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行为法统一救济论科学吗

侵权行为法统一救济论主张我国民法典不应规定物权请求权,而以侵权责任形式对物权加以保护,其理由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需要重新思考。

动机错误救济论——基于救济路径的比较法考察与借鉴

依据传统理论,动机错误一般是不予救济的,但是这个观点在近现代民法发展中遭遇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动机类型被纳入应予救济的范畴。然则,从动机错误救济路径上看,各国存在不小的差别。奉行法律行为理论的德国、日本在反思该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若干改良观点并形成了新的路径;而没有法律行为理论束缚的法国和美国则结合本国固有的制度和理论体系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救济规则。要在中国构建体系化的动机错误救济制度,梳理德、日相关理论的发展历程以及考察美、法的救济路径不无裨益。

职工民主管理权利救济论

我国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利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已得到全面确立,但在救济上还存在法律责任缺失、责任过轻、过于依赖行政以及提请救济诉求主体不具备充分合法性等问题。因此,应通过着力完备统一的法律责任体系和构建中立、便捷的仲裁制度以及建立企业委员会或职工委员会等措施,来对其加以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救济论述

一、建国初期社会救济体系构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时的社会救济主要是对弱势群体的救济。

《大清律例》关于人身损害的民法救济论析

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利形式。中国传统法律中常常用杀人偿命的方式解决人身损害的问题。本文试从另一个角度探讨《大清律例》关于人身损害的民法救济问题,即从人身损害的用途分析了《大清律例》中关于人身损害的民法救济的内容,从关于人身损害的所有法律规定及相应的处理手段探讨了其特点,从惩罚、补偿及赎罪等方面论述了民法救济的功能。

刑事诉讼程序救济论

有诉讼就有救济,刑事诉讼也不例外。依照诉讼救济的内容,刑事诉讼中的救济可以分为两部分:实体救济和程序救济。一般而论,所谓实体救济就是指对诉讼中存在的实体权益的救济。

中小投资者权益受损后的诉讼救济论

作为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中小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他们在市场中往往是分散的个体,处于弱势的地位。在法治的大环境下,作为对他们最强有力的救济手段,探讨证券民事诉讼的完善是有着深远意义的。

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

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是解决当前数字平台封禁行为的重要方式,既能维持现有符合市场特征的市场结构,又能将数字平台内部的网络效应外部化,允许市场竞争者公平共享网络效应产生的效率。通过降低市场进入壁垒恢复市场的有效竞争,避免用户、数据等价值要素聚集于少数数字平台。不论是作为反垄断事前监管措施,还是作为反垄断事后救济措施,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都有较好的适用基础和空间。结合我国目前肯定性调整方法规定不足的现实情况,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可能适用的情形也比较清晰,主要是针对数字平台既有反竞争性的互操作安排。实施时应当明确以基线标准作为实施的限度,严格秉持依法、审慎、积极和协同的理念。以公平原则、比例原则为义务设计的基本原则,对互操作义务的范围、标准以及监管等各方面内容予以科学设定。

法律调整视角下产教融合制度的执法与救济

产教融合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是促进产业部门与教育部门深度对接和合作过程中,以提高技术技能人才质量为目的,形成的政府、行业、企业、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客观上能为法律所调整。产教融合作为一种教育法律关系,教育行为(育人行为)作为产教融合关系的客体符合教育法律关系客体的特殊性本质特征,产教融合关系的复杂性符合教育法律关系的综合性特征,产教融合关系内容的权利义务集中体现产教融合教育关系的法律化,产教融合是反映职业教育规律的社会关系。为克服教育执法弱化的软肋,产教融合执法需实现主体专门化、程序固定化、结果公开化和监督主体多元化。要解决职业教育法律“软化”问题,其路径在于建立申诉制度以保障企业和学校的申诉权,以及明晰法律救济的具体程序,以保障学校和企业等主体的权益。

美国非专利实施主体禁令救济适用经验的梳解与借鉴

美国作为非专利实施主体的发源地,非专利实施主体禁令救济适用的司法案例与实证研究丰富。美国非专利实施主体禁令救济适用历程表明,产业主体是适用规则转向的重要驱动力量。禁令救济有着衡平法原则的回归,由一般适用向严格适用路径转向的趋势,一定程度起到对非专利实施主体的规制作用,同时也存在制度失灵风险。我国对非专利实施主体停止侵权救济的适用,原则上应保留其获得停止侵权救济的基本权利,遵循利益衡平原则,对当事人之间利益以及公共利益进行权衡;方法上宜采用一般适用为主,不予适用为例外的进路,通过设置考量要素进行要素测试分析,以决定是否以损害赔偿救济替代适用。

涉侨政策承诺不作为的法律识别与司法救济

《外商投资法》的出台使政策承诺完成了由政策向法律的转化过程并为定居国外的华侨留有适用空间。从学理上讲,政策承诺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行政管理目标,而依职权向不特定外商投资者或华侨作出单方书面承诺,若承诺条件成立则由其妥善履行承诺义务的行政行为。其内涵呈现出由抽象到具体的双层逻辑结构,并贯穿于不作为认定与司法救济的全部过程。其中,涉侨政策承诺不作为的成立需满足行政主体对华侨负有履诺义务、行政主体对华侨具有履诺能力、行政主体未对华侨妥当履诺三大要件。当华侨以不同诉请寻求救济时,法院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妥善分配举证责任,并结合要件内容依次对政策承诺的作出行为、华侨对此的“响应行为”和行政主体的履诺行为进行审查,最终依审查结果作出履行判决、确认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或驳回判决。

1948年平津高校师生拒绝美援救济品运动述论

拒绝美援救济品运动是1948年平津高校师生“反美扶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为了抗议美国驻华使节对中国学生的侮辱和威胁,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它之所以发生在平津地区,是因为美国中华救济团在平津实施的一项为学生补充营养的紧急救济计划,这使平津高校师生找到了维护尊严与维持生活之间的平衡点。当时所拒绝的美援救济品主要是美国中华救济团提供的作为学生营养补助品的鸡蛋和豆浆,而非维生必需品。这是平津高校师生在维护尊严与维持生活之间努力寻求平衡的一种无奈选择和抗争,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它反映了平津高校师生“不食嗟来之食”的骨气,收到了一定积极效果,是一项值得肯定的正义之举。

贸易救济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理

近年来,我国成为被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首要目标国,导致我国服务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受到一定阻碍。因此,在遭遇大量贸易救济案件后,我国也逐步通过利用贸易救济措施来促进本土服务业发展。目前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如何科学利用贸易救济措施保障我国服务业健康发展、增强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成为各方关注焦点。基于此,本文将实证分析贸易救济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理,旨在引导我国政府科学制定贸易救济措施、促进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救济对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依赖于研发强度的提高、高新技术设备的引入、外资的引进以及之前自身经营状况的稳定性。

行政裁决救济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安排

中国有关行政裁决救济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之中,呈现出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俱有、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等多种模式并存的立法现状。在理论上,学界亦相继提出“两者择一说”“两者合一说”“新型诉讼说”等多种方案。行政裁决救济有其特殊的内在机理,需回归行政裁决之本质,恪守基本的司法原理,并遵循司法最终解决、纠纷实质化解和便宜当事人三项原则。为此,较为科学和周全的制度安排应是,将“裁决结果”与“裁决行为”区分开来,采取严格的双轨制。当事人若对行政机关化解民事纠纷的“裁决结果”不服,应以民事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若对行政机关化解民事纠纷的“裁决行为”不服,如裁决人员出现违法渎职行为,应通过行政内部监督机制或纪检监察机制解决。

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侵权救济路径探究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基础得到了进一步丰富,但是与同为含有规制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比,两部法律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请求权基础并不相同,进而导致在个人信息保护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救济路径,不同救济路径的选择导致不同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这会对自然人选择何种救济路径保护其个人信息权益产生影响,一般情况下,当两部法律对案涉个人信息有相同或相似规定时,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相同或近似规定时,应优先适用对案涉个人信息有具体规定的法律,并结合立法目的、社会公共利益、行业与科技发展等因素综合考量是否有例外情况,属于个人信息保护纠纷的案件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此外,区分私密与非私密个人信息、区分案涉具体人格权是否具有个人信息性质等都会对法律规范的适用产生影响,是确定救济路径选择的关键条件。

自力救济视角下的治安信任探究

随着社会非正式控制力的减弱和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治安矛盾纠纷不断增多,给人们带来心理压力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社会安全隐患。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社会成员对治安保障的需求和期待,自力救济就会成为其解决纠纷的首选项。以自力救济现象为切入点,从道德和法律层面阐释分析治安与信任之间的联系,可以发现自力救济者与治安信任的动态转变影响着社会成员能否克服社会文化属性的焦虑并参与到社会治安的正向循环中来,进而协助政府排除社会治安风险,实现由和谐治安秩序的维护到治安信任的转变。对此,可从营造邻里文化氛围,夯实治安信任基础;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立警民和谐信任关系;整合社会治安信任资源,深化政务制度信任等方面探究符合我国治安现状的信任机制和对策。

行政一体化视角下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再检视

美国行政法上的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不仅指向行政复议前置,更确切的表述应当是穷尽行政程序。重新检视穷尽原则的经验意义,在于突破复议前置及其例外情形的传统认识框架,将关切点前移,使行政复议融入完整行政程序之中加以考察。由于行政复议内嵌于行政程序并与在先程序相扣而生,需要整全性地把握行政程序设置。美国穷尽原则和复议设置问题实际转化为以正当程序条款为底线,对行政决定的程序设置比照司法程序加以差异化对待。行政机关面对的与其说是行政复议司法化,毋宁说是行政程序的司法化问题,以及相伴而生的对于多角度化解纠纷的重视。

论我国不当解雇法律救济制度的困境与完善

不当解雇法律救济制度是我国劳动法律在劳动者解雇保护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我国《劳动合同法》第48条规定了不当解雇法律救济制度,但出于当前复杂的社会需要,仍存在不足之处,包括不当解雇法律救济方式的适用缺少灵活性、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执行困难、经济赔偿金计算方式欠缺合理性等。对此,我国劳动立法应当明确不同类型的不当解雇、在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法律规定中引入行为保全制度、建立与劳动者实际损失挂钩的赔偿金计算方式。

抗战后黄河归故救济善后再研究

1938年至1947年黄河的两次人为改道,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事件。以往对于抗战后黄河归故的学术研究,侧重于其中牵涉的政治权力斗争,而忽略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和技术性问题。本文拟利用国共双方的档案文件,发掘和讨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黄河归故以及内战问题上的立场和作用,进一步探讨黄河堵复的重要时间节点、国民政府关于此问题的决策机制和过程、解放区的救济渠道以及黄泛区的善后等问题。

古希腊的社会支持体系与城邦救济机制

古希腊的社会救济主要依靠社会支持体系、公共支持体系以及城邦救济机制,社会支持体系包括家庭支持与社会共同体支持,公共支持体系包括共地支持、自愿捐献和公共慈善,城邦救济机制包括国家薪金与工作救济等,构成一种以社会支持体系为基础,公共支持体系为依托,城邦救济机制为支撑的社会救济体系。正是上述社会支持体系、公共支持体系与城邦救济机制,使得古希腊虽然没有建立社会救济制度,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贫困,并为西欧社会的贫困治理奠定了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