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御制《孝经》与帝王教化观念

《孝经》述圣王“以孝治天下”,揭示了“孝”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帝王身份重视、研究《孝经》是应有之义。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连续三朝帝王分别颁行《御定孝经注》《御定孝经衍义》《御纂孝经集注》,掀起了历史上第三次御制《孝经》的潮流。通过爬梳典籍,笔者发现,在编撰取材上,《御定孝经注》是以明人吕维祺《孝经大全》为主源,《御纂孝经集注》则直接承用明代陈选《孝经集注》,二书在内容上体现出帝王教化视角影响下的御制《孝经》的特点,如经文以今文为定本,兼采博收多家注解,文辞追求浅近平实。《御定孝经衍义》一书为衍义体著作,不仅是“帝王之学”,也有着很强的经世性与教化意义。在思想方面,三部御制《孝经》崇尚理学,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清前期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在经文阐释中体现了以朱子《孝经刊误》为代表的理学思想的影响,显示出“以孝而和”的帝王教化观念。

“雅”与儒家诗学之教化观念

"雅"是中国诗学审美范畴,其审美内涵在先秦文化的土壤里诞生,与儒家诗学之教化观念存在密切联系。"诗教"是儒家诗学理论的重要概念,指诗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儒家学者从《诗经》的性质、内容、社会功用等总结出的一套文学主张,诸如教化意义、讽谏作用等,在文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内化为"雅"文学之评判标准。"雅"之审美内涵具有鲜明的儒家伦理道德意识。

从宝卷文本中看儒家思想下的民间教化观念

宝卷是一个融合多文化多思想的具有民间教化意义的讲唱文本,具有民间宗教影响的影迹,但在形成、传播过程中也深受儒、释、道等宗教的影响。其中,儒家思想作为宝卷流行时期的正统思想,对宝卷产生、流传的影响更是深远,很多宝卷倡导的教化观与儒家思想契合。因此,文章以宝卷文本为研究对象,探析儒家思想影响下宝卷中表达的民间教化观,了解宝卷对百姓进行教化的功能,以及这种功能在构建社会公德、维系社会公信力、修复社会舆论导向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了解古代社会的思想及当代社会思想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教化观念解读锡德尼诗学思想的继承和推进

锡德尼作为人文主义的代言人,卓有成效地批判了基督教神学反对世俗文艺的功绩,恢复和发展了古希腊罗马文艺理论的传统,出色地消除了中世纪以来文艺理论发展道路上的种种障碍,为文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做了必要的准备,推动了文学的全面发展。《为诗辩护》以伦理教化为核心范畴,构建其诗学体系,其美学思想和人文体系有着重大的社会政治学和道德科学的意义。

电影启蒙与启蒙电影——郑正秋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涵义

郑正秋的电影活动得益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和时政批评“公共空间”的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种“公共空间”的形成。正是在中国民族电影筚路蓝缕的开拓时期,郑正秋以其丰富的电影实践和独特的电影形式,秉持着教化观念的张扬和影像秩序的建立的电影启蒙姿态,完成了社会改良思想和人道关怀视野的启蒙电影伟绩;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精英话语相比,郑正秋电影独具一种温情的平民色彩并得到广泛的观众认同。尤为重要的是,立足本土、诉诸大众的郑正秋电影,以其对殖民语境里民族文化的特性书写,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一种影响深远的范型、一个历久弥新的奇迹。

武当古建筑格局的文化内涵深析

武当山古建筑格局蕴含着产生它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宏大的官署化格局反映出封建社会的皇权至上、等级严明的政治伦理意识；山林与园林的结合体现了道家“自然无为”思想；以玄武修真得道传说为根据构建的格局，则折射出传统成功理念和道教修真教化观念。

16至18世纪通俗小说中的商业伦理和社会伦理建设

余英时依据韦伯(Max Webber)的理论考察宋代以降中国社会'近世化'转向时期精英思想的轨迹,认为'新禅宗''新道教'以及'新儒家'在宗教伦理和儒家伦理两个方面都进行了新的建设,并影响到社会一般层面,使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一观点虽然十分睿智,但并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宗教和儒家义理所构筑的新伦理是如何具体传化并作用于一般社会的?16世纪开始真正勃兴的通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