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肖普诗歌中异化的日常生活及其救赎

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歌多以日常生活为主题。诗人通过对生活空间和生活实践的细致描写,揭示现代化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异化。以毕肖普诗歌中呈现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结合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有助于探究诗歌中异化的日常生活及其救赎方式。毕肖普在诗歌中揭露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的种种虚伪与不公,并将艺术化的生活风格以及来自生活的梦境、想象与记忆作为可能救赎异化生活的途径。毕肖普在诗歌中塑造了一种崭新的理想生活秩序,试图重建现代人得以栖息的精神家园。

突围·救赎·反思:白薇女性主义创作论

白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湘籍女性作家,其独立且独特的女性意识体现在小说和戏剧创作中。白薇一生坎坷,磨难多艰,突围、救赎、解构与反思是白薇生命体验和创作历程的关键词。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往往能在新思潮的启蒙下挣脱封建家庭的牢笼,积极迈向寻求女性自我价值的道路。时代氛围、个人生命体验、写作追求就这样交织在白薇的创作生涯中,对其深入探讨将给予人们诸多启迪。

回忆与救赎——评《陶庵梦忆》

《陶庵梦忆》是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张岱所作。在《陶庵梦忆》中,张岱详细记述以往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细节,表达了对过往美好时光的爱和思念。回忆救赎了自我,也建构了主体,书中的记忆碎片,具有文化、文明、文学等多种价值,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善良的乡下人》中的二重身与现代救赎

美国南方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哥特色彩,她的小说《善良的乡下人》描述了哲学女博士哈尔加因残疾而引出的身份认同危机和精神困境。本文通过观察弗兰纳里·奥康纳在《善良的乡下人》一文中对“二重身”写作模式进行的特殊变形,分析现代个体身份认同的危机。弗兰纳里·奥康纳对以哈尔加和曼利·波恩特为中心的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替身关系做出了颠覆与还原的三次变动,勾勒出一幅框架式嵌套的“二重身”模式,从而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困境——虚无主义者和平庸化的现代基督徒大行其道,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二重身的出现暗示着主体陷入主观危机,弗兰纳里·奥康纳对人物的身份危机问题的刻画,反映出现代语境中个体的信仰失落与生存困境,以及她对精神救赎做出的独到思考。

语言的复活——《复活》中的救赎理想

托尔斯泰以其宗教观、道德观为指向,以社会性批判为内容,创作了小说《复活》。在《复活》中,语言除了剖析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表现托尔斯泰的理想愿景外,语言本身也是“复活”主题的一部分——聂赫留朵夫与玛斯洛娃的语言正是其精神“复活”的象征。分析聂赫留朵夫与玛斯洛娃的语言转变,揭示托尔斯泰借助语言展现小说“复活”进程与救赎理想的结构,从而真正认识悔、赎罪与复活。

论《紫色》中黑人女性的自我救赎

小说《紫色》讲述了黑人女性西丽从悲惨命运中挣脱出来,并实现人格独立的自我救赎之旅。种族与性别的压迫使得黑人女性的自我被埋没,而思想与经济的独立是黑人女性找回自我的前提与保障。在成长领路人的引导下唤醒自我意识,进行反击。在反击之后的和解不是懦弱服软,而是思想与肉体解放后达成的灵魂自由。

精神困境、人性救赎与叙事革新:论迟子建《烟火漫卷》的救赎书写

迟子建的《烟火漫卷》是一部深度挖掘人性与叩问灵魂的救赎作品。该作以个体的精神困境反映了道德滑坡、生态破坏与传统精神文明衰颓三个方面的问题,通过罪感人物的“自救”与“渡人”,提供了人性救赎与复归的可能。与迟子建以往的救赎作品相比,《烟火漫卷》在主题呈现、对话形式、叙事技巧和救赎方式等层面皆取得了叙事革新。这不但促使迟子建的救赎书写更臻于完善,而且该作也因此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成为当代救赎文学不可或缺的范本。

寻找和救赎:冯北仲小说的文化隐喻与精神象征——以《去往迪拜的路上》为中心

冯北仲的小说聚焦高校知识分子的爱情、生活、事业和价值追求的现实诠释,透过生命的表层直入人类精神的深层进行反思和追问。以小说《去往迪拜的路上》为中心分析冯北仲小说的内容和人物,可以逐层揭示其创作的深刻内涵和独有品格。首先,以物象隐喻文化的反思以及人物的复杂性格和精神困顿。其次,以人物的内心冲突增进隐喻的文化内涵并揭示人性暗流与精神困境。再者,运用多重物象的文化隐喻加强人物心理的矛盾冲突及精神出路的找寻。最后,以多维叙事视角展现人物灵魂的觉醒以及精神救赎。在小说《去往迪拜的路上》中,作家通过对隐喻和象征两种艺术手法的熟练运用,在巧妙的结构设计和时空转换中,完成了繁复曲折的小说叙事,揭示了主人公云雀特殊性格的成因与具有普适性的人生哲学。

隐蔽的上帝:景观社会救赎的尝试

戈德曼和德波对工具理性造成的人性失落和社会幻象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分别在《隐蔽的上帝》和《景观社会》中阐释了悲剧人理论,景观社会是一个真实的“伪在”,试图唤醒民众,用“打赌”上帝存在的方式隐喻救赎的希望还在,试图帮助人类打破景观社会的幻境,完成救赎的使命。

复魅与救赎:阿多诺艺术观中谜语特质的美学旨归

在“文化工业”的冲击下,艺术的自律性遭到重创,艺术品亦失去“灵晕”。面对被资本主义利益充斥着的现代社会,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试图通过强调“谜语特质”来构建起审美乌托邦,以期拯救日益沉沦的社会和艺术。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对“谜语特质”做了详细阐释,他认为,艺术向来犹如瞬息万变的星丛,正如“谜语”一般,其解读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这一特质正有利于打破同一性的构建。作为艺术真理载体的谜语特质,其否定辩证的内在逻辑能够彰显艺术的真理性内涵,象征着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因此,带有“谜语特质”的艺术品最终将实现复魅,恢复真理,走向救赎,成为拯救现状的一条美学途径。

论《诚实的小偷》中穷人的堕落与自我救赎

文章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诚实的小偷》为例,通过解析作品中一系列社会底层“穷人”形象的深层含义及悲剧的成因——社会环境与人自身“选择”的痛苦闭环,发现陀氏对人本身的高度关注,揭示生存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及激发人性中善与恶的强大作用。

《等待戈多》的反讽表达及救赎主题研究

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两幕悲喜剧《等待戈多》诠释了一个“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的悲剧,剧中两个老流浪汉“狄狄”和“戈戈”在乡间小路的土墩旁苦等“戈多”,却迟迟等不到“戈多”的到来,这场虚无、无尽、无望的等待暗含着生命的荒芜暗淡,表达了世界荒诞、人生痛苦的存在主义思想,这是“二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的绝望状态。反讽与救赎构成了《等待戈多》这部剧作作品的核心主题,文章围绕“戈多”这一被符号化的神化人物展开,分析了荒诞且没有结局的漫长等待循环,并透过作家“反讽”外衣深剖“救赎”内核,揭示“唯有自救”才是旨归的生存主题。

苦难与救赎——《悲惨世界》冉阿让的救赎之路

冉阿让的人生经历展现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罪犯,通过内心的道德觉醒和一系列自我牺牲,最终成为正义和仁慈的化身,展示了人性中善与恶的复杂性以及道德觉醒的可能性。《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形象不仅是雨果对苦难与救赎主题的深刻挖掘,也是对19世纪社会不公和人性复杂性的深刻评论。通过冉阿让的故事,雨果展示了人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能通过爱和牺牲找到救赎之路。

另一种精神救赎之旅——读《从生活到生活化课程》有感

此书分为上、下两册,是胡华园长创办中华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十几年来的一些实践与感悟。从2006年到2020年,胡华园长以叙事的言说方式将教师的专业成长、园本课程的探索与社会、文化、历史的情境交织,“深描”过去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以展现生活化课程在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重要阶段。

程邈:秦朝监狱里自我救赎的“肖申克”

秦朝的云阳监狱,一个其貌不扬的犯人落寞地望着窗外的明月,心想:难道我后半辈子就待在这个鬼地方了吗?怎样才能出去呢?越狱?根本不可能,抓回来就要被杀头。立功减刑?那要怎么立功呢?这个犯人曾经也是一名狱吏,做“办公室文员”的工作,经常抄抄写写,练就了一手好书法。可惜他性情耿直,不会溜须拍马,得罪了领导,被关进了云阳监狱。像他这样的小人物,即使死在监狱,也没人去管,他只能自我救赎。

《狗阵》:声名狼藉者的救赎之路

此时只有城内的疯子忙碌起来,他怀揣着赤峡镇所有门锁的钥匙,将所有动物一一放出。赤峡镇再次被填满,只是这次成了动物的王国,孔雀跃上了蒙尘的钢琴,老虎优雅地在街中散步,流浪狗们不再躲躲藏藏……

压迫、复仇与救赎:论《呼啸山庄》家宅空间的三重书写

《呼啸山庄》是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代表作。小说刻画了19世纪英国工业化背景下居住在呼啸山庄中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悲剧。本文旨在通过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下的“家宅”空间视角,结合福柯的“权力与身体”、科特的“个人私密空间”等理论,分析作为家宅的呼啸山庄的三次更迭变化,揭示艾米莉传达的反抗压迫、寻求灵魂救赎的人文思想。

解构亲密·精神游戏·自我救赎——浅析袁哲生小说的寂寞书写

袁哲生凭借对现实的细致观察与独到见解,实现了个人的寂寞书写。他从个体、代际与两性的视角,以解构亲密的方式,书写苦难的现实人生,并通过精神游戏的场域设置,展现自我、本我和超我,以此揭示个体生存的痛苦与寂寞。为实现自我的灵魂救赎,他还探寻了宗教和死亡两大出路。袁哲生的作品融合了个人经验与社会现状,表现了自身对现实人生的所思所感,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夹缝中的自我救赎——《荒原狼》中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矛盾

《荒原狼》从认识和分析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德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矛盾出发,到找到自我救赎的方法为止。黑塞用严厉的笔触将当代人的生活形态揭露出来,同时深刻分析内藏“荒原狼”的人的真实想法,这一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争议。但是,这部作品的意义不只在于批判,更在于探索和建构。黑塞本人的创作目的,实际上是通过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矛盾的分析,探索如何进行自我救赎,最终指向的是疗愈而非破坏。

在植树中实现自我救赎——《植树的牧羊人》文本细读

《植树的牧羊人》这篇小说中的高原如同牧羊人的内心世界,是牧羊人内心世界的精神投射。植树是牧羊人的自我救赎,是小说中“我”的自我救赎,也是作者让·乔诺的自我救赎。通过植树,荒芜的高原变成了一片沃土,而牧羊人也获得了幸福;经历战争洗礼的“我”在牧羊人植树中重获新生,实现救赎;而牧羊人是作者让·乔诺在文章中的另一个“自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植树是作者在文中种下的和平、幸福的种子,也是作者本人的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