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十国教坊诏令考略

唐五代十国时期皆有教坊(或内教坊)机构之设置,而各朝帝王亦常发布有关教坊之“诏”“令”。这批诏令常见者约五十余条,所涉内容较为广泛,大多曾对当时教坊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对这批诏令作出考析,不但能看清当时教坊的某些具体情况,而且对戏剧史和音乐史研究亦能有所补正。

明中期教坊司地位转变及其对宫廷戏曲的影响

教坊司作为明代宫廷戏剧的主要承应机构之一,直接管理宫廷戏曲演出,引领着宫廷戏曲文化并影响下层社会文化风向。但经过万历时期的变革,民间新兴的戏剧人员与演剧机构渗透进了宫廷戏曲舞台,这一变革使得教坊司的职能被分割,地位有所下降,新兴剧曲的大量演出使得宫廷戏剧更具有娱乐性,走向了俗化的道路,这一变化对万历时期及以后的宫廷戏曲文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从《教坊记》浅探唐教坊用乐

本文以《教坊记》为主要研究文献,探讨了唐代教坊用乐的类型、特点,以及在唐代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先介绍唐代教坊的概况,然后分析《教坊记》对唐代教坊音乐的种类、表演场合、演奏方式,以及音乐家的记载,接着探讨唐代教坊音乐对后世音乐的影响与传承,最后指出对唐代教坊音乐进一步研究和保护的重要性。

前行色与元代教坊组织结构考

前行色发源于唐宋,是元代教坊、云和乐等音乐机构或乐部中的新设分支。前行色,主要用于仪仗导迎及嘉礼进酒仪等,往往由戏竹、歌工以及演奏排箫、箫管、龙笛、板等乐器的乐工组成,而非登歌及舞者。每队前行约十人左右,按戏竹、吹奏乐器、打击乐器、歌的次序列队。宋代参军色与金元前行色同级,但前者重戏,后者重礼。元代教坊基础性管理体制,可分为四级:司、署、部、色。其中司、署,乃音乐机构行政单位,部、色,为音乐表演组织单位。这一管理体制对后代音乐机构的建制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

唐《教坊记》作者崔令钦身世辨正

唐代乐府学专书《教坊记》作者崔令钦的身世中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前人看法多互相矛盾,莫衷一是。结合新出土文献,对崔令钦漂寓江表及《教坊记》的写定时间、地点、任职礼部员外郎时间、出刺万州时间及其与刘长卿的关系等关键问题进行新的考辨,可以在厘正前人旧说的基础上,对崔令钦的生平重新做出勾勒。

教坊使與宋藝

教坊是宋代藝術表演的最大俗樂機構。教坊使是教坊主官,其以官員的身份與士大夫、其他機構進行交流,又憑借一技之長以樂人身份參與藝術表演。教坊使這一技術型官員的活動形成獨特的宋代藝術景觀:引導並貼近藝術表演主流、規範藝術表演與創作、爲教坊表演注入淑世情懷。教坊使的這些活動特徵直接、間接滲透並作用於宋代藝術。教坊使具備的機構、樂人的雙重屬性,是影響宋代藝術的其他因素所無法比擬的。

初盛唐时期教坊演唱在诗乐关系变化中的作用

诗的诞生与音乐有着紧密联系。在诗乐舞一体的上古时期,诗和乐的关系密不可分。伴随着诗作为文体的独立,诗与乐的关系也逐步地剥离,诗歌的音乐属性在文体的发展中被削弱。而盛唐作为诗歌的成熟期,不仅意味着诗歌的大量创作,也代表诗歌更广泛地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作为官方音乐机构,教坊在音乐活动中对于诗的态度,再次影响到诗与音乐的关系,这不仅影响到诗歌本身的创作和传播,还促使诗歌发生转型,为词的出现奠基。

唐教坊使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辨析

有关唐代教坊使相关问题的研究,前人成果并无多见。其中,今人左汉林和柏红秀在此方面的论述颇有见地,然其中的某些观点亦值得商榷。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唐代教坊使的任职身份、任职要求、任职方式、任职时间、职能及其与宋代教坊使的差异等方面来进一步探讨唐代教坊使的相关问题,为从古代官制的角度来探讨此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

唐玄宗整改教坊机构原因探究

唐玄宗整改教坊机构,将太常寺掌管教坊的权力改属宫廷宦官系统,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把太常雅乐、燕乐与教坊俗乐区分开来,以正视听。但细加探究,还有几点隐性原因:一是为了暂时"羁縻"追随他参与宫廷政变的有功乐伎;二是在政治上"防微杜渐",控制民间"散东巡村",消除潜在的异己力量;三是为了满足自己通晓音律的天赋和酷爱伎乐的嗜欲。

唐代第一任教坊使考

唐代第一任教坊使是范安及。通过对范安及生平史料的梳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教坊使全称为“总监教坊内作使”;玄宗设立教坊的目的在于安置有功之私臣,包括宦官与乐人;教坊乐官与音乐才能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由皇帝直接任命,但并非终身制,从他们后来所冠之职看,教坊与武官关系非常密切;

略论唐代教坊

唐代教坊是我国古代音乐历史上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经历了盛唐时期的繁荣,也见证了晚唐的衰落。它是研究唐代燕乐的重要线索,一直以来,受到各方学者的关注,他们在教坊设立、编制、所用乐器及曲目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笔者试图从论文研究的角度出发,将搜集到的近30年来的论文作一篇综述,以期更加全面的了解唐代教坊音乐。此外,将论文中涉及到的关于唐代教坊的古籍和现代书籍稍作梳理,以便大家更加方便的研究唐代教坊。

论唐末仗内教坊的实质及其他

文献记载中的唐末仗内教坊,即太常寺原有鼓吹署之教习机构。其职掌包括仪仗卤簿音乐和散乐。它的表演者为禁军乐人,首领受宦官节制。其所处位置前后有所变更:元和十四年(819)前在宣平坊,元和十四年几处教坊合署时,一并迁至延政坊。唐代仗内教坊的特殊地位,对宋代钧容直和东西班等禁军音乐机构的设立,施加了重要影响。

论任中敏对“唐代音乐文艺学”趋向全面之贡献--以《教坊记笺订》为例

唐朝是中国古代政局稳定、经济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的强盛朝代,文化方面百家争鸣,艺术发展氛围浓厚。文学与音乐历来联系密切,跨学科研究一直是诸多文史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课题。任中敏(任半塘)先生作为"唐代音乐文艺学"的创始人,其学术成果丰硕,见解独到而深刻。本文以《任中敏文集》中的《教坊记笺订》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结合史料典籍及其他有关教坊的可考论据、多家之言,加以综合分析并阐述任中敏对"唐代音乐文艺学"趋向全面的杰出贡献。

刘几与花日新的郊游——兼论北宋中期教坊乐和雅乐之改革

雅乐主要负责宫廷祭祠音乐,教坊乐主要负责朝廷宴饮音乐,从北宋初期至中期,二者乐律不同,乐器有别,歌词体制相异,泾渭分明。这一情况至神宗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花日新和刘几,一为教坊副使改造教坊乐,一为太乐修定官改制雅乐。二人一前一后的改乐,体现着雅俗的互动互补。花日新主张教坊乐去噍杀之声,“导中和之气”,俗中求雅,更将新乐施之于雅乐殿堂,另一方面,刘几等人在太乐的改造中也自觉地吸收了当代教坊俗乐成分,将教坊乐主动的“拿来”,以至雅乐中出现“郑卫”之声。而刘几的改乐显然于花日新改乐有着很强的承传关系,其“律主人声”的制乐观与花日新要求的歌者之声与乐律之和协配合前后非常一致,体现着共同的音乐主张。从刘几等人和花日新的交游中,宋代乐工与词人的合作情况亦可略见一般。

宋教坊的形成、内容及与唐教坊的关系考

关于宋代教坊曾有过很多研究。1961年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在其代表作《唐代音乐的历史研究》中就宋教坊中的四部乐与唐太常四部乐展开过详细的论述。王易、黎国韬、张国强、康瑞军、徐蕊等也有过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宋教坊四部乐史料中记载不详之处而展开的争论。但是宋教坊四部乐为何会接受唐的太常四部乐?宋初教坊是接受前代唐还是五代的教坊制度?宋教坊与唐教坊是何种传承关系等,这些论题至今没有得到详细的论述。本文将对此展开讨论,以理清唐宋相互间的教坊关系,并确认其内容。

明初教坊制度考略

宋元以来的雅俗之争直接导致了明初礼乐官署设置上的革新,即太常寺地位的下降和教坊司的升格,并将二者以祭神和娱人分,太常领祭祀雅乐,教坊掌宴飨朝会乐,辽金元以来乐署职司的冗杂与音乐的雅俗混杂乃肃然划一。在此过程中,教坊司正式取代太常,成为明初礼乐机构的核心。以教坊司为中心重建礼乐系统,自京师至地方,逐渐形成以"宫廷/藩府/州府——酒楼——勾栏——院"为一体的演剧场所,力图将乐工们自宋元以来形成的一应演剧方式都加以制度化,以置于朝廷严格的控制之中,成为朝廷礼乐制度之一环。于是,教坊司、太常司、钟鼓司具体职掌的变化及其地位的升降,富乐院的普及与丽春院的有无,南京御勾栏与十六楼的隆盛与衰微,都成为我们进一步发明有明乐制及其历史与精神意义的重要前提。

回族语言、回族教坊与回族社区幼儿教育

回族特定的社区文化 ,对每个社区成员施加影响 ,对社区内的学校教育系统也产生一定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要发展回族幼儿教育事业 ,必须协同家庭、社区、幼儿园的力量共同提高办学质量。其中 ,重视社区教育的力量 ,求得其支持 ,对回族社区居民进行宣传 ,改变其幼教观念 ,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回族语言的特点和功能提供了现代幼儿教育与回族本土文化相融的可能性。

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日本音乐制度(内教坊)的形成与变衍

本文对日本内教坊制度的形成 ,乐人的结构以及在多少程度上接受中国内教坊制度等作了历史性的考究 ,并论述奈良。

内教坊、梨园在唐代音乐中扮演的角色与历史作用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俗乐机构内教坊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宫廷俗乐组织化地由幕后走向前台。从初唐武德内教坊的出现至中唐玄宗朝的左右教坊产生是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她与梨园一同担当起盛唐音乐艺术的主角。那么,初唐内教坊的性格与本质是什么?担当了哪些演奏活动?玄宗的左右教坊与梨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同时,盛唐时期雅、俗、胡三乐全面走向融合的同时又如何消化、吸收胡乐与旧俗乐产生新唐乐,使太常乐工制为核心的礼仪乐逐渐向着教坊、梨园为中心的艺术乐转化的呢?上述问题便是文章阐述的核心内容。

略论唐宋教坊梨园中的几个问题

教坊、梨园的研究,目前学界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文章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认同仗内教坊即禁中教坊一说,"仗内"与"仪仗"无关;认为鼓吹局教坊为"教习"之义,并不含有俗乐机构的意思;认为唐代教坊饮妓可分两类:一类籍系教坊,是番上的官妓性质,一种并不系籍,可以算作私妓;认同唐教坊与唐梨园两机构人员可以互通有无的说法;认为唐梨园小部音声中应有这种胡雏,他们来自于中古"粟特九姓"之一的康国;认为《东京梦华录》所载已经是十三部色形成时期的情况,而《梦粱录》关于十三部色的记载则存在一些错误;宋代宫廷的多数礼仪中教坊并不负责核心的工作,但在大傩仪中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