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纠偏实践与局限——以“第二个教育敕语案”为中心

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与翌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构成了近代日本天皇制的重要两翼。彰显“天皇神圣”思想和“忠君爱国”理念的《教育敕语》在日本社会的普及过程中被逐渐绝对化、极端化,在甲午战争期间更是掀起了极端国家主义的浪潮。战争期间成为第二届伊藤博文内阁文部大臣的西园寺公望,对此深感担忧。西园寺上任后积极主张文明化的教育方针,强调科学教育、女子教育、外语教育等,特别是主张“平常时”的道德教育,并试图颁布“第二个教育敕语”,倡导适应新时代的新道德。“第二个教育敕语”计划因受到保守体制的打压和制约,同时也因未得到首相伊藤的支持而未能成功。然而这一纠偏实践却打破了“教育敕语”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为我们提示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其倡导的文明化教育方针虽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但也存在帝国主义的一面,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尽管如此,西园寺冒着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森有礼”的危险,试图纠正《教育敕语》弊端的主张和实践也为大正时期的民主运动,乃至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和铺垫,其重要意义亦不能否定。

《教育敕语》与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启示

《教育敕语》的颁布在日本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教育敕语》的颁布到二战结束为止,成为日本国民道德的基础和纲领,对日本社会和国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它起到了规定日本教育方向的教育基本法作用。因此,弄清楚它是如何产生的、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如何发挥其作用,对我们了解近代日本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教育敕语形成过程研究述要

1890年10月30日发布的教育敕语是日本明治政权表达自己教育理念的经典之作.其历史地位与关联度之高,在近代日本的诸多文件中是罕见其匹的.

日本战后《教育敕语》拥护论的思想逻辑

作为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核心的《教育敕语》自1948年废止后,日本朝野有关教育敕语问题的讨论从未消歇,而一直持续至今的歌颂和拥护《教育敕语》的言论与著作更是不胜枚举,从中也反映了战后保守思潮的一个侧面。无论是以《教育敕语》为"借镜"的道德纲领,还是为消解敕语不适合民主社会发展状况而对敕语进行的改写,抑或是对《教育敕语》进行的肯定性评价,无不透露出敕语拥护论者的思想逻辑——《教育敕语》仍然是铸就战后日本人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敕语拥护论者在"传统"与"民主"之间找到连接之处,那就是《教育敕语》中蕴含着"普世性"的价值,从而在思想上撇清了《教育敕语》的战争责任。

日本战后初期《教育敕语》的废止及其影响

战后日本有关《教育敕语》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歇,但至今"去教育敕语"几乎从未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这与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不彻底清算有着紧密关联。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教育敕语》存在的问题,不仅鼓吹它对整饬战后秩序所具备的有效性,而且强调《教育敕语》和《教育基本法》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日本政府对《教育敕语》的处理不仅没有葬送《教育敕语》,反而为"敕语"拥护论者肆意歪曲历史事实留下了余地,甚至衍生出错综复杂的问题。

试论井上哲次郎对《教育敕语》解释的变化——以《敕语衍义》的三个版本为中心

1890年10月30日颁布的《教育敕语》确立了日本近代教育的基本方针,而井上哲次郎撰述的《敕语衍义》作为《教育敕语》的官方解释书,推动了《教育敕语》的理念普及到国民教育中。但随着日本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井上也不断对《敕语衍义》加以修订,从而刊行了1899年的《增订敕语衍义》与1942年的《释明教育敕语衍义》。通过比较分析三个版本,发现井上始终强调《教育敕语》中的道德德目并非儒教道德,而是日本固有之道德,并不断凸显日本国体的优越性。同时,他从重视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到否定个人的主体性,将个人的价值依附于国家目的的实现上。进而发现,井上的敕语解释逐渐演变为具有侵略性质的民族主义。而其思想的变化发展也反映出井上违背学者良心,服务日本对外扩展的现实。

《教育敕语》及其对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影响

1890年10月,井上毅、元田永孚等人起草了《教育敕语》,并由明治天皇“下赐”给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和文相芳川显正。《教育敕语》所大肆宣扬的“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被视为日本天皇制国家的观念支柱之一。本文旨在探讨《教育敕语》颁布的历史背景、内涵及其对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影响。

《教育敕语》、国家主义与近代日本的反基督教运动

明治政府所颁布的《教育敕语》激起了日本的反基督教运动。在"国家主义"的强势话语下,日本的基督教运动陷入困境。深陷社会舆论批判之中的日本基督教会和学校一方面消除自身的"洋化"色彩以满足"本土"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则顺从政府的要求,维护国家的利益。日本的基督教会在祛除"外来"色彩,消解同"国家"冲突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性,并最终被卷入法西斯战争的漩涡。

《教育敕语》“复活”问题的背后

今年2月以来，森友学园“地价门”事件深刻搅动了日本政治。同时，森友学园的教育方针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旗下的大阪蟓本幼儿园要求儿童背诵《教育敕语》，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管窥“教育敕语”颁布后的日本道德教育——以《布氏道德学》为例

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作为天皇制国家的意识形态支柱,给日本近代教育的走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森有礼执掌文部省时期被作为德育教材使用的《布氏道德学》一书在"教育敕语"颁布后不久便遭批判。这些批判不仅揭露出"教育敕语"的内在机理,也反映出当时教育舆论界日渐形成的趋势,即所谓的"敕语精神"开始在舆论导向上赋予国粹主义的德育主张无可辩驳的政治正当性,也为其后来上升为主流话语提供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撑。

试论山县有朋策定《教育敕语》的意图

山县有朋(1838~1922年)和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一样,是继所谓'维新两卿'和'维新三杰'之后,创建日本近代国家的重要角色,其对日本近代历史的影响既广且深。另一方面,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不仅是近代日本教育的总方针,而且是近代日本国民精神的官定准则。'它的发表实可谓日本近代意识形态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而这一事件则是在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直接策划和有力推动下展开的。

试论《教育敕语》中的“奉公”精神

《教育敕语》是日本政府为了平息所谓的德育教育的混乱,于1890年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文件。其主要思想成为日本道德教育的轴心,得到积极的宣传和推广。特别是其中的'效忠天皇''义勇奉公'等思想在后来的日本殖民地教育中也被大加推崇,成为对殖民地人民思想奴化和劳动力掠夺的帮凶。本文将从《教育敕语》中的'奉公'一词的分析入手,以揭示其服务于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愚弄剥削民众的一面。

日本学校德育的历史与现状

日本学校德育的历史与现状金龙哲，徐冰一、《学制》与“修身科”１８６８年，以下级武士为主力的倒幕派推翻了统治日本长达２６０年之久的德川幕府政权，建立了明治政府。接着实现“废潘置县”格局，确立中央集权制政体，设立文部省，为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制度打下了基础。...

论学科与学科交叉

一、学科从哪里来学科、专业、课程、教材、教法、学法等全是我们从日本人那里学过来的东西。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对教育进行改革,其主要文件是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教育敕语》后来成为日本建立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现代教育制度最关键的一个文件,日本的教育从此走上了规范化、体制化、系统化的发展轨道。以医学为例,在西医进入日本之前,日本主要是汉医,也就是中国的中医。《教育敕语》颁布后,在短短的30余年时间里,日本的各个县都设立了医学院,并迅速构建了现代化的医学体系,培养了大量人才。这时,日本引入大量西方医学术语,如学科、专业、课程等与教育相关的专业词汇。日本引进专业术语后用所学的中文进行拼凑,这个现象在明治维新后表现为日语的大膨胀,出现了很多新词。甲午战争后,由于受经济条件限制,我国的青年学生纷纷选择赴日留学,形成了一股留学东洋浪潮。日本人把从西洋所学术语用中文词汇变成新的日语,国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又再次学习新日语,从而学习了所谓的新思想、新学制、新教育、新专业、新学科,继而搬回来成了我们的东西,学科一词便是这么来的。

试析“二战”前后期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的变化

历史证明,日本学校道德教育既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帮凶,又是日本当代经济和社会迅速进步的坚强柱石.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分水岭,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但又密切联系的发展时期,对日本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警惕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同时,也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明治时代日本基督教的悖谬

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全盘继承了德川幕府的禁教"祖法",后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取消禁教政策,日本基督教会迎来短暂的"小阳春"。然而,随着"文明开化"的退潮和《教育敕语》的公布,日本基督教再度遭受媒体和政府的打压,虽几经抗争,但最终转向全力支持政府对外侵略战争的"护国宗教",由主张泛爱的上帝子民沦落为专制天皇制国家的仆人。观照明治时代的政治文化生态变化曲线,可以发现明治日本基督教经历的跌宕起伏是由专制天皇制的国家需求决定的。此外,基督教人士先天信仰不足也是日本基督教会走向异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近代天皇制立宪主义成立的历史轨迹

明治二、三十年代,日本经移植、改造西方文物制度和价值观念,成立了以《帝国宪法》、《明治民法》和《教育敕语》为标志的近代天皇制立宪主义体制。由于这一体制从根本上规定着日本近代化的性格,因此有必要对其成立的历史过程及特点加以探讨。

中国近代伦理新学科生成中的日本因素

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学卓有成效。甲午战后,中日文化传播路径转为日本向中国的逆输入。清末伦理新课程设置、新教材编写和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生成都受到日本的重要影响,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学人亦参与其中表达了自身认识和选择,使清末伦理新教育具有中国特色。而新式伦理课程开设、新式伦理教材使用和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群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近代伦理新学科在清末的萌生,这一新学科的生成就是中西日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

井上毅教育思想述评

井上毅(1844-1895年)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在担任文部大臣期间,实行的教育改革涉及教育领域的诸多方面,对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和日本近代著名教育家森有礼一起成为“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创始者”。本文试就井上毅的教育思想做一全面的介绍和探析。 一 井上毅于1844年出生于日本熊本藩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幼年时即开始学习系统的儒家经典,受儒学影响很深。他所在的学堂虽然也以儒学为正统,但却具有自己独特的“实学”学风,注重朱子学的“存养省察,实践躬行”的学问观。这使井上毅形成了自己的实学态度和思考方式,对他教育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井上毅已步入青年时代。系统的儒学教育和“实学”学风的影响使他形成了“忠君爱国”和“崇尚实用”的观念,面对国家兴亡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