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科举考试立法——敕、令、格、式

宋代科举取士重立法。《贡举条制》是科举考试法的总称,其下又有敕、令、格、式等细化管理。科举条制从宋初沿唐制,至真宗朝始制订本朝《科举条制》,由疏而密。科举条制历经仁宗《庆历贡举条制》,神宗《熙宁科举条制》,哲宗朝元祐、元符条制修订的反复,徽宗朝《政和新修贡士敕令格式》,南宋《绍兴重修贡士敕令格式》的五次改革。宋代仅存的丁度《贡举条式》反映了科举条制在实践中的不断变化。两宋科举敕、令、格、式的延续修订,反映出宋代朝廷重视建立科举考试法,目的在于公正、公平科举考试取士。这种追求与努力也是宋代科举制能延续至元、明、清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克尔西敕令》与西法兰克王国贵族领地世袭化探析

在加洛林时代,贵族领地事实上世袭继承的现象长期存在。秃头查理及其之前的加洛林君主在贵族领地世袭继承的问题上一直拥有决定性的权力,但在秃头查理崩逝后,加洛林王室衰微,在此问题上无法像此前那样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克尔西敕令》在贵族领地世袭化的问题上并不是一种开创性的突破,而是对于以往既成历史事实的一种承认,故而,不宜夸大它在贵族领地世袭化问题上的作用。

《敕赐景会寺重建碑记》校录及相关问题考证

地处青藏高原北缘、河西走廊中部、甘青交通要道的景会寺遗存有明代碑刻一通,是研究明代边镇治理及河西地区佛教活动的重要文献资料。文章对碑文重作释录,并就碑文撰写者赵锦、书丹者王继祖及寺庙建修者沙迦舍念、罗谷领真的生平事迹进行考证,同时对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活动情况略作申述,以彰显其在西北史地研究和地方文化资源挖掘利用等方面的价值。

盗寇、镇神与宗族:《嘉应庙敕牒碑》所见宋代江南市镇

《嘉应庙敕牒碑》是探讨宋代江南市镇的珍贵史料,通过分析碑文可知,盗寇、镇神与宗族是影响宋代江南市镇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市镇之所以易遭受盗寇劫掠,除了其市场繁荣、聚集大量富室大户外,还因为市镇官权力有限,市镇军事防卫力量薄弱。市镇塑造镇神,不仅可以起到凝聚市镇人心的作用,而且有整合市镇松散地域社会的效果。特别是对于镇民,在各种祭祀和求封活动中,强化了自身市镇居民的身份认同感。宗族大姓对市镇的贡献主要是协助监镇处理镇务,充当镇民与地方官员沟通的桥梁,以及对市镇基础设施进行建设。他们之所以积极参与市镇事务,除了基于自身身份地位而产生的“责任感”外,更重要的是想从这些“公益性”活动中获取更多的权势,以维护家族在市镇中的地位。

苏轼与北宋编敕

北宋时,敕是一种法律形式,编敕是一种立法活动。在宋太祖到宋徽宗期间,有过多次编敕,且编敕活动逐渐频繁,至宋神宗朝时达到高峰,但几乎全已散失。苏轼在状、札子等文中,存留了大量北宋编敕,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使用频率高、表现形式多样、涉及内容广泛。在实践中,苏轼针对海外贸易法令和执行中的乱象、五谷力胜税钱的征收、高丽使者买书的利害、轻罪重罚的做法等问题,熟练地运用北宋编敕,提出解决措施,体现出苏轼的法律素养和担当精神,也反映了苏轼的民本思想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以及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苏轼对北宋编敕亦有独到的见解。上述内容对北宋法制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经此苏轼亦做出了自己的法学贡献。

近代日本的纠偏实践与局限——以“第二个教育敕语案”为中心

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与翌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构成了近代日本天皇制的重要两翼。彰显“天皇神圣”思想和“忠君爱国”理念的《教育敕语》在日本社会的普及过程中被逐渐绝对化、极端化,在甲午战争期间更是掀起了极端国家主义的浪潮。战争期间成为第二届伊藤博文内阁文部大臣的西园寺公望,对此深感担忧。西园寺上任后积极主张文明化的教育方针,强调科学教育、女子教育、外语教育等,特别是主张“平常时”的道德教育,并试图颁布“第二个教育敕语”,倡导适应新时代的新道德。“第二个教育救语”计划因受到保守体制的打压和制约,同时也因未得到首相伊藤的支持而未能成功。然而这一纠偏实践却打破了“教育敕语”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为我们提示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其倡导的文明化教育方针虽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但也存在帝国主义的一面,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尽管如此,西园寺冒着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森有礼”的危险,试图纠正《教育敕语》弊端的主张和实践也为大正时期的民主运动,乃至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和铺垫,其重要意义亦不能否定。

乾隆帝颁发给西藏地方政府首领的敕书考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中保存了上百份用满、蒙、藏三种文字书写而成的敕令文书,该档案文献是清乾隆皇帝颁发给甘丹颇章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首领的敕书。其内容包括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官员之间的请安献礼、藏传佛教金瓶签制度、摄政制度、名号册封、藏传佛教寺庙熬茶布施与诵经祈福等五种类型,并且敕令文书的载体及形状、敕书书写风格、背景图纹等外在特征因其内容不同而风格迥异。通过对档案原件进行解读与分析,可以管窥当时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有关文书往来的内容与范式,对研究我国的边疆民族史、清政府的治藏策略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中国古代地方官署与民间诏敕文书专藏场所的地点位置和形制结构考述——以敕书之室为例

本文借助"E考据"的方法,通过收集整理古今文献,选择以"敕书"名室者为典型例案,按照敕体文书源流演变的线索,考证了敕书之室地点位置和形制结构的演变。唐代的敕书库和敕书楼散见于内地县治和边疆寺宇。北宋的敕书楼基本位于县治之内,地点位置应该沿革自唐代鼓角楼旧址,为复宇重楼结构,一般位于办公厅事之前,公宇大门之上。至南宋时,敕书楼逐渐被架阁库取代,仅部分县级官府保留,地点位置和形制结构应与北宋时相近。至明代时,敕书楼原址又改建为谯楼。由于官府内部机构改革和敕体地位的下降,明清敕书之室的建筑主体由北宋单一的地方政府演化为官方和民间并存,并逐渐以民间为主的结构。民间私修的敕书之室多置于富民和臣属私第、儒学、书院、庙宇祠堂等具有精神教化作用的私人建筑内部,规格呈现多样化,土木工程总体都比官修的敕书楼隆重。

新发现大运河碑刻《重修敕赐法雨禅寺碑记》

今在大运河畔衡水市景县北留智镇老君堂村发现清代嘉庆年间石碑一通,名曰《重修敕赐法雨禅寺碑记》。经查《景州志》和《德州志》,均不见著录该碑。今排比碑文可略补史志之缺憾。《重修敕赐法雨禅寺碑记》文字如下。

试论井上哲次郎对《教育敕语》解释的变化——以《敕语衍义》的三个版本为中心

1890年10月30日颁布的《教育敕语》确立了日本近代教育的基本方针,而井上哲次郎撰述的《敕语衍义》作为《教育敕语》的官方解释书,推动了《教育敕语》的理念普及到国民教育中。但随着日本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井上也不断对《敕语衍义》加以修订,从而刊行了1899年的《增订敕语衍义》与1942年的《释明教育敕语衍义》。通过比较分析三个版本,发现井上始终强调《教育敕语》中的道德德目并非儒教道德,而是日本固有之道德,并不断凸显日本国体的优越性。同时,他从重视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到否定个人的主体性,将个人的价值依附于国家目的的实现上。进而发现,井上的敕语解释逐渐演变为具有侵略性质的民族主义。而其思想的变化发展也反映出井上违背学者良心,服务日本对外扩展的现实。

浙东唐诗之路对日本汉诗集“敕撰三集”的影响研究

由六朝缙绅文化积累奠基而成的浙东唐诗之路,是一条将唐诗与自然风光、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浙东地域文化结合起来的文化遗产路线。六朝文化中的隐逸情结、诗酒风流飘洋过海,为数百年后的日本平安朝诗坛所向往和追求。留学浙东的日本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归国时带回大量珍贵的典籍资料,有利于浙东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对平安朝初期编纂的“敕撰三集”的诗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伽勒里乌斯宽容敕令”文本考--兼论“伽氏敕令”的历史地位

"伽氏敕令"是伽勒里乌斯(Calerius)、君士坦丁、李锡尼乌斯及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四位罗马皇帝于311年联合颁布的一则对基督教宣布宽容的法令。该法令的存世文本仅有拉克坦提乌斯的拉丁文本和尤西比乌斯的希腊文本两种。然而由于这两种文本之间的差异、该法令未及实施皇帝伽氏便逝于病疾和君士坦丁大帝一统帝国的影响及诸文人骚客对君氏的过多赞誉等原因,导致国内外学界普遍重视所谓的"米兰敕令",而对"伽氏敕令"的历史地位缺乏应有的关注。鉴于此,拟从"伽氏敕令"文本考察入手,辨析其存世文本的真伪,进而论述该敕令的历史地位,以期学界能对该敕令有一个更为客观、公正的认识。

宋代专门编敕机构——详定编敕所述论

详定编敕所是宋代“以删立法令”为主的一个机构,设立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历经了从详定编敕所到详定敕令所的演变。它由提举、同提举、详定官、删定官和一定数量的胥吏组成。通过对“宣敕”的删、润、编,进行编敕,并在立法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绩,在宋代立法链条上是散敕上升为一般法律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终端环节。

明代品官诰敕的文本书写——基于明代家谱所辑诰敕文本的考察

品官诰敕是明代诰敕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存世明代部分家谱集中辑录该类文献,有助于对其进行整理和宏观考察。明代品官诰敕可分为文官、武官封赠诰敕和追赠诰敕,文官封赠诰敕又可再分为本身、父祖、命妇三类。各类诰敕均有其独特的文本结构,以伦理规范为行文主线,呈现出重视历官政绩、隐恶扬善等特点。诰敕文书具有一定的书史功能,其文本同史志记载亦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性。但是,文本生成具有局限性,所书之“史”不够全面,亦未必皆为信史。因此对该类史料的运用,需采取去粗取精的态度,条别源流,并重视资料可信度的考订。

宋代全国性综合编敕纂修考

宋代全国性综合编敕计有《建隆编敕》至《重修淳敕令格式》１９部，加上内容重复的三部条法事类，宋代实际行用过的编敕则有２２部，这些编敕至迟在宋仁宗天圣编敕时已在编敕所进行，并形成一套制度，体例上从依照《刑统》的体例编修到按敕、令、格、式的分类编修。南宋孝宗时出现“条法事类”。附加项目的增多也表明了其体例的变化，其取材基本上是一定时期的“宣敕”，前一编敕可行用者，徽宗时的御笔、手诏。

论宋代律敕关系

《宋史·刑法志》说“律恒存乎敕之外” ,引起后人对律敕关系的争论。本文通过唐宋之际法律形式演变的考察 ,认为神宗“更目”后 ,敕均为“刑名敕” ,兼唐代之律 ,可以单独据以断罪。不再求助于律文 ,律也就存在于敕之外。法律系统从唐代的律、令、格、式系统逐渐演变成神宗更目后的律、敕、令、格、式系统。《宋刑统》在修改中行之两宋。律敕关系随着编敕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 ,神宗更目后 ,敕具有优先适用权 ,律与敕的关系是新法与旧律的关系 ,新法主要补旧律之不足 ,新法周旧律之未备 。

汉代“戒敕”体式考述

汉代"戒敕"体式,根据下达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通用戒敕,乃指"戒敕州部"而言,即令皇帝身边的刺史、司隶校尉等亲信直接将戒敕下达至地方,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实际操控权力。另一种情况则可归结为具体戒敕,即针对具体对象所下的戒敕。其体式大致分为三类:临时任命行赏、嘱咐交代的戒敕,篇幅短小,言简意赅;教诲训诫类戒敕,篇幅较长,往往情理相参,深入人心;敕责类戒敕,篇幅最长,并且极富皇帝的个性色彩。

“米兰敕令”新探

基督教史和西方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中,通常把"米兰敕令",即君士坦丁在取得"米尔维安桥"一役胜利后,于313年与当时东方皇帝李锡尼乌斯在米兰会晤时联合颁布的一个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的法令,视为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的标志性事件。然自19世纪末,随着德国学者O.西克否认"米兰敕令"存在说的提出,引发了20世纪以来关于该敕令是否真实存在这一问题的争论。时值所谓"米兰敕令"颁布1700年纪念日,从学术史回顾和文本解读入手,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该"敕令"的真实性问题,并阐释其历史地位,就显得很有必要和意义。

和约还是敕令——对色诺芬《希腊史》中所谓“大王和约”实质与译名的几点思考

从古希腊人对邦际关系的理解看,所谓"大王和约"不是一则和平条约。首先,该条约不是在对等条件下订立的,而是在波斯击败希腊诸邦后制定的,希腊诸邦并无任何发言权;其次,订立条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避免战争,争取和平,而是以实现波斯夺取领地、征收赋税的利益为目的;最后,条约订立后,并未实现和平,反而使希腊世界更加混乱无秩。人们将其译为"大王和约"一方面是受到色诺芬泛希腊主义历史观念影响,另一方面源于近现代古典学者将古典希腊理想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