于投资协定提起反请求,不受不方便法院等原则约束;法律适用方面,ISDS将海外子公司视为投资而忽视其人格独立,可将其侵害行为归责于母公司,且对国际法的适用相较于国内法院更为自由。此外,ISDS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还能减轻国际投资保护对东道国管制主权的钳制,从源头上减少跨国公司侵害。

体育运动引发环境侵权的救济困境与出路

体育运动引发的环境侵权是一种新型且频发的环境侵权类型,当前体育运动引发环境侵权所面临的救济困境来自现行环境侵权救济制度运行困难、该类侵权的特殊性导致难以获得充分救济以及相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启动难等问题。但造成救济困境的根源在于侵权责任法结果责任归责原则的局限性、环境侵权责任主体法律规制不足以及"环境"、"社会公共利益"相关概念不明晰等深层次原因。寻找体育运动引发环境侵权的救济出路应根据问题形成的机理有针对地寻找解决方案,可通过完善立法提供制度保障、改良司法程序破解司法救济阻碍以及善用社会力量以柔性手段拓展救济途径等方法妥善解决相关问题。

行政协议的司法救济

2015年5月1日修改后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已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行政协议的救济仍受行政诉讼单向性诉讼结构的限制,仍存在行政相对人违约时行政机关如何寻求救济等实务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行政协议的司法救济必须明确行政协议诉讼判决的适用情形,规范行政调解对行政协议的适用,确立非诉执行中的听证审查制度等,这些都有待于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司法程序的完善。

大规模侵权的概念

大规模侵权问题正成为理论研究热点。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大规模侵权的概念如何界定直接影响着讨论的思路。由于大规模侵权本身的描述性与模糊性特点,对其精准定义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妨碍学者间达成基本共识;由于大规模侵权不同于一般侵权的主要之处在于救济的困难,故学者们对于大规模侵权的研究着眼于救济视角。其中国家救济在各国都日益得到重视,因此,国家救济就成为大规模侵权研究的重要视角。在此视角下,讨论大规模侵权的概念以及相应的救济问题,既能突出重点,也合理区分了各种救济制度的功能,从而发挥体系的最大功效。

论我国行政性环境侵权的确立

近几年我国环境危机日渐凸显,环境侵权案件日益增多,侵权主体也愈发多元化。然而传统的环境侵权理论只是更多地将整治侵权主体的矛头指向污染企业,往往会忽略其他可能的侵权主体。讨论行政机关作为环境侵权主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分析我国行政侵权理论的现状和救济困境,通过剖析行政性环境侵权理论和救济困境的原因,明确行政性环境侵权的确立并提出完善救济途径的建议。

论药物的损害救济——以药物不良反应为视角

药物损害因其发生的原因不同分为合格药物因使用错误所造成的损害、缺陷药物导致损害、不良反应导致损害三类,其中不良反应导致损害的性质素有争议,责任不明。对于药物不良反应,在侵权法框架下以产品责任为由,请求损害赔偿难以成立,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药害救济制度,构建药物不良反应救济机制是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