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唆罪的设立

论教唆罪的设立华东政法学院卢勤忠我国刑法第２６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１８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教唆犯是共犯的一种似乎已...

试论独立教唆罪的设立

教唆行为的错综复杂,无疑将教唆犯问题变成了刑法理论界极具争议的话题。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种立法例存在明显欠妥之处,将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唆犯规定在同一刑法条文当中,无疑会致使学界在研究教唆犯问题时分不清两者的界限。应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共犯教唆犯与非共犯教唆犯区分开来。由于目前教唆犯问题在立法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矛盾,应将非共犯教唆犯从刑法总则中的"共同犯罪"一章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立教唆罪,置于分则当中。

教唆罪成立刍议

在我国,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刑法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教唆犯罪都被纳入到共同犯罪领域,由于有关教唆犯罪的理论困惑与实践矛盾长期存在,传统的教唆犯罪的立法形式以及以立法为本位、形而上学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文章从比较法的角度梳理教唆犯罪的渊源与性质,从实践的角度分析教唆犯罪的理论困惑,应用犯罪构成理论剖析教唆犯罪的归罪原则,进而得出教唆犯罪应与共同犯罪分道扬镳、独立成罪,并提出了相应立法上的路径选择。

非共犯教唆视野下的教唆行为与教唆罪的构建

当前有关教唆犯性质的通说难以解决实行过限、说明犯罪构成要件、教唆多人、再教唆、无身份者教唆有身份者犯罪和教唆行为有益于教唆者或者被教唆者情形等问题。因此,应转换现今的研究思路,以共犯关系存在与否为标准,可以把教唆犯划分为共犯教唆与非共犯教唆,非共犯教唆应该从常态的共犯教唆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罪。在非共犯教唆罪的罪名上,不应该是单一的"教唆罪",而应该根据具体教唆行为配置具体的教唆罪名;在具体教唆罪的处罚上,应该尽量从轻并符合罪刑均衡的基本原则。

论增设教唆罪

在共犯理论中,教唆犯是引起学界争议最大的一种犯罪人类型。应在刑法典中设立教唆罪以解决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况,同时,引入想象竞合犯的理论以解决被教唆人实施了被教唆之罪的情况。

关于增设教唆罪的法律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见,《刑法》中有关教唆犯罪的规定有三个明显特点:1.教唆犯罪是共同犯罪;2.教唆犯罪侵犯的是不确定的客体,它取决于教唆他人犯罪的具体内容;3.教唆犯不是罪名.对教唆犯应当按照他所教唆的罪确定罪名。笔者认为,《刑法》中有关教唆犯罪的规定有重大矛盾,且与整个刑事立法体系不符:——《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教唆犯罪是共同犯罪,而在第二款中又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款规定本身说明了教唆犯罪并不都是共同犯罪。作为我国重要部门法的《刑法》,对同一犯罪行为在同一条文中前款规定是共同犯罪,后款又予以否定,立法明显不严谨、不科学,有失《刑法》的严肃性。

对教唆犯的反思与定位

本文作者通过对传统的教唆犯理论所隐含的问题的提出，本着解决问题的思路对教唆犯的传统归属进行了理性思考，认为问题的缘起乃源于教唆犯的立法错位，指出应该在刑法分则中将教唆行为规定为单独的罪名，并设置不同幅度的法定刑。同时，又对此种设置所直接引发的问题进行了粗略的说明。

论独立教唆犯

根据我国新修订的《刑法》第29条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上以被教唆者是否犯了被教唆之罪为标准,将教唆犯划分为共犯教唆犯与独立教唆犯两类犯罪人。被教唆者犯了被教唆之罪,即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形成了共犯关系,此情况的教唆犯称之为共犯教唆犯;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之罪,即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没有形成共犯关系,教唆者单独成罪,此情况的教唆犯称之为独立教唆犯。对独立教唆犯,中外刑法理论上称之为"教唆未遂"。笔者认为,此主张不科学。理由在于:从单独犯罪来看,虽然教唆未遂这种独立教唆犯的独立意义不能否认,但是,在共犯教唆犯中,当被教唆者犯了被教唆之罪,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具有了共犯关系时,教唆犯就不能独立存在了,即使被教唆者犯而未遂(此情况成立共同犯罪的犯罪未遂),这种共犯关系依然存在,教唆犯仍不能独立存在,它只能与被教唆者构成共同犯罪。因此,我们应把共犯教唆犯中的未遂教唆形态即共犯中的犯罪未遂与独立存在的独立教唆犯区别开来,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由于我国立法上在未区分教唆犯不同种类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共犯人的种类之一,在刑法总则"共同犯罪"一节中将其包括,这是导致上述理论将独立教唆犯与共犯教唆犯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基于完善我国教唆犯罪刑法立法的需要。

教唆犯的定罪问题研究

由于现行刑法对教唆犯立法上的错位 ,导致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教唆犯的定罪与处罚无所适从。本文作者认为应在刑法分则中将教唆犯规定为单独的罪名即教唆罪 。

教唆犯的重新定位及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在教唆犯这一问题上,完全承袭1979年刑法的规定,只是在法条排序上由原来的26条变为现在的29条。现行刑法对教唆犯的这种定位极易导致在刑事司法中对教唆犯的定罪与量刑无所适从。为解决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应在刑法分则中将教唆行为单独规定为教唆罪,并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设定不同幅度的法定刑。

关于教唆犯的几个问题

一、传授犯罪方法罪是否属于教唆犯罪根据我国刑事犯罪变化的新情况,为了严厉打击传授犯罪方法的犯罪活动,全国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把“传授犯罪方法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加以规定。之后,几家法学期刊相继发表了论述这种罪的文章,探讨了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等问题,其中对于传授犯罪方法罪是否属于教唆犯罪,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对立的观点。

对教唆犯量刑问题管见

教唆他人犯罪,是共同犯罪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对教唆犯的量刑问题,谈点肤浅的看法。一、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分类的根据是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卢某是教唆犯吗?

某村章某生病．请卢某为他“镇鬼”。卢胡说章生病是东南方一块坟地作怪．只要把鬼钉住就好了。当晚章和卢一同到东南方一块坟地将钉耙钉在一个坟上．后被坟主拔掉。过了一段时间．章又生病．他以为还是那个坟在作怪．便决定杀死坟主儿媳，为自己消灾。后章将坟主儿媳骗至坟边．用菜刀将其杀死。卢某被以迷信教唆杀人定罪。那么．卢某是犯了教唆罪吗?

实行行为观念之提倡

实行行为是指刑法分则条文类型性规定的具有法益侵害现实危险性的行为,它除具有刑法中行为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规范性和定型性的特征。实行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素,因而本文提倡刑法立法及司法实践应当树立实行行为的观念,即刑罚发动以实行行为为限,没有实行行为就不得动用刑罚。在此观念指导下,我国刑法应当修订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原则和范围,设立独立教唆罪,限制刑法中“等”、“其他”等不明确的规定。

正确认定和处理传授犯罪方法罪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不仅对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几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在量刑上作了重要补充。而且还专门把“传授犯罪方法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加以规定。

试论传授犯罪方法罪

传授犯罪方法罪是我国第六届人大常委会一九八三年九月二日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规定的·一种新罪名,它是当前我国犯罪现象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犯罪形态。研究该罪的概念和特征,掌握它的构成要件,以及它与其他罪的区别,对于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正确贯彻中央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精神,对于促进社会治安秩序的根本好转,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晚历史意义。对于本罪的研究,已引起法学界的注意,本人也想参与探讨,以求教正。

铁窗下的悔恨之泪

最近江苏省 S 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精神病人故意伤害他人案。被告人吴军,男,26岁,患有躁狂抑郁症,犯故意伤害他人罪,经精神病司法鉴定为部分行为责任能力,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因精神病复发获准保外就医。被告人吴军之父吴志强,犯教唆罪、故意伤害他人罪。

实行犯在绑架中错杀他人,教唆者该当何罪——关键看是否超出了教唆犯的犯意

一、基本案情被告人朱某、孙某为索要钱财预谋找人绑架某公司老板魏某。二人冈与魏某熟识，遂以帮朋友索要欠款为由指使被告人李某、张某将魏控制在本市某酒店内。作案当天，四人为作案准备了水果刀、胶带，纸等工具。张某以谈生意为南约魏到酒店12楼见面，

片面共犯的理论与实践

片面共犯的理论与实践张勇暗中帮助或教唆他人实施故意犯罪，但被帮助者或被教唆者对此并无认识，这是否属于共同犯罪？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肯定说”认为这是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即片面共犯；“否定说”认为由于共同行为人之间缺乏意思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