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儒学”的理论系统及其展开——李景林先生的儒学观述评

从《教养的本原》到《教化的哲学》再到《教化视域中的儒学》,一种兼具历史性、当下性和前瞻性的儒学当代新形态已蕴含其间——"教化儒学",以心性论、德性论为基础,以形上学为主要形式,贞定价值理念,撑开文化关怀,在寻求思想的本原奠基与生成开展上对儒学进行全新的定位与诠释。儒学统之可归于教化,辐辏教化可展开对儒学理论的系统诠释及其当下转生,作为理论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教化儒学成为一个具有承载性、含蕴性和开放性的理论系统,是一个有本有根、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

当代儒学中的“新孟子学”——在《教化儒学续说》新书研讨会上的发言

李景林教授的研究立场鲜明,从不模棱两可。以孟子研究为例,他主张,孟子只是以四端举例,实际上其所说的心之端不限于四端,他反对学界认为孟子只有四端甚至四心的说法。这让我想起来宋代陆象山的观点,陆象山认为,一心发为万事,心的发现不止于四端。

“教化观念与儒学转型学术座谈会——暨《教化儒学续说》新书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教化观念与儒学转型学术座谈会——暨《教化儒学续说》新书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儒学宗教性问题、儒学教化的特质与结构、儒学教化的方法与效果、教化儒学的价值与定位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指出,从古到今,儒学都是在不断的“转型”或重建的过程中存在,“儒学转型”这个话题很有讨论的意义。

试论“大一统”观下的清代四川基层儒学教化体系

在家国同构、政教合一的传统乡土社会,儒学教化不仅是移风易俗的手段,更是基层文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四川地区在“大一统”国家秩序下,通过采用生活化的教化方法、礼俗结合的教化形式、情理结合的教化方式、多样化的教化组织等方略,建构了系统化的基层儒学教化体系,以此促进了基层民众对儒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推动了区域整合与族群融合,强化了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中华文化“同心圆”,使“华夷一体、天下一统”的多民族共同体观念深入民间。我国当前要强化基层文化的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充分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经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儒学教化中的民间结社——以社条、乡约为中心的考察

民间结社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经历了由民间自发组织到逐渐被官府控制,成为统治阶层的低级行政单位,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值得做更加详细的探讨。从晚唐五代敦煌民间私人"结社",到宋代吕氏《乡约》的制定与推广,再到元代"社"制的广泛施行,实际上暗含了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与儒学教化的深入。

先秦儒学教化说的发展历程──兼谈孟、荀思想的相同点

自战国时期以宗法贵族联合专政为基础的旧体制崩溃以后，先秦思想界围绕着新政体的理论构建，大致存在两大主要流派。一是以商鞅、老子、韩非等为代表的所谓黄老刑名之学①，主张通过强化以法为核心内容的强制性外在规范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二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传统...

传统民居建筑的儒学教化功能探析——以洞庭东、西山传统民居为例

儒家将伦理、观念和行为准则承载于"百器"之中,亦使建筑成为儒学教化的重要载体。太湖洞庭东、西山至今仍留存有大量明清传统民居,这些建筑在布局组合、形态规格、空间序列和构件装饰等方面蕴含了丰富的"中"、"礼"、"仁"等教化内容,并体现出潜移默化的引导方式,以及多元化、系统性等教化特征。传统民居与日常生活深刻交融,具有作为物质环境的独特影响力,使"化民成俗"的儒家教化理想得以施行和体现。其承载的儒学教化功能既是制度规范下的结果,也体现了一种文化认同下的自觉传承。

论清代的儒学教化

重视儒学教化既是清朝崇儒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朝贯彻其治国方略、实现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清代的儒学教化具有制度化、大众化以及重视典型教育的特点,因而清代的儒学教化扎实有效,对清代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教化之道 一以贯之——李景林《教化儒学续说》读后

哲学作为一种与人之实存密切相关的学问,本即以个性化的方式表示普遍性的理念,因此李景林先生多年来一直主张儒学应坚持自身作为哲学或形上学的研究方向,以期从传统经典之内在生命整体性及连续性方面建构真正属于当代中国的哲学形态,重塑中华文化血脉的主体意识。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哲学著作,李景林先生新著《教化儒学续说》并非以哲学史或经典阐释为中心。其所反复致意者,一则是要对当今时代最核心、最尖锐的信仰建构及文化焦虑问题予以哲学回应,以提供思想方案与实践法门;二则强调中国哲学应树立独特的方法论自觉,以此破除一切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

论儒学教化与宗教教化的区别

西方宗教观念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将儒释道三教看作是"教",这个"教"不是"宗教"之"教",而是"教化"之"教",这就体现了儒释道三家均对民众教化作用的重视。儒家在一定程度上与宗教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地方,但儒家不是宗教,只是具有宗教性因素。因此,在教化功能和作用上,儒家教化有别于中国本土的道教的宗教教化,也区别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宗教教化功能。

儒学教化——明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文化软实力的安边之道

彝族地区对明王朝经营西南边疆有重要地位。明朝初期,中央政府对彝族地区军事行动是儒学教化的基础,明王朝在彝族地区逐步形成卫所、屯田、土司、儒学教化四位一体的国家治理格局,彝族地区步入明王朝推行的国家治理快车道,儒学教化作为国家景观和制度安排,是明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区推行文化软实力的安边之道。

明儒薛侃乡约思想的教化意蕴及实践特色

明儒薛侃以《南赣乡约》为蓝本并根据当时潮州地区的社会舆情,积极援引王阳明心学理论尤其是"良知之教"的思想精义,提出一套旨在移风易俗的颇具教化意蕴的乡约思想。薛侃乡约教化模式主要通过公共场合的聚众会约公开进行劝善彰善、纠过戒恶的仪式活动,确立起共同生活场域内的道德榜样以引领社会风尚,又借助民间舆论和宗教信仰等产生"防人为恶"的强大心灵震慑效应,从根本上确立起"扬善抑恶"的评价标准。薛侃乡约亦包含诸多生活智慧和日用规仪,实际上为乡村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系列旨在缓和人际摩擦、增进乡民团结的价值理念和具体规范。如果将薛侃乡约教化理论置身于当时社会境遇进行实践考量就会发现,它以阳明心学为指导希冀找到切实拯救世道人心和共同解决乡村生活实际问题的实践方案,无论理想信念抑或规条设计都流露出浓郁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文本设计和具体操作过程均展现出与官方意识形态妥协并自觉接受其指导的实践倾向。

李景林:《教化儒学续说》

当今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大有复兴之势。在此历史大势之下,涌现出众多儒家文化的研究者,他们以接续传统、推陈出新为己任,力求做出自己的贡献。李景林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提出了教化哲学理论,先后出版了《教养的本原》《教化的哲学》《教化视域中的儒学》三书,逐步建构了“教化儒学”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很大影响。此次“续说”之作,实为对教化理论系统的再次阐发,反映了近年来作者对“教化儒学”之再思考。

明清时期滇南建水地区的书院与文教发展研究

书院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对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书院也是王朝国家推行儒学教化的主要场所,是王朝国家文教固边的策略之一。滇南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在的人文地理范畴,明清时期曾出现了许多书院,作为明清时期滇南重镇的建水地区极具代表性。以建水地区的书院为切入,在历史脉络中呈现书院对地方文教发展的推动作用,借以呈现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在西南边地的文教治术。

有功儒教:文昌经籍在越南的流传

文昌帝君是道教中掌管功名利禄的神祇,自宋代以来就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奉祀。托名文昌帝君降笔和讲述文昌帝君身世的文昌经籍,也随着文昌帝君信仰的流行而逐渐流传开来。其影响不仅在中国,而且远播海外,越南便是文昌经籍流传的重要地区。本文通过对越南现存文昌经籍的分类研究,发现古代越南不仅重新刊印了大量中国文昌经籍,而且还将一些经籍翻译成喃文在普通民众中传播。同时,越南士人还通过扶乩的方式,制作了一批托名文帝降笔的劝诫文。文昌经籍在越南流传的原因则很大程度上在于古代越南士人多受儒家文化熏陶,他们认为文昌帝君的教谕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一致,有助于辅助儒学的教化。

儒学与明朝的专制皇权

明初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对教化的重视,使儒学的忠孝思想在明朝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虽然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其统治也江河日下,但在儒学的哺育下,许多知识分子把儒学倡导的忠、孝当成毕生奋斗目标,并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忠臣。这些人多成为明王朝的栋梁之才,对明朝江山的巩固起到巨大作用。

论清代的乡村儒学教化--以清代乡约为中心

清代乡约教化是乡村儒学教化的重要形式,重视儒学教化的清朝统治者因而积极推动乡约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地方官也积极推动乡约教化的地方化。这不仅有利于儒学教化在乡村的普及,也有利于增强乡村儒学教化的效果。但清代乡约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乡约首事官役化现象,乡村儒学教化的推广因而受到影响。这说明清廷对乡约职能的制度设计与地方官府对乡约职能的功利性选择存在着矛盾,而地方官的功利性选择影响了清代推广儒学教化的效果。

清代西南边疆的国家儒学教化体系考述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经略最为深入的一个朝代。清政府用"华夷一家""以汉化夷"的治边思想替代传统的"华夷之辨""以夷治夷",在西南边疆改土归流、开辟苗疆,推行崇儒重道和教化为本的基本国策和治理原则,大力施行国家教化,培养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认同,在深层性及根基性的文化及信仰层面建构起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精神统一体,实现了西南边疆的稳固与统一。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从意识形态的研究视角去考察清朝政府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儒学教化体系,论述该教化体系如何形塑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认同,可为我国当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的镜鉴。

湘南传统民居装饰的儒学教化——以郴州板梁古村为例

儒家教化寓教于美,承载于器,民居装饰作为极具包容性的教化媒介,自然也成为教化的重要载体。湘南民居扎根于儒家思想土壤中,其装饰蕴含丰富的教化内容,并体现出多元化、系统性的教化特征。本文以郴州板梁古村为例,对其民居装饰的儒学教化成因、内容及当代价值进行深入剖析,旨在弘扬民族传统装饰艺术,为当代道德教育、空间人文精神的挖掘与重塑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元代“社”制与儒学教化

“社”制是具有元代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其与儒学教化的关系非常密切。“社”的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社长的日常教化职责和“上通下达”的沟通职责，以及元代地方官以“社”为单位深入“社”内劝农、兴孝悌和办学校上。“社”制对于元代儒学教化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