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相关问题研究

理论上的复杂性与实践中的模糊性,使得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研究成为刑法学领域的“绝望之章”。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表明,“教唆犯罪的中止形态”是关于教唆犯罪过程中因行为人自动中止其犯罪行为而导致的犯罪停止形态的最为科学、准确的表述;从狭义的共犯独立性说的立场出发,教唆犯罪中止形态的成立标准应当为教唆者在教唆过程中的主动中止行为,被教唆者的行为形态与此并无必然联系;对于目前尚未引起理论界重视的“中止的教唆”与“教唆的中止”,有必要进一步予以明晰。

概念、性质与中止形态:教唆犯再考察

研究教唆犯问题必须全面把握其概念,立足于教唆犯的性质来认识其中止形态。从实践操作的方法论层面理解二重性说:教唆犯是从属性与独立性的统一体,教唆犯行为的犯罪性体现于正犯,但其评价根据仍然是共犯自己的行为本身。教唆犯不是行为犯,教唆犯只有能够有效中止正犯的实行行为或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产生,才可成立犯罪中止,否则只能根据其在共同犯罪所起的作用来定罪量刑。

论教唆犯未完成形态的认定

基于教唆犯性质的二重性说,教唆犯的着手不以被教唆者的着手为转移,只要教唆犯开始以言词或者其他方法进行教唆,就应视为教唆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教唆犯的预备犯一般情况下不宜认定为犯罪;教唆犯存在未遂形态,但要严格区别未遂教唆与独立教唆犯,正确理解刑法第29条第2款并在立法上加以修改完善;教唆犯的中止的成立不仅要自动放弃本人的教唆行为,还必须以有效制止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为必要。

教唆未遂之犯罪形态探析

对于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的教唆犯,学界多有争论。教唆行为是否为所教唆的犯罪之实行行为、构成教唆犯与教唆罪既遂关系、"教唆的预备"是否为犯罪行为、教唆犯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是确定本款犯罪之形态要解决的问题。如何理解"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学界通说包括多种情形。

论共同犯罪的中止形态

共同犯罪与单独犯罪在其犯罪中止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有其不同之处,单独犯罪中止比较容易界定,而共同犯罪中止因为是团体性质的犯罪,具有天然的复杂性,一个人中止犯罪并不能阻止共同犯罪中的其他人也放弃犯罪,所以这种犯罪中止比较复杂。我国刑法吸收了整体中止论的法律上的规定,没有把单独犯罪与共同犯罪的中止区别对待,这样不利于鼓励共同犯罪中的个别犯罪人积极主动的放弃犯罪,并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所以,应正确区分单独犯罪与共同犯罪的中止形态。

共同犯罪中止形态探析

共同犯罪与犯罪中止是犯罪构成结构和犯罪过程中的特殊形态,二者并存时就产生了所谓的"共同犯罪的中止"问题。我国目前的犯罪中止理论是就单人犯罪而言的,实践中关于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往往引发颇多争议。文章通过借鉴和吸收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折衷主义等国外共同犯罪中止理论的优点,得出相关结论。

论教唆犯的停止形态

由于对教唆犯的性质认识的分歧 ,教唆犯的停止形态的成立标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较大争议。教唆犯的二重性说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逐一对教唆犯的预备、未遂及中止进行探析 ,认为我国《刑法》第 2 9条的规定完全符合这一观点。

共同犯罪中止形态分类解析

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中止形态没有专门的规定,在认定共同犯罪成立中止时,一般援引单独犯罪中止的标准。由于共同犯罪具有其特殊性,若严格执行单独犯罪中止的标准,坚持"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则,势必对部分共同犯罪人成立中止提出过高要求,不利于鼓励其中止犯罪,也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为此,本文分类解析共同犯罪的中止形态,试图为在司法实践中对认定共同犯罪的中止提供参考意见。

对教唆犯的性质及未完成形态的认定

国内外刑法学者对教唆犯理论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在教唆犯的性质、概念和处罚原则上仍存在诸多观点。本文在对教唆犯性质的几种观点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分别对教唆犯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形态进行了分析。

对开放教育刑法教学中中止犯与其他犯罪形态竞合的思考

犯罪的中止形态在多数情况下是单独存在的 ,但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与其他犯罪形态发生竞合关系。其中中止犯与既遂犯的竞合。

有组织犯罪中止形态认定初探

有组织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一种最高形态的犯罪，严重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威胁到人类的自由与安全，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而有组织犯罪中止形态的认定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轻与否的裁定至关重要，区分首要分子、一般参加者、从犯、胁从犯不同的中止形态的认定标准对于正确认定有组织犯罪分子中止形态是十分重要的。

论教唆犯

教唆犯问题是刑法学理论研究的难点与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就教唆犯概念和成立要件、教唆犯性质及其负刑事责任根据、教唆犯种类、教唆犯犯罪停止形态诸方面结合中外刑事立法规定和刑法学理论各主要学术流派观点作一论述,并对现行立法中关于教唆犯规定存在的若干问题及由此导致的理论研究错位问题提出了完善初步思路与对策。

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

共同犯罪是犯罪的特殊形态,它同单独犯罪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然而,在刑事立法上以法条的形式确定共同犯罪制度,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而对共同犯罪的中止问题如何认定,直到今天仍存在理论分歧。本文详尽阐述了共同犯罪的中止问题。

共同犯罪未完成形态论

在实际犯罪活动中 ,因各种原因使得共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在表现形式上具多样性 ,存在着共同犯罪的未遂与其他犯罪形态共存的情况 ,如共同犯罪的未遂与预备共存和共同犯罪的未遂与既遂共存等情况 ,还存在共同犯罪的中止以及与其他犯罪形态的共存现象 ,如共同犯罪的中止与未遂共存和共同犯罪的中止与既遂共存等现象。通过案例分析 ,可以很好地认识这些共存形态。

结合阶段划分和停止原因看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本文主要通过对故意犯罪过程中阶段划分、停止原因的分析 ,说明对故意犯罪过程进行阶段划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以及在阶段划分的基础上 ,同时考虑到在不同阶段造成停止形态产生的两种停止原因———中止和障碍 ,从而对故意犯罪过程中的不同停止形态作一个较全面的新的阐述。

被害人被迫作出不真实承诺后行为人停止犯罪行为的犯罪形态分析——从武某强奸案谈起

行为人在被害人被迫作出不真实承诺后停止犯罪行为的强奸案中,因强奸罪的实行行为具有不可间断性,所以其实行行为一经停止即不再具有与停止后再次实施的行为评价为一次行为的可能性。因而,对于此类犯罪,只需对停止前的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讨论起犯罪停止形态。这一类型的犯罪中,基于行为人已对被害人承诺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产生合理信赖、行为人停止犯罪行为与事后再犯可能性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放弃行为的自动性只需判断行为人在作出选择时的主观心态等理由,应该认为行为人在停止行为时具有自动性,因而应将其犯罪停止形态评价为犯罪中止,而非犯罪未遂。

犯罪未完成形态分类的反思性重构

犯罪未完成形态包括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三种停止形态。这种平行式的理论设计并没有充分尊重犯罪中止这一特殊的犯罪停止形态的理论价值,造成理论的错位与司法的迷惑,是故,主张犯罪未完成形态应当区分为犯罪的客观未完成形态和犯罪主观未完成形态,以此深化犯罪未完成形态理论研究。

危险犯中止形态之辨正

危险状态出现后,自动消除危险状态的行为如何认定,学术界存在既遂说、实害犯中止说和危险犯中止说的争议。既遂说肯定了犯罪形态的唯一性,但过早界定了既遂,否认消除危险状态构成中止,不能发挥危险犯防卫社会的功能;实害犯中止说认为既遂与中止两种犯罪形态可以共存,于法无据、不能解决量刑问题,也不能真正发挥中止制度的作用;危险犯中止说契合中止犯的设立目的,满足刑事政策的要求,更具相对合理性。需在犯罪形态理论方面重构既遂标准,彰显危险犯的立法意义。

从犯罪阶段形态看海峡两岸的刑法立场

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台湾地区的"刑法"总体上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突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在预备犯和不能犯问题上,祖国大陆刑法体现的是刑法的主观主义立场,其在中止犯问题上则体现的是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此两种不同的刑法立场都强化着刑法的社会保护。不同的刑法立场可以服务于同一部刑法的相同价值目标,而并非水火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