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贵州救济院研究(1929-1944)

救济院是国民政府收容和救助老人、孤儿、残疾人等的机构。灾害与战争等致救济需求增加,促进贵州救济院创建,政府推动使其有所发展。地方政府参与救济院管理,拨款、发放义仓积谷助其开展工作,但款项不能满足需要,故田土租金、租谷、社会捐款、绝产、经营作坊等也是救济院重要的经费来源。国民政府时期贵州救济院救济了部分民众,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础教育、社会风尚发展,为经济增添了活力,稳固了后方支援了抗战,但仍存在很大局限。

民国时期荣县救济院运行机制研究

民国时期荣县救济院作为县一级基层救济机构,在收养、救济衰残老幼人员等方面承担着重要作用。由于各地救济院人员、经费及组织机构、名称等方面极不统一,中央政府及四川省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法令和制度,尝试开展救济院整理工作,荣县救济院依照法令进行整顿,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调整内设机构,各项日常工作得以有序开展。然而,虽然荣县救济院致力于救济事业的规范化,努力将各项法令和制度落到实处,作出了些许成绩,但由于经费保障不到位,加之时局动荡,荣县救济院难以进一步开拓救济院各项事业。

“教养兼施”的实践、成效与困境:民国浙江救济院研究(1928—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浙江省按照中央政令推行救济院建设。救济院建设深受近代以来兴起的"教养兼施"理念影响,在努力保障救助对象生活的基础上,还注重传授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以养成其自立精神和谋生能力,并注重对救助对象进行思想行为矫正。"教养兼施"的举措使得不少社会弱势群体得到救助,有助于培养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改善社会治安。但因经费保障能力不足和管理方面存在弊端,救济院仍存在机构设置不全、偏重院外救助、救助标准过低、强制惩戒色彩过强等局限,极大地影响了救助成效。这说明,社会救助问题的解决,并非理念进步和制度变革即可奏效,还需要经费保障能力和政府管理能力的提高作为保证。

改组与经营:民国时期的天津救济院

天津救济院从1929年变为官办救济机构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改组、扩充,增加院外救济,从硬件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软件上制定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到1937年前天津救济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救济院的改组与经营有着积极意义。首先,救济院采取积极的救济政策,教贫民以工艺,安排其未来,使之回归社会,为社会减轻了救助负担。其次,救济院制度性的建设也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不仅便于管理者管理,而且还有益于贫民的未来发展。

民国时期的贫女救济——以浙江省区救济院贫女习艺所为中心的考察

在民国时期弱势妇女的救济方面,学界已有的研究多是对救济娼妓的济良所和救济＂生活无依＂的下层妇女的妇女救济院、妇女习工厂等的研究,民国时期浙江省区救济院贫女习艺所的贫女救济既与上述救济机构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值得深入探究,但迄今尚未有专文对贫女习艺所进行阐述,故笔者不揣浅陋,在此作一初步考察,尚祈方家斧正。

救济院的资金来源探析——以锦州市救济院(1946—1948)为例

救济院的救济活动是社会救济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事业。而救济院能否正常开展进行救济活动的关键因素就是资金是否充足。救济院的资金究竟来源于哪里呢?本文以锦州市救济院(1946—1948)为例进行了研究。救济院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分别是:政府部门的补助、各慈善团体及个人的捐助以及救济院自营的一些收入。

官绅在天津救济院现代转型中的作用

在天津救济院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包括确立积极救济的主旨,把救济资金固定化,并积极把中央政令与地方实际相调适,确立民间力量为核心的董事会,负责全院监督、决策、审查、筹款等事务,从而完成由纯官办向民办公助的转型,体现了社会事业社会办的现代理念。

民国南京救济院社会救济述论(1927-1937)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着手整顿民间慈善机关,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政府救济机关——救济院,对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施与积极救助,以济民生。其中,1929年建立起来的首都南京市立救济院隶属南京社会局,积极组织对残老、婴幼儿、孤儿、妇女、游民等社会人群的救助,在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和南京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民国十年的建设时期,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城市经济凋敝,加之国民党将主要精力放在国防建设及与异党的角力之上,造成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其有限的救济力量与巨大的社会救济需求相较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法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救助效果。

试论民国时期昆山的慈善事业——以昆山县救济院为中心

民国时期,昆山县灾害频发,战乱连年,灾民遍地,农民生活困苦不堪,鳏寡孤独老者流离失所。1928年,昆山县政府在原有的民间慈善组织基础上成立了昆山县救济院,通过举办灾情救济、施粥、施衣、施药、施棺、掩埋、代葬、修桥、铺路、义渡等一系列慈善活动,对孤老病残及弃婴实施救济。昆山县救济院在昆山县慈善界中起了核心作用,这对稳定昆山地方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有限的慈善救助与巨大的救助需求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

民国首都实验救济院研究（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善后救济工作，恢复社会基本秩序。还都南京之后，国民政府社会部成立首都实验救济院。该院具备科学的组织结构、拥有完善的救济设施，并利用先进的救济理念开展工作，对民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以及首都周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内战的爆发，国民党政权将主要精力放在与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上，造成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凋敝，社会部及首都实验救济院力不从心，其有限的救济力量满足不了巨大的社会救济需求，无法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救济目标和效果。

民国时期北平救济院初探

北平救济院是民国时期北平市重要的政府社会救济机关,它旨在为鳏寡孤独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救助与帮扶,也对社会失足人员进行再教育,具有社会救助与再教育的双重意义。北平救济院的发展虽受到民国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其在最大程度上为构建民国时期北平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与稳定北平市的社会秩序起到一定的作用,其影响之大,至今仍出现在北京老一辈人的历史记忆里。北平救济院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社会的弱势群体进行救助?

民国贵阳实验救济院述论

民国贵阳实验救济院系清季“资善堂”演变而来,在救济上颇有影响。实践中贵阳实验救济院立足“教养兼施”理念,院内教养与院外救济并行,救济取得一定成效。但其内部存在经费困难、管理失序等局限,效果也参差不齐。最终的崩溃实质上是社会失序、经费缺乏、管理不善与政治变动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同时认为欠发达地区的社会救济需要在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充实经费、改善管理,而若不能解决结构性社会贫困问题,社会救济难免杯水车薪。

抗战胜利后保定救济院的改组与发展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事业发展。善后救济工作结束之际,河北省政府社会处成立保定救济院,办理地方社会救济事业。保定救济院作为统筹地方各公私立救济设施的机构,救济对象以妇婴、难童等弱势群体为中心,在救济过程中注重教养兼施、积极自救等理念,相继建立董事会、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现代化管理制度,对稳定保定地区社会秩序、发展社会救济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并没有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最终导致救济院没有发挥出最大功效,无力承担救济社会的重任。

从三善堂到救济院:近代昆山慈善事业的变迁与转型

昆山救济院是民国时期昆山慈善事业的主要实施者,在动荡不安的近代社会中,维系着昆山的民生需求和社会稳定。昆山救济院是晚清昆山邑人创建的三善堂——敦善堂、普育堂、清节堂,适应民国社会风云变幻的产物。三善堂归并后改称"慈善局",慈善局遵照1928年政府令改组为"救济院"。昆山慈善事业从三善堂到救济院的变迁过程,正是传统慈善事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民国时期察哈尔省立救济院透视

察哈尔省立救济院是民国时期张家口地区重要的官方救济机关,设有养老残废所、施医所、贫民收容所与孤儿所等机构,收容救济贫民,并对他们实行再教育,贯彻教养兼施的理念。省立救济院的存在不仅带动张家口地区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在推动地方医疗卫生与戏曲发展上也发挥了作用。

抗战前广州救济院之初步研究(1933-1937年)

广州救济院成立于1933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经过长时间的管理与运作已经初具规模。根据已有资料对广州救济院的成立背景、组织机构、经费来源、运作特征及成绩和困境进行阐述,最后进行反思,认为广州救济院的救济思想由单一的向贫民救济到要求贫民自我努力、自力更生,希望贫民由被动救济向自我解救的角色转变,这对今天救济贫困人群仍有所启示。此外,救济院在运作过程中通过对外输出产品以产生经济效益,并积极参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与服务,其自身的性质功能都发生了扩充、变化。

从慈善到公益:伦敦济贫改革与近代慈善救济院制度

16世纪中叶伦敦济贫改革是英国济贫改革的先驱,是政界、知识界与商界合力的结果,其主要成果是五所王室慈善救济院的建立与近代慈善救济院制度的初步形成。伦敦王室慈善救济院以政府主导和差别救济为标志,成为世俗政府化解社会问题、实现社会转型的有效工具。伦敦济贫改革的成功推动了地方城市甚至国家层面的济贫改革,为英国济贫制度从宗教慈善向世俗公益的全面转型开辟了道路。

天津救济院彻救制度改进述评(1929-1937)

彻底救济是天津救济院设立的宗旨。为达到这一目的,天津救济院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引入民间力量设立董事会,负责全院监督、决策、审查、筹款等事务,由完全官办转变为民办公助;同时,天津救济院以工读教育、因材施教为核心,以为院民谋出路为出发点,进行了多方位制度改进。这一过程所体现出来的"救济者"与"被救济者"人格平等的人文思想,是宝贵的思想财富。

披沙拣金:《保定市国家档案馆馆藏救济院档案》概况及学术价值

《保定市国家档案馆馆藏救济院档案》收录了近代保定全节堂、育婴堂及救济院等慈善机构的沿革演变与社会活动的原始档案。丛书收录的档案资料数量众多、内容丰赡、种类繁杂,具有原生态性、连续性、完整性等特点。丛书的面世有助于推动保定慈善事业史、华北慈善事业史及区域社会史的深入研究。

民国北平救济院收容妇女“悬像择配”之考察——以1935年北平市社会局档案为中心

民国时期,社会救济获得一定发展,一些传统的做法经过改良被延续下来,对贫困和失足妇女的救济从传统的官媒择配和善堂择配逐渐发展为"悬像择配"。1934年底北平的社会救济机构合并成立救济院,经费日绌,该院力促更多院女"悬像择配"。"悬像择配"有固定程序,救济院、北平社会局对请领人调查严格。请领人主要是一些小商人、店铺伙计、小地主、小工厂主。尽管表面看来,这一制度尊重妇女的意愿,体现婚姻自主,举办新式婚礼,甚至集体婚礼,符合当时新生活运动移风易俗的要求,但实际上请领人需要交纳膳食费和慈善捐,仍然含有买卖婚姻的因素,使妇女在婚姻上仍依然依附于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