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沙理学观对社会教化的影响

儒家学者十分注重社会教化,这种观念在明代理学家陈白沙身上格外显著。作为明代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关键人物,陈白沙秉持导民向善的教化精神,一生致力于社会教化,不仅强调以“诚”为本体的德性观,且以身垂范,通过诗书琴乐等教化方式影响弟子门人,视孝悌为教化着眼点,兼及忍、让、勤、俭、忠、信等诸种美德养成,并倡导读书明理,树立家国一体的教化风尚。陈白沙的社会教化实践富有心学涵养和切己躬行的精神气质。伴随陈白沙的社会名声日隆,岭南百姓以及不少官员深受陈白沙的理学教化思想影响。

汉代乐府诗与民间教化

在“观风俗,知薄厚”的教化理念统摄下,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汉乐府诗的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社会鲜明的教化内容,大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倡导家庭伦理,具体包括爱情婚姻伦理、兄弟相处之道;二是为汉代妇女树立时代女性的典范,其中描写了坚贞专一的罗敷、胡姬及持家有方、待客有道的陇西健妇等;三是对世人立身行事进行告诫与劝勉,具体包括告诫世人审慎远行、游子自重自爱,劝诫世人立德修身、谨慎自保,劝勉世人惜时奋进等各个方面。必须清楚一点,乐府诗发挥教化百姓作用,并不单纯是诗歌文本在起作用,而是诗歌、音乐乃至舞台表演综合作用的结果。

基于儒家教化思想的新时代榜样教育

教化思想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榜样示范的思想驱动功能。在新时代境遇下,榜样教育面临着时代性不足、感召力不够、示范性不强和协同性不高等新困囿,制约其育人实效。从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四个层面对新时代榜样教育的现实困境进行归因审思,洞悉其内在问题逻辑,进而返归儒家教化思想本源,深刻剖析言传身教、见贤思齐、圣贤君子和潜移默化等榜样教育的意涵。鉴于此,可通过重塑教育者“重要他者”的身份、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作用、丰富创新榜样教育的形式和营造良性循环的教育环境等优化理路为新时代榜样教育提供镜鉴。

经学思维与古代文论范畴--以“教化”“文质”“风骨”“古雅”范畴为中心

经学思维在中国古代官方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中,离不开对经学思维的分析讨论。经学思维中明道致用、宗经征圣、权威崇拜、信而好古等特点直接关系到了“教化”“文质”“风骨”“古雅”等文论范畴的生成和演变。经学思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道德文化品格,文学与经学广泛交融,共同满足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需求。

近三十年儒家教化研究述评

儒家教化研究近30年来备受学界关注。通过对313篇论文和84部著作的统计分析,可将研究成果划分为教化概论、学校教化、家庭教化、社会教化、儒学教化思想、教化意义六大研究主题。其中,教化概论涉及教化概念、教化哲学、道德教化及礼乐教化等论题;学校教化涵盖官学、书院、社学、教师、课程及学制等内容;家庭教化囊括族谱、家训、家风等手段;社会教化包括区域教化、乡村教化、文学教化、性别教化、法律教化及建筑教化;儒学教化思想集中于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陈白沙和王阳明等儒学巨擘;教化意义聚焦在探寻儒家教化视域下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表明,近30年儒家教化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呈现持续深入的发展态势,但仍存在偏重宏观论述、挑战与困境反思不足、研究深度广度亟待增强等问题。未来儒家教化研究须营造集理论建构、实证研究、实践应用于一体的体系,以更好地为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名号”与“治乱”:董仲舒教化思想的意图展现

董仲舒将“名号”作为推行教化、达成良治的观念前提。具有天意权威性的“名号”由自然世界之摹状转化为意义世界之建构,包含丰富的政治与伦理意蕴。“名号”不仅具有“制名指实”的作用,更加具有理想秩序的建构性功能。“君王”对于治理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君王”名号在描述其地位之所指的同时,更是规范了其职责之所在。作为君王治理和引导的对象,民众之性虽有“善”之潜能,但并没有形成“善”之现实。通过对“民”“性”“善”的“正名”,董仲舒论证了君主推行教化的必要性和以伦常纲纪为教化内容的合理性,展现了他通过“深察名号”来解决“治乱问题”的政治意图。董仲舒将“名号”与“治乱”关联起来,有利于儒家德礼教化的推行,但同时也容易导致“观念先行”的趋向。

论儒家教化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教化思想的框架可概括为“本性立教”,即强调将教化理论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施教者根据人人固有的天命之性,确立与开展教化工作。人性在儒家教化思想中,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其一,人性蕴含着来自天命的人生目的,即为了成就孝悌美德;其二,人性在经验层面的形态会随着教化的推进,日渐彰显与实现;其三,人性在任何时刻都具有一个朝向至善目的的趋势,因而教化的实质是因性利导。由于儒家并不是将父子之道建立在私情或血缘的基础上,而是视为具有超越与普遍意义的人性,所以儒家教化能够以父子之道作为基础,将孝德推向他人乃至天下万物。其原理是父子之道与天人之道相结合,一切伦理关系都需要置于天人关系的视野下才能得到理解。总之,人性是教化的根基,教化是人性的实现,二者之间相互成就。

德业相劝:论明清徽州民间教化观及其实践路径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以稳固基层礼俗秩序为目标指向,对宗族成员实施系统性教化。在教化目的方面,徽州宗族秉承儒家人性论观念,将德性培养作为族中子弟教育的重中之重,意在奠立宗族秩序的伦理基础。在教化内容方面,徽州宗族非常注重个体成员对宗族行为规范、人伦道德以及礼俗传统的遵守,借此维护当地的礼俗秩序,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在教化实践方面,以宗族为单位,徽州宗族普遍设立了涵盖族内子弟的家学和族学,授以族中子弟待人接物之道,并大力支持书院等教育机构的建设。徽州宗族的教化思想形塑了当地的社会交往模式,为徽州礼俗秩序的长期稳定提供了助力。

思政教育视域下的古诗教化功能探究

思政教育以思政课为主阵地,在教育实践中不可避免存在灌输式、枯燥化的弊端。而“诗教”在中国源远流长,从历代诗歌中可以窥见其在道德、立志及政治方面的教化功能,古诗表情达意的本质也决定了诗教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能够有效弥补思政课实践中的不足。

古代惠州西湖风景教化载体的类型特征

古代惠州西湖风景是当地民众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化民众是其基本功能之一。通过综合风景与教化已有研究成果,指出古代风景教化研究中风景园林史与社会史交叉研究的内在理论关联和风景作为教化载体的类型特征是实现风景教化基本的研究问题。借鉴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方法,将惠州西湖风景教化载体划分为“自然开发对象”“社会仪式场所”和“艺术传播媒介”三种基本类型,并以当地民众为主体视角,提炼和阐释西湖风景教化载体生存主导、政教融合以及形式综合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揭示古代风景与民众生存生活的关系,理解风景教化功能的基础,为现代风景名胜的文化传播和培育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

指向人的教化的美学人类学——赫尔巴特美学视角下的教育理论

赫尔巴特的美学思想在美学和教育学领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阐发,本文试图论证,赫尔巴特构建了一种美学人类学的视野,并将伦理学、教育学、文艺学等诸多领域的理论都纳入其中。这种美学人类学将以审美判断为核心的美学原理贯穿于有关人类实践的各方面基本问题中,尤其显示出“伦理学的兴趣”,他将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建立在美学的原理之上,提出了一种美德融通的机制,并将其最终指向了人的教化(Bildung)。以人的教化为目的的教育行动必须沿着审美的道路才能促成道德性格的形成,这也是教学和训育具有教育性的前提条件。在这样的美学人类学视野中理解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才能充分彰显其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试论“大一统”观下的清代四川基层儒学教化体系

在家国同构、政教合一的传统乡土社会,儒学教化不仅是移风易俗的手段,更是基层文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四川地区在“大一统”国家秩序下,通过采用生活化的教化方法、礼俗结合的教化形式、情理结合的教化方式、多样化的教化组织等方略,建构了系统化的基层儒学教化体系,以此促进了基层民众对儒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推动了区域整合与族群融合,强化了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中华文化“同心圆”,使“华夷一体、天下一统”的多民族共同体观念深入民间。我国当前要强化基层文化的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充分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经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建筑系馆“教化性”改造研究

随着现代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建筑系馆作为建筑教学最直接的辅助空间,在学科发展的背景下日趋多元。该文从建筑教育理念出发,了解国内外教学现状,讨论当前教育空间存在的现实问题,针对我国现状提出“建筑教化”对于建筑教学的重要性。研究将从整体营造、功能空间、细部建构几个方面探讨建筑系馆对教化性改造的实践方法、空间意义及未来的可能性。

中国体育服饰的发展特征及审美教化功能探究

服饰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表达的聚合体,其以身体为载体,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承担起审美教化的作用,这一点在中国体育服饰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文章将中国体育服饰的发展视作一部美化人们生活的艺术史,分析其从古代走向现代的发展特征,并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导向,分别从实用美、精神美、时尚美三个方面探究我国体育服饰从古至今在人们生活中的审美教化功能,助力中国体育服饰的未来发展。

人的二重性存在:荀子道德教化的发生逻辑及其可能性

“人”是儒家道德教化的对象,但与孔孟从“天人合一”的理路来认识人不同,荀子一方面主张“明于天人之分”,重新发现人的自然生命存在与确立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提出“人生不能无群”的命题,从“群”的视界来阐析人的社会性存在与人之为人的本质。在荀子看来,人的存在具有二重属性,社会群性是人之本质的体现,并具有善的价值,自然情性因情欲的不确定性而具有趋恶倾向。二者之间的张力以及人的后天道德践履之“伪”对这种张力的化调,构成了道德教化的发生逻辑及其可能性。荀子的道德教化重视对人之存在的现实考察,突出人类历史文化与道德践履在人和社会的德性形成中之重要作用,开辟了儒家教化的新模式,对我国传统教化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之影响。

礼宜乐和:礼乐文明之枢机——从教化维度对中华文明韧性之根由的探赜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为什么富有韧性和生命力?从文化上说,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源于其独特的礼乐文明模式,特别是礼乐教化所蕴含的礼宜乐和的内在机理。从理论维度看,礼乐教化之机理可以溯源至《周易》中“文明以止”的思想,中国古代圣哲基于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洞察,以天人合一为依据,提出了“文明以止”的中国方案,陶铸了中华文明“因时而中”“合宜而止”的精神特质,使中华民族规避了极端化思维的“偏伤”。从实践维度看,先秦儒家通过“文之以礼乐”找到了“文明以止”的路径和方法;通过“礼之用,和为贵”澄明了礼的本质;通过“礼别异,乐合同”以及“中和位育”,昭示了礼宜乐和的文明枢机,揭橥了中华民族不勉而中、保合太和、生生不已之奥秘。

人文经典通识教育的审美转向与教化策略

将审美与教化的复杂关系作为区分标准,人文经典教育史可大致分为“审美附教化”“审美代教化”“审美反教化”“审美促教化”等四个阶段。在审美附教化阶段,诗乐之辩与诗哲之争使人文经典教育沦为政治与道德教化的工具。在审美代教化阶段,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争试图以审美王国来超越分裂的人性与僵化的道德,但“审美乌托邦”终究无力变革社会现实。在审美反教化阶段,理性主义主导的文化审美批判对传统经典及其文化价值进行彻底清算,但批判理性无法解决传统教化观念的现代性迷失。当代大学人文经典通识教育重新发现了审美趣味、审美智慧与审美境界对教化的促进作用,开启了“审美促教化”的审美转向。满足人的审美趣味并不断激发崇高感,启发人的审美智慧以涵泳经典意义,提高人的审美境界以深刻理解人类的存在境遇,不仅避免传统经典教化的强制性与功利性,更能凸显人文经典通识教育的人文美育底色。

“双高”背景下园林技术专业群智慧化产教基地建设——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在“双高”背景下,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探讨职业院校智慧化产业基地建设。通过分析该校智慧化产业基地,阐述其建设的目标、思路和方法。结果表明,智慧化产业基地有助于提升职业院校的教学质量、促进产教融合。同时指出基地建设中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为其他职业院校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遭遇现代性:从荀子看传统道德教化的当代境遇及其价值

作为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荀子道德教化思想在传统与近现代社会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伴随现代化的发展,与传统相对的“现代性”在制度结构、价值理念与个体精神气质上引起的整体变化和秩序转型给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带来了新挑战,具体表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裂、个体与共同体的疏离、规训与教化的悖反。但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弊端的破解离不开其所植根的文化传统。荀子从重构社会秩序的现实出发来考察人与社会的存在,其教化思想内蕴着理性与情感互渗、个体与群体统一、规范与德性融合的价值特质,可以为当今社会的人格重塑、人与社会的秩序关系重构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

孟子师生关系伦理的一体两面与教化逻辑

孟子对“尊师”要求严格,可以用“礼敬”一词概括孟子对“尊师”的重视,“礼敬”是外在之“礼”与内心之“敬”的统一。孟子也允许学生就老师言行中的道德问题坦率问疑并心平气和地认真解答,这便是“责善”。“礼敬”与“责善”之间的矛盾具有深刻的教育学意蕴,体现了我国传统教育独特的教化逻辑。教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根基所在,教化者“言传身教”,受教者“相观而善”,自然会就疑惑之处提问,而教化者也自然有“解惑”的责任。由此,孟子责善观具有一定的民主特色。但是对教师的“责善”必须建立在“礼敬”的前提之上,否则会使教化者时时处于道德暴力之下,而患“好为人师”。孟子“礼敬”与“责善”相统一的理念与教育实践,对于我们辩证认识和正确对待“尊师重教”与“师德师风”两个方面建设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