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与管理观点看法教义学的未来——通过实用教义学的AI化开拓理论教义学的新境界

不同于英美法系法教义学的事后—个案研究本质,大陆法系的事前—体系研究固有高度可预测性的维稳功能,但不仅在满足个案特殊情况期待的公平上较为不足,更因法律人投入资源之巨,使得原可保留做理论研究的人力受到挤压,以致形成长期失衡难以逆转的结构。对于没有法学传统,其法治的建构只能高度依赖系统性法制继受的国家,包括中国,其整体教义学研究的投入和产出可说同样偏弱,根本还谈不到实用与理论间的失衡。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发展,尤其源于其与法教义学近似的学习、生成方式,而有快速消化海量数据的能力,果能做好阶段性规划,包括法律教育与司法体制的重新部署,应可根本翻转大陆法系国家法教义学的失衡结构,或彻底改善其先天不足的处境,大陆法系背后的法治国理念,既都高度倚赖法教义学的支撑,国家应可适度扮演规划监督者的角色。

单位犯罪教义学的两个问题

刑法教义学体系中应区别自然人构建单位或法人的教义学理论。对法人进行制裁,应首先考虑三点:法人是否具有人格;法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法人是否具有独立承担刑事谴责的可能性。立足法制统一原则,从刑法与民商法的关系来看,刑法并没有确认某一主体人格的功能,在民法上承认法人具有人格,在刑法上也就不能否认法人不具有人格。单位人格的特殊性,实质上决定了对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不是其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而是其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弊端。组织体责任论的“内核”应采取规则组织体的观念,从合规的角度对单位进行分析,单位犯罪成立的判断流程设计应当在构成要件的适格性阶段进行。

生态文明建设下入侵物种罪的法教义学分析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加快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为保护以生物多样性为核心的生物安全,《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本罪的正确适用有赖于从法教义学层面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本罪的对象是外来入侵物种,应采取生态系统标准说,且应不限于主管部门已发布的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范围。本罪的构成行为表现为非法引进、释放和丢弃外来入侵物种三种行为类型。

法教义学方法与民法教学融合探析

法教义学方法对提高民法教学质量意义重大,但长久以来民法教学注重简单的知识传授,忽视了对学生理论素养和解决疑难案例能力的培养,将法教义学方法融合于民法教学存在困难。对此,我国民法教学亟需树立将教义学融合于民法教学的意识,并要求教师提高理论素养,增强法教义学功底,在日常教学中紧密结合《民法典》规定,深入剖析民法概念、让学生掌握法条内容、理解法律体系,用司法实践案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仅如此,考虑到教材是学生学习民法的启蒙资料,但我国目前大多数的民法教材只注重概念知识的讲解,而忽视了援引法条及讲解法律规范体系,应当在民法教科书中融合法教义学内容,提高民法教材质量。

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的正当性检视与教义学重塑——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切入点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代表的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宏观层面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中风险预防的内在逻辑,在中观层面契合我国“严而不厉”的刑法理念,在微观层面有利于化解司法解释立法化所引发的合法化危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刑法教义学不应是立法规定的简单背书,所有立法规定都应回归到教义学原理进行理性审视。当前刑事立法的扩张趋势可能会造成公民自由的不当限缩,从而使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刑法外部关系层面和刑法内部体系层面都面临正当性危机。为最大限度地协调个人权利保护与犯罪扩张化态势,必须对网络犯罪预防性刑法规制模式进行必要的限制。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进行概括性、宽泛性的宽松解释,而应采取类型化、限缩性的严格解释。将立法论中的适度扩张与解释论中的目的限缩结合起来,才能在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秩序的同时,遏制刑法过度扩张的趋势,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中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张力,实现网络时代刑法治理语境下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实践的刑法教义学反思及展望

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推动下,经过试点基层检察院的不断探索和创新,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对我国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发现企业合规广泛适用于大中小微型企业和轻罪重罪案件等本土化举措;另一方面也暴露合规不起诉有违刑法基本原则,进而危及刑事法治的问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法院参与刑事涉企合规的大背景下,必须为企业合规作为刑事激励措施的正当性提供刑法教义学根据。此时,就需要将合规案件的处理模式作为方法论课题,构建相应的单位犯罪论;在此基础上,将企业合规的出罪根据作为本体论课题,阐明其阻却犯罪成立的机制。

被害人教义学的理论基础、解释方法与内在逻辑

被害人教义学自其问世以来一直都存在着争议与质疑。批评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否定被害人教义学的正当性:被害人教义学曲解了辅助性原则的基本内涵、目的论限缩方法逾越了刑法规范核心语义范畴、被害人教义学实质上侵占了被害人的自由空间。事实上,将辅助性原则的内涵理解为包括被害人自我保护可能性在内的扩张性概念,既是从社会契约论以及刑罚权历史演变中得出的结果,也是当前预防刑法背景下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必然选择。目的论限缩原则的正当性源于对立法目的的忠实维护,被害人教义学作为目的论限缩方法,通过充分考虑刑法具体规范目的,并以犯罪行为的应罚性和需罚性为判断标准,能够实现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合理限缩。被害人教义学有其特定的适用场域,家长主义并不排斥公民自我保护,因而并未侵占被害人的自由空间;被害人教义学在尊重法益主体处分自由的基础上提升了其自治能力,促进了法益主体自由的实现。

企业合规不起诉:政策、教义与边界

新企业合规不起诉作为一项政策产物,能够将实质理性灌输到法教义体系,但同时应当受到法律规范基本原则的约束。从政策视角来看,我国企业犯罪的严峻形势、重打击轻预防的企业犯罪治理方式等现实因素,赋予了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改革的正当性。但该制度欲获取合法性,必须遵循包括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起诉法定原则等法治国原则。在此前提下,遵循刑事一体化的立法思路推动刑事法律规范的教义发展:一方面,将企业合规作为一项刑事责任减免事由在刑法中作出原则性规定,企业有效的事前合规体系能够阻却犯罪成立,而事后合规体系能够影响量刑;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篇中增设“企业合规案件诉讼程序”,规定合规考察包括附条件不起诉等若干程序机制,并审慎限定其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不能突破法律规范的原则底线。

行政协议范围的法教义学分析

行政协议作为行政机关实施职能的一种独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其内容必须要符合合宪性审查,以保障私权与公权之间的平衡。《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司法解释》不仅规定了行政协议的概念还创设了“兜底条款”,这就造成了行政协议范围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亦对实在法的稳定预期造成影响,在实践中还会为腐败滋生预留空间。因此,需要通过对行政协议的概念和本质内涵进行法教义学的意义阐释,提炼出符合合宪性审查和比例原则的认定标准,按照功能主义的进路和同类解释的进路,明确划定行政协议的范围。

法教义学视野下技术措施保护规则的刑民衔接路径

比较现行《著作权法》和《刑法》有关保护技术措施的规则可以发现,两者在保护的技术措施类型和规制的行为类型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刑民脱节”现象。运用法教义学方法填补法律漏洞、化解规范矛盾、完善法律体系对于构建技术措施保护规则的刑民衔接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将“浏览”解释为“读取”并未超出其可能含义的边界。任何对作品的数字化复制活动和对计算机软件的运行过程都必然会经过“读取”作品信息的阶段,该阶段可被视为对作品的“浏览”。因此,防复制措施和防运行措施可以被归入“用于防止、限制未经权利人许可浏览作品的有效技术、装置或部件”,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破坏”的本质是使事物失去应有效用,向公众提供规避手段可被视为对技术措施的“破坏”,因而可以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非法经营罪的教义学限缩

非法经营罪由于越权司法解释及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而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异化扩张,对其进行刑法教义学限缩具有现实紧迫性。非法经营罪的异化扩张主要表现为司法者混淆本罪与他罪客体界限,对罪状要素存在任意解释和扩大解释现象。非法经营罪异化的根源在于司法,而不在立法,司法者过度重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忽视自由保障功能,有悖罪刑法定原则,并且过度灵活的司法适用有滋生刑法工具主义之风险。刑法教义学的司法适用功能及立法促进功能为限缩本罪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对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的理解应遵循同质解释规则,并从体系解释的视角确立“明确罪名优先适用”的规则以解决法条竞合问题,在解释的过程中对立法进行体系内的反思,从而推动在立法上进一步限缩本罪的适用范围。

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法教义学阐释

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法教义学阐释是要厘清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在法律适用中内容属性、请求主体及效力顺位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内容属性方面,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是指购买商品房用于居住的消费者所享有的类似所有权人的地位,其权利结构呈复合型,即优先权、购房款债权和生存权的结合;在本质上是法定担保物权,并非是能够优先受偿的债权。在请求主体方面,其仅限于具有生存权益的商品房消费者享有,以房抵债受让人不在其中。在效力顺位方面,其效力不仅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亦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如此设置,不仅符合法律逻辑,也符合实践需要。

破产管理人涉环境污染事项处置职责之法教义学证成——兼评“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案”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案”中,法院将管理人的处置行为认定为“管理人全面履行涉环境污染事项处置职责,并将履职费用定性为破产费用”的裁判观点缺乏证成理由。经法教义学检验后可知,管理人处置危废物行为无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建立涵摄关系。但处置行为属于管理人全面履行涉环境污染事项处置职责,而处置职责可以与《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九项建立涵摄关系。在法教义学构造论上,管理人涉环境污染事项处置职责应是一种补充责任,而法院、债权人等主体可以要求管理人履行该职责。另外,法院将履职费用认定为破产费用的结论正确,但法律依据应为《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

类雇员——法制史、法教义学及法政治学上的思考

在发表《雇员概念及劳动法》(NZA 1997,569)这一基础理论性文章后,笔者又撰文对类雇员制度进行进一步探讨。从“类雇员”法律历史渊源到法教义学基础的长期发展最终形成该术语的定义。最后,笔者以相关法政治学上的思考作为结尾为本文画上句号。

浅论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的哲学考察

任何法学理论背后都有某种哲学作为其基础,因此法学争论可从哲学角度考察。从哲学角度看,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分别体现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倾向,这二者之争是近代哲学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在中国法学发展特定时空下的投射。

醉驾不起诉的教义学展开

我国已经步入了轻罪时代。在犯罪圈逐渐扩张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研究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不起诉问题。不起诉制度的活力应当进一步释放,从而将一部分醉驾案件在审前阶段得以分流,这不仅能节约司法资源,更能发挥出不起诉制度应有的犯罪治理功能。需要通过法教义学的方法对醉驾案件适用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特别不起诉等制度的条件进行拆解式分析,并参考典型案例对司法实践中醉驾案件不起诉的运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总结与对比,分析出四种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治理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相应的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具体而言,法定不起诉的标准应当统一和明确,酌定不起诉的自由裁量尺度应得到合理控制,存疑不起诉的完善需要司法机关和刑辩律师的共同努力。

酌定不起诉与非刑罚处罚的刑事教义学一体化解释

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本应由法院判决决定,但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却将这一权力赋予了检察机关在酌定不起诉程序中适用。这似乎违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关于宣判有罪的规定,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冲突,完全可以经过刑事法教义学的一体化解释方法将冲突化解。将两者放在功利主义视野下可以发现,非刑罚处罚是目的刑论的产物,而酌定不起诉程序则源于诉讼经济原则,二者同属功利主义法学,具备刑事法哲学的一致性,满足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产生实体正义结果的刑事法原理。相关反对意见对刑事法的基本概念理解有误,认为割裂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联系,难以发挥刑事一体化的真正功能,不应当被采纳。

刑法教义学概念考

刑法教义学俨然成为刑法中的显学,但多数学者只是随波逐流地使用该概念,却并不真正知晓何谓刑法教义学,其统治刑法学研究的原因何在。因此,通过刑法教义学文献的历史分析,准确厘定刑法教义学的概念源起、内涵发展和本质特征,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刑法教义学概念的明确提出实源起于法理学界,因“法教义学”之争论传导至刑法学界,进而产生“刑法教义学”,基本内涵亦是立足法理的解释方法。与此同时,随着刑法教义学的愈发兴盛,其概念外延逐渐扩大,从解释方法扩张到知识体系乃至指代刑法学学科,呈现出体系化的三阶段发展样态。而刑法教义学自诞生后,如此迅速统治了刑法学研究,肇因于当时刑法学者不满研究现状的主观价值需求和刑法教义学显然不同于其他刑法学研究的客观价值内容:以司法论为起始、以法条的不可批判性为根本、以严密体系性和形式逻辑性为表象的三大内核。

教义学上的拐杖及其舍弃——以性行为后果分担为例论《民法典》第1186条之法律适用

对《民法典》第1186条的解释适用应采“另起新篇”的视角,法条中的“法律的规定”并不包括第6条的公平原则的规定,也并非仅指有关法律后果的规定,而是指具备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的其他法律规定。《民法典》第1186条的制定相当于废止了原先的《侵权责任法》第24条,其自身无意义,删除亦无妨。《民法通则》第132条和《侵权责任法》第24条都是教义学上的拐杖,是在教义学双腿还不够有力时可供其依托的工具。《民法典》实施后,应当舍弃掉这根拐杖,在民法典相关具体制度背景下,就既往涉及公平责任一般规定的案型,重新思考定位。以男女双方自愿发生性行为后就流产等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分担问题为例,不妨在合伙、无因管理甚至共有制度视角下重新观察理解,以获致妥当的处理方案。由此,也可对体育运动中受伤的损失分担问题的解决给出有益的启示。

什么是“法政策学”?——兼论其与法教义学的关系

法政策是追求政策目标的法律规范,法政策学是研究法政策创制的学问。法政策学的学科共识或作业模型由“目的-手段”思维确定的三个步骤构成,即法政策目标的设定、法政策手段的选择、目标与手段的适配。但是,目前法政策学并不完全是交叉学科,而更多地表现为汇集在“作为政策手段的法律”这一主题下的问题集合。除了规范创制之外,法政策的表述在研究法律适用的法教义学中亦不罕见。法政策学以法政策考量的形式参与教义学体系的建构,在法学方法论中表现为目的论要素和后果论证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