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促与应对:晚清教务教案中中央政府与地方官的互动

晚清,随着洋教在内地的广泛传播,教务渐渐成为重要的地方政务,又因为各国(主要是拥有保教权的法国)公使对教会的庇护,教务教案不但是内政,更成为外交。对其处理是否得当,不但影响到一方一地之民教关系,更影响到官员的仕途。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因教务教案而获咎或获奖,官员对于教务教案的态度和作为亦在慢慢地发生改变。另一方面,鉴于历次教务教案的严重后果,中央政府多种措施督促各级地方官员妥善办理教务教案。但地方官自有其处境与考虑,中央的要求到州县一级即大打折扣,并未得到全力遵循。面对教务教案,中央政府与地方官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和微妙的互动。

论清末教务教案中的美国领事—以庚子前后的美国驻广州领事为例

晚清以来,美国新教在华南积极拓展传教事业,与当地社会牵涉日深,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领事对其辖区内的教士负有保护职责,相关教务教案便成为广州美国领事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时至庚子前后,美国提出"门户开放",以保全中国居功,广州美国领事标榜对华"亲善",活动更趋积极,不仅与两广地方当局密切配合以保护教士,从而奠定双方教务事宜之合作基础,更借此推动出台《两广教务章程》以限制法国对天主教的庇护,抗衡法国在华南之势力。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时,美国领事利用自身职位,借助连州教案为其施行的"炮舰政策"鼓动舆论,预设调查立场,罔顾调查事实,苛刻索赔,尽显帝国主义本色。上述行动以起伏的中美关系为背景,领事在其中发挥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对近代中美关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