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抛物罪“ 情节严重” 的教义学分析

高空抛物行为纷繁复杂,法益侵害性大小迥异,需对“情节严重”展开充分的教义学分析,合理确定行为的刑事可罚性边界。高空抛物罪属于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属于立法预设的类型性危险。“情节严重”属于构成要件之外的限制处罚范围之要素,不要求行为人对严重程度有主观认识。“情节严重”以是否扰乱公共秩序为标准进行判断,可从客观危险性和法益侵害性两个维度考察,客观危险性是客观层面的事实性判断,法益侵害性属于法律层面的规范评价。结合司法实践样态,“情节严重”的主要类型包括结果型、物品型、场所型、数量型和共犯型情节严重。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教义学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催收非法债务罪”是对当下高利贷、套路贷盛行,诱发一系列违法犯罪,扰乱金融秩序、侵犯当事人权益的针对性回应,体现了积极的刑法立法观。但其罪状规定不够清晰,内涵外延均不明确,需要进一步予以教义学分析,寻求司法限缩路径。“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债务性质、保护法益、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均需要准确把握和限定,避免轻罪设立带来的保护范围肆意扩大、司法实践任意裁量的负面效果,在打击老赖、维护债权人权益和维护公共秩序之间找到平衡点并维持法秩序的统一性。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客观要件的教义学分析

在前置法对甲类传染病作了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解释为甲类传染病,是实质入罪和反教义学化的表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实行行为上具有质和量的区别,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不可能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三类:违反医疗措施的行为,隐瞒流行病学史的行为,其他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行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本质上属于具体危险犯。公共卫生不属于公共安全,但可以借用公共安全的教义学理论来解释公共卫生的公共性。具体危险的判断不能采用客观危险说,而应采用偶然性说。具体危险不是客观的超过要素,而是故意的认识对象。

“足以型”故意高空抛物危险判定教义学分析——《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第5条评析

公共安全是安全感法益背后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足以型”故意高空抛物不具有独立成罪的充分理由,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其性质上属于适格犯,而不是具体危险犯。危险的判定需先确定判定的材料、判定的时间以及判定的标准,再结合故意高空抛物的核心要素进行判定,即危险必须具有公共安全指向性、危险结果的严重性必须考虑危险等级性以及危险必须具有高度盖然性。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教义学分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催收非法债务罪以回应社会关切,其保护的法益具有双重性,包括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非法债务中的高利贷应定义为年利率超过36%的债务。对于“情节严重”的相关认定标准,不宜过于严苛,无需达到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入罪标准。在主观上,该罪行为人只能是为了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而不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同时,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是并列的关系,不存在竞合的可能。

“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实证分析与理论重构——由行为属性说转向职务属性说

对于受贿罪之"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的认定,2016年《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兼采各种学说,尝试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但实证分析发现,这种"解释"及其背后的学说在客观上无助于受贿预防,主观上几乎被法官虚置。因此,应将研究路径转向教义分析,按照从受贿罪法益到受贿罪构成,再到谋利要件的进路,逐层递进地推导出谋利要件的内涵,使之由行为属性说转向职务属性说。职务属性说能有效回应各种理论争议。从立法论看,它有利于平息受贿罪法益的争议;从解释论看,它有利于消解受贿罪构成的内部冲突;从司法论看,它有利于反腐败司法实践。

基层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实证研究——以基层检察官惩戒体系构建为视角

2022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进一步明确了检察官在司法履职的过程中违反检察职责进入惩戒程序的一系列具体规定,此举标志着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和检察官惩戒制度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基层检察院作为检察工作的根基,常常面临着“案件多、人才少”致“薄”致“弱”的短板和硬伤,如何在“办案压力在基层”的现实情况下,以“专业追责+职业保障”的惩戒体系为抓手,实现转型升级和强基突围,就成为摆在现实面前的重大问题。构建基层检察官惩戒体系是基层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切口,通过剖析检察官惩戒制度的内部偏离和外部冲突,探索其矫正路径与调适思路,意在依托理论研判与实践反思,为检察官惩戒制度在基层实务中发挥应有作用提供方法和思路。

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的教义学分析

非法处置外来入侵物种的行为规制具有双重面向,即行政法层面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刑事法层面却鲜有案发。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国家没有出台关于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导致司法适用存在模糊。该罪法益应明确为国家对外来物种的管理制度以及国家的生态安全。因此,本罪的犯罪对象宜限定为有权部门发布的名录所列物种。犯罪客观行为中的引进行为应限缩解释为从境外引进,释放和丢弃行为应明确不作为犯和特殊行为的实质内涵。主观的罪过形式上应否定过失犯的成立,而仅肯定故意形态的犯罪。罪状中的情节严重应作违法性构成要件要素理解且仅包括客观要素。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行为的法律分析与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229条中增设了关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相关内容,是刑法规范层面保护英雄烈士名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确认。与行政处罚相比,从法益保护、前置法处罚力度不足、该类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等方面考察,刑法给予该类行为否定性评价实属必要。从法教义学着手,着重对本罪的行为手段进行解构,其行为手段包含侮辱、诽谤以及其他手段,“英雄烈士”的范围应为英雄和烈士并从形式和实质层面认定更为妥当,侵害“活着的英雄”名誉、荣誉行为仍会造成严重不法侵害,“活着的英雄”理当在本罪保护范围,勘定“情节严重”界限应从侵害手段的恶劣程度、侵害动机、侵害行为次数、造成损害后果进行考量,特定时间场所也是情节严重必须考虑的该当范围,本罪侵害手段无需具有公然性。针对本罪与寻衅滋事罪可能产生一定混淆的问题,从保护法益、行为手段、对象、处罚程度入手将两者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适用该项罪名。

无法解释的解释,难以证成的证成——舞剧《红色娘子军》判决理由解析

规范司法理论强调了法律规则、学说和教义对司法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对舞剧《红色娘子军》案判决的分析则展示,真实生活中的法官更多是具体制度环境中具体案件的能动者,法律只是法官面对的社会制度环境的一部分,制定法、教义和解释规则的恰当适用最终都必须通过法官的自我选择。尤其在常规刑事、民事以外的法律领域中,法官有相当大的裁量空间甚至选项去追求在他看来最好的却未必是法律要求的结果。这不仅凸显了法官独立裁判的必然,更强调了法官无可推卸的司法责任。

疫情防控中刑法规制的罪名竞合及法教义学分析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先后颁布,包括《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在具体适用中出现所涉及的相关罪名的冲突与竞合,以致造成司法认定、量刑公平上的一些难题。运用刑法竞合和法教义学的原理,尤其通过分析具体的法条关系,结合罪名竞合的具体分类,在原有包容关系或交叉关系“形式标准”的基础上,又推出了“法益被侵害的同一性和不法行为的包容性”的“实质标准”,较系统地阐述了“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相结合的具体方法与应用,以利于司法实践中对法律的正确适用。同时指出了在处理罪名冲突时对个别情况的处理,以及选择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时的一些特殊矛盾解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确定“法条竞合”时应考虑法益被侵犯及被包容的“程度”问题,以做到对“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相结合的最大弥补;二是在选择“想象竞合”时也要严格按照“处理想象竞合的三种特殊情况要求”进行限制,以做到最大程度地兼顾国家刑罚权的正确使用与充分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两者间的最终平衡。

扰乱法庭秩序罪修正的慎思与评价——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对法庭秩序罪作了重大修改,增加并细化了具体罪状。此罪具有地点时间的特定性、侵害法益的复杂性,但扰乱法庭正常审判活动秩序是核心要素。正确理解和适用此项罪名应当恪守严格解释的立场,明确该罪行为主体要件应为一般主体;细化行为具体时空条件,行为发生时间应当包含庭审准备阶段的行为;严格解释行为客体要件,"侮辱""诽谤"与刑法分则中的侮辱、诽谤罪应当具有相同含义,但是以网络方式实施的侮辱诽谤行为不应当包括在内。"威胁"并不是指一般性的恐吓,而是指以杀害、伤害、毁坏财物、毁坏名誉等相威胁,达到侵害法益紧迫危险的程度的行为。

智能船舶交通肇事所涉不法行为的刑法规制

智能船舶技术的发展与风险相伴而生,准确识别与提炼智能船舶交通运输风险,是对刑法视域下智能船舶交通肇事所涉不法行为进行类型化诠释的基本前提。面对智能船舶交通肇事所涉不法行为罪名适用争议、预见可能性判定障碍、结果回避可能性标准阙如造成的刑事追诉障碍,应诉诸于阶层犯罪论体系的理论分析工具。在违法性层面,除了运用刑法教义学理论探讨智能船舶交通肇事所涉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的争议外,还应将法益侵害结果的非实害性排除在以二元行为无价值论为内核的违法性之外;在有责性层面,结合个人预见可能性与结果回避可能性对行为人的出罪事由进行限定。

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法教义学分析

面对经济犯罪复杂情况和司法实践严峻形势,亟待对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理论展开法教义学研究和探讨。经济犯罪出罪事由是指在经济犯罪刑事司法活动中据以判定某一经济行为不认为是犯罪或不予刑事处罚的某种特定事由。根据不同的标准,经济犯罪出罪事由可以划分为基本类型、特有类型、抽象类型、程序类型以及其他类型等五种,并呈现出多样性、零散性、独特性和开放性等鲜明特征。当前,我国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司法适用现状并不理想,未能收到应有的出罪实效,急需发展与完善。

拒绝履行隔离义务的刑法规制——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教义学分析

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对拒绝履行隔离义务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探究,需要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与范围进行教义学分析。在罪与非罪的认定中,应当以"从严从重"的刑事政策为依据,适度扩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入罪范围。在此罪与彼罪的界定中,通过对犯罪故意的内涵修正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认识",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认定为故意的基础上,运用"拒绝履行隔离义务的疑似患者是否经过医疗机构确诊"的判断标准区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另外,疑似患者拒绝履行隔离义务的行为不能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构成犯罪的,只能根据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网络空间教唆自杀行为的法教义学分析

网络空间教唆自杀行为的不断蔓延会导致严重的危害结果,甚至衍生出其他犯罪行为,需要刑法对其加以规制。我国刑法对该行为没有明文规定的处理,通说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是该行为并不同于一般的教唆自杀行为,其教唆对象的不特定性、教唆行为的有组织性、侵害法益的多样性等特殊属性不容忽视。为探究该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应当对网络空间教唆自杀行为进行严密的法教义学分析,根据具体行为的不同类型、教唆对象是否特定以及所侵害的法益分别适用不同的刑法规范,并在分析现有刑法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其缺陷的基础上,提出设立网络空间教唆自杀罪等完善刑法的意见和建议。

我国特殊不起诉制度的审视与构想

从特殊不起诉制度的教义学分析入手,结合特殊不起诉制度的价值分析,从适用标准不明晰和救济制度缺失两方面对《刑事诉讼法》特殊不起诉制度进行审视,同时对我国特殊不起诉制度的完善提出构想,即明确适用条件和程序、扩大适用范围、完善相关的救济制度、完善被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的保护制度,以期对我国特殊不起诉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