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合一运动视阈下西里尔的“合性论”思想研究

亚历山大圣西里尔的“合性论”思想是“非卡尔西顿教派”的东方正教会与“卡尔西顿教派”的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在20世纪教会合一运动的对话中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议题,是双方分裂10多个世纪以来实现神学和解、重新走向联合的思想基础。本文在考察核心词汇“本性”与“本体”的含义和用法之后,将详细介绍“合一本性”与“合一本体”的神学内涵及两者的联系与区分,以便随后分析东方正教会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在“合性论”思想中实现神学和解的原因,而在最后部分,将探索性地探讨“合性论”基督论对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启示。

中国教会合一:历史·现实·未来

合一是中国教会的远象,也是中国历代基督徒不懈追求的目标之一。教会是上帝三一团契的完美表达,耶稣基督藉着道成肉身将上帝的真理具体化,完满地实现了上帝的道。基督道成肉身的'虚己'精神是教会走向合一必不可少的。此外,中国文化'和'的精神也可能是中国教会走向合一的过程中的一个选择。

中国教会合一经验及其文化基础

1958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教会实现的联合礼拜,将中国教会的合一运动推进了一大步。在以联合礼拜为突破口的教会合一基础上,'文革'后的中国教会得以迅速恢复,进入宗派后时期。中国教会何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本文尝试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精神气质的影响,使得中国基督徒难以接受西方的宗派主义;另一方面是中国基督徒对教会合一的不懈追求,一代又一代中国教会领袖带领教会在自立基础上实践合一的理想。本文的目的在于提醒今日中国教会,借深入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积极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契机,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总结中国教会已有经验,创建中国基督教神学。

中国教会合一而多样的理想

中国教会的"后宗派时期",对"合一而多样"的理想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中国文化中"和"的思想,则为教会的合一理想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丁主教的"宇宙的基督"理论是促进教会合一事工的恰当神学理解,中国教会在这样的神学理解下,应该作出"与人和好" 的见证、宗教和睦与民族团结的见证、妇女事工的见证、求同存异的见证。

论西普里安宗教思想与早期主教制的发展

西普里安针对罗马的宗教迫害引发的问题,提出了以主教为核心的教会合一以及救恩论等宗教思想。在带领非洲教会克服分裂危机的过程中,西普里安亲身实践了其神学思想,对后世基督教发展影响深远。基督教在其教会合一思想上形成了主教联盟制,在救恩论及宗教实践基础上确立了主教的特殊地位,强化了主教会议的作用,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主教行政体制。

论“教会再合一运动”与基督教的现代转型

教会再合一运动是现代基督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是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现代性变革的回应。从排斥非基督宗教到与各种社会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对话,基督教通过教会再合一运动完成了以人性和理性为核心的神学思想重构,实现了基督教的现代转型。

教会是一(续七)

在三一论的框架下寻求教会合一坚实的基督论基础和圣灵论活力,是中国教会在走向合一进程中需要有的深层教会论探讨。坚实的基督论基础和圣灵论活力既可以保证教会涵括丰富多样的信仰和礼仪传统。

对信徒皆祭司观的含义和今天教会领受应用的几点思想

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平等地在上帝面前为属灵的祭司,都有讲道、施行圣礼和做其它事工的权利。但为了教会秩序的缘故,一些人从教会群体中蒙召行使公共性的事奉,如讲道和施行圣礼。新约的信徒皆祭司从圣经经文本身上应被视为团体的意义,虽然它不排除个体的信徒的祭司的身份和他/她的灵魂的自由。信徒作为祭司的首要功能是通过分享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的祭司职分而为他人代祷,以及向他献身,而不是个体的信徒的直接面向上帝。不管教会的治理体制、职能的设置、权力的运用、管理的形式等等如何,事工的各个方面都指向在基督的身体中的合一,而不是强调属灵的个人主义。从上帝和基督的任命而来的权柄和从堂会的委托而来的权柄之间要有一个较合适的平衡。

“后宗派”基督教可能吗?——中国基督教教会论

中国基督教是目前世界基督教会中普世化——多宗派联合最为超前的教会,因为曾经有着七十几个宗派的教会放弃了原有宗派的界限与宗派结构间的差异,联合成为今天"后宗派"的中国基督教。可以说中国教会"后宗派"模式相对于现今普世教会合作运动致力于"求同存异"模式更加超前,因为在这一模式之中,宗派之间的差异和宗派的结构或隐或显仍然存在,却并非分开的;在上帝的道与圣礼中的崇拜中使得信仰的合一成为外在、可见的。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教会由于政治的压力而放弃了宗派。因为当时时局的变化是非常迅速又强烈的,故而来不及发展与形成中国基督教会后宗派身份的神学基础。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基督教的教会结构也是复杂而脆弱的。即便中国教会后宗派的模式对世界基督教是一重要的贡献,也迫切需要神学的强化,从而拥有更加成熟的教会论,因为中国教会是正在走向合一的教会。本文认为正在呈现出来的后宗派主义如果与圣餐团契教会论——目前最具活力、占主导位置的普世基督教合一模式结合起来,将有利于中国教会的巩固与发展。有一基本的共识,即教会的标志就是上帝纯正的道被宣讲、圣礼(洗礼与圣餐礼)得以正确施行。基督教会最基本的信仰生活,那就是在一起崇拜,上帝的道的宣讲和圣餐中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与身体,如此才使得团契成为现实。只要基督教在这一点能够达至共识,信仰的多样性处境化表述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在联合崇拜中,中国基督徒可以在研究圣经、早期教会一些教会论上分歧观点的基础之上,借此形成某些共同的神学表述。也许编写一本后宗派的教义问答,可以作为最基本阐述和教导共同信仰的依据。希望合宜的圣餐礼的认识能够在中国教会中不断得到提升,这也将强化中国教会作为真正普世教会一部分的身份。结合圣餐团契教会论的实现,后宗派的理念具有巨大的普世合作潜力。这两种可以相互获益:圣餐团契的教会论为后宗派主义提供更大的神学支持,而后宗派主义挑战了传统的教会,寻求勇敢的进步,促动宗派放弃那些导致教会分裂的传统和教政体制,以求基督的教会能够获得可见的合一。新教教会正形成不断增长的趋势,那就是致力于除去宗派之间的分歧。在这样的背景中,中国基督教的后宗派经验将对全世界基督教普世合作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

基督教中国化的先驱者——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人吴耀宗先生

就在那一时期,吴耀宗对什么叫自治、自传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说:“所谓自治,不只是脱离外国人的管理……自治这个口号应当取得一个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在中国教会和教会事业的管理上,摆脱西方的传统,建立适合于中国信徒们的制度、典章、礼仪。例如教会合一的问题、义工制度的问题和教友负责的问题都与自治的问题有关系。”

浅谈潘能博格的圣餐论

潘能博格的圣餐论超越了圣餐教义上的差异,教会职能问题等方面的争议,为教会实现在圣餐中的合一而回归耶稣基督的教导做出了新的贡献。本文希望通过对潘能博格的圣餐论的探讨能给今天后宗派时期的中国教会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