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救济的体系整合

事后损害补偿转向事前预防成为跨界海洋环境损害救济体制的主要趋向。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和准予临时措施构成跨界海洋环境损害的预防性救济体系。然而,跨界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救济体系面临无法弥补损害的证成困难、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法义务模糊以及准予临时措施存在不确定性等困境。跨界海洋环境损害的国际争端印证了环境影响评价和准予临时措施互为参照的实践样态,进而表明跨界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救济体系具有融合的趋向。不仅如此,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与准予临时措施在适用前提、预防性属性以及制度价值上的相通性,为跨界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救济的体系关联性奠定了基础。在解构和重构语境下,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的衡平激发了跨界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救济体系整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即通过强化准予临时措施的制度价值、明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的启动门槛及其内容,以此来优化跨界海洋环境损害预防性救济体系。

我国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

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从制度类型来看通常被分为补救性救济体系和预防性救济体系。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生态环境民事立法还是该领域的司法实践明显存在"重补救性救济,轻预防性救济"特征。身处风险社会,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矫正不特定生态环境风险治理上明显存在结构性缺陷,其不能对不确定的生态环境致害风险予以周延救济。要补强该弱项,必须研究并遵循生态环境风险特质,科学构建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方能实现生态环境权益的有效救济。

生态环境损害预防与救济中的行政代履行:功能定位与规范调适

作为保障性行政行为中的间接强制执行,行政代履行在生态环境损害预防与救济中承担的功能为兜底和应急,并为成本回收提供依据。但在现行法框架下,它在生态环境损害预防中作为成本回收依据的功能遭到限缩,其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功能也在整体上受到削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源于司法权的不当扩张挤压了行政权的运行空间,另一方面则源于环境行政代履行有关条款的内生缺陷。要解决上述问题,应选择环境法典作为规范调适的载体,在其中限制司法手段的适用范围,将应急处置定性为行政代履行,明确行政代履行的内容包含生态环境修复。

试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自杀预防与救济机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面临着严重的自杀问题。由此,当时社会的一些有识之士和官方当局为控制和解决此社会问题纷纷从原因、方法、社会控制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防止自杀的意见和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实施了一些预防自杀的措施和对自杀未遂者进行具体的救济,从而在社会中初步构建了一个由官方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自杀预防和救济机制。

“公司僵局”的救济与预防——以成品油销售企业长期股权投资项目为例

分析了长期股权投资项目法律风险的表现形式、危害和救济措施,结合"公司僵局"的含义和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立足实际,从股权结构、公司章程、合资合同、痕迹管理、防止恶意诉讼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控建议。

我国冤案成因与预防救济——以张高平叔侄案为例

刑事冤案频发的背后,所暴露出的不仅仅是刑事司法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也从客观上反映了相关司法人员司法理念的严重缺失。要从根本上预防并杜绝这类案件的发生,必须设立严格的刑事司法认定标准并加强对应伸冤纠错机制的建立。

关于女性医护人员“性骚扰”预防救济机制的探索研究

目的:探索研究女性医护人员"性骚扰"的预防救济机制。方法:将本院387名女性医护人员作为调查对象,统计曾遭受到性骚扰的人数、骚扰群体、骚扰方式、医护人员应对方式。结果:本院女性医护人员遭受到性骚扰的人员比例为51.94%,实施性骚扰的主要群体为患者(62.68%)及患者陪护人员(58.21%),骚扰方式主要为语言性骚扰(74.63%),医护人员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为忽视(26.63%)、含蓄拒绝或离开(30.35%),而忽视、含蓄拒绝或离开应对后遭受到后续性骚扰的比例分别为98.15%、96.72%。结论:在临床工作中,约有50%的女性医护人员受到来自患者、患者陪护人员、探视人员、医院管理者的性骚扰,在遭遇到性骚扰后明确拒绝、寻求管理者帮助为女性医护人员性骚扰的有效解决办法。

专利法上的停止侵权救济探析

专利法上的停止侵权救济是针对被告未来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的预防性救济,其理由是被告极有可能在未来侵权。停止侵权与损害赔偿相比具有谦抑性,因此各国对专利诉讼上的停止侵权救济施以较大限制。我国法院把停止侵权救济当然化的做法,违背了停止侵权救济的本质要求,因此应加大对停止侵权救济的限制,比如规定把存在未来侵权可能性作为停止侵权救济的前提,并赋予法院适当的自由裁量权来拒绝停止侵权救济。

香港民事司法救济法论——以比较法为视角的研究

香港民事司法救济法是介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之间的“混合法” ,它是英美实体法和程序法尚不发达或尚未分化的产物。其特点是 :司法救济先于权利 ,申请司法救济权与司法权的实体合成与程序合成性。它有对人诉讼之救济与对物诉讼之救济、替代性救济与具体救济、中间救济与终局救济等类型 。

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式路径:何以可行与何以可为——兼谈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路径选择

气候变化议题司法化是大势所趋,亦是保障我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现实需要。当气候变化诉讼回归司法实践本位时,法学理论必须回应气候变化诉讼基于何种理论、具有何种价值意义、如何与已有相关领域的诉讼进行识别与契合。囿于气候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与涉及领域的广泛性,我国的气候变化诉讼呈现“公益诉讼主导、私益诉讼补充”的发展格局。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式路径是选择环境公益诉讼抑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自身特性以及现有的法律制度。基于“二诉”并存的现状,不应认为气候变化的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路径选择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取其益、剔去弊”,充分发挥“二诉”在气候治理中特有的价值与功能。此外,制定与完善应对气候变化专门性法律与相关性法律以及贯彻风险预防原则,构建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对于铺展气候变化诉讼的中国式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的现实困境与救济研究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了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但仅仅因为高空抛物肇事者不明,就让所有可能实施加害行为的建筑物使用人共同承担法律责任,其正当性未免令人质疑。可以考虑通过探索强化物业的安全保障义务、投保商业责任险和设立专项救助基金等方式,实现对高空抛物行为预防救济之目的。

环境污染侵权中预防性请求权的适用

我国《侵权责任法》为受害人提供了三种预防性救济措施,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的重心是弥补已经发生的侵害,预防可能发生的侵害。损害赔偿的重心是赔偿已经发生的损害。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争议较大。国内法学界认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都是无过错责任。而发生实际损害不是无过错责任的认定前提。

我国环境禁止令的功能缺失与制度完善

我国环境禁止令制度是当前禁令本土化的特殊表现,但面临着适用率畸低的制度虚置风险。制度成因是行为保全框架下的环境禁止令对实体权利救济关注不足,无法满足环境预防性保护的功能需求。我国环境预防性救济机制尚不完整,环境私益的保障强度不足。本文建议,应明确我国环境禁令的应然司法功能和社会功能。以完善环境禁令制度为依托,建立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风险预防性环境侵害救济机制。在公私法领域完善实体法依据并将环境禁令制度纳入民事诉讼法的特别程序。强化禁令适用中的法院职权,建立行政与司法衔接配合的执行保障机制。

环境污染预防性民事救济机制的逻辑进路与规范适用

环境风险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与潜在致害性,环境污染的风险属性决定了仅仅依赖以损害赔偿为中心而建立的事后救济模式存在制度缺陷。在风险社会语境下,探究预防性环境民事救济机制的应然构造契合绿色法治发展的客观需求,有助于实现环境风险预防的功能价值。环境污染预防性民事救济机制的适用需要满足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损害发生存在现实危险性以及因果关系要件。在规范层面,应当运用容忍限度理论对环境侵害行为的违法性进行实质判断和价值评价。针对“重大风险”的司法认定体现了科学认知与利益衡量的交织相错,是一种综合性的法律判断,而不能简单依附于行政判断。聚焦环境污染危害健康的特质,围绕人格权禁令构建预防性环境私益救济的程序保障机制,能够有效制止和预防侵害人格权的环境违法行为。作为人格权禁令的特殊形式,环境保护禁止令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得到广泛适用。

从知识产权保护的临时禁令到行为保全制度的构建

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临时禁令"制度,具有制度创新的示范效应。但这种立法体例也使人很容易对这一制度的性质产生误解,即简单地把临时禁令视为受害人的一项实体请求权,而忽视其属于行为保全制度的程序法特性。从司法实践来看,知识产权的禁令制度适用效果较好,随着从事后损害赔偿救济向事前防范方向转变的法律理念的发展,行为保全制度适用的需求已超出了现有立法设定的范围,因此将其上升为普遍适用的程序制度既是立法完善的需要也是保护当事人利益的必然结果。

论双碳目标的法治进路——以气候变化诉讼为视角

我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尚未专门立法用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有学者主张将中国的大气污染公益诉讼转化为气候变化诉讼,但这恰恰混淆了两种制度间的差异,也是气候变化诉讼在我国如何确立所面临的挑战基点。在解决温室气体能否被视为污染物而加以管控的核心问题之后,通过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提供法律依据,形成“软硬法共治”的模式,再通过构建预防性救济体系,减少与现有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间可能出现的抵牾情形,以司法实践促进国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与法律,为我国气候变化诉讼的发展寻求进路的同时保障双碳目标的实现。

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禁止判决——兼析《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

我国行政诉讼禁止判决作为预防性权利救济之重要方式,首先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之确立,是我国行政救济体系之重大理论革新。但从该判决本身及其相关配套制度建构层面而言,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禁止判决尚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明确禁止判决的适用条件、限定禁止判决的适用范围、拓展预防之诉的受案范围及增设临时禁止公开命令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被征地农民的婚姻家庭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被征地农民日益增多,出现了一系列与其相关的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问题,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为了营造和谐健康的社会风气,必须对农村被征地家庭存在的法律问题加以预防和解决。通过对被征地农民的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界定,分析农村被征地农民存在的婚姻家庭法律问题的危害后果和成因,提出解决被征地农民婚姻家庭法律问题的建议及具体措施,对相关问题的解决起到一定的参考价值,为营造和谐、文明、健康的农村社会风气做出贡献。

对确认不侵权之诉的探讨

在我国,知识产权权利人对权利的滥用引发了确认不侵权之诉的产生,它的效力有赖于对其性质的理解。确认不侵权之诉为知识产权外的其他领域提供了一种预防性救济的思路。但在扩大适用领域的同时,为遏制确认不侵权之诉被滥用,需要为其设置严格的起诉条件。

自动电文系统及其缔约的法律问题研究

自动电文系统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已在我国的电子商务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我国法律对此没有相关规定。2006年7月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填补了我国法律上的这一空白。根据该公约中的相关内容对自动电文系统及电子格式合同的性质、法律效力、风险的预防和救济等法律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