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近代白话文之路:富善在第一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的报告之考察评价

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的语言实践或语言策略,实际上是对他们宣教策略的一种体现与落实。他们对于官话或白话及白话文的"发现"与借用,并不是一种简单自然的"就地取材",而是与他们基督教化中国与现代化中国的终极目标相一致的整体策略中的一个环节或一个侧面。而美国传教士富善在第一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率先明确提出以官话作为基督教中文文献的语言工具的主张,不仅促成了第二次上海传教士大会上更为集中且大规模地讨论这种"新语言",而且也促成了《圣经》"和合本"的翻译与出版。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在思想心灵层面及现实日常生活层面双重关注并致力于不断改进提升的新语言,不仅成为晚清中国话语结构及语言结构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亦关联着后来传播五四新文化的现代语言并为其提供了近代语境和资源借鉴。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晚清西史译介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西译中述"翻译模式下,西方传教士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翻译馆出版社会科学图书,特别是历史类图书,与传教士在华政策转向有关。史志类图书成为了影响中国士人和学者的重要手段。这些图书相较于以往教士翻译出版的历史书籍,显示出了新的特点,对时局影响更大,是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法国旧制度时期书报审查制度的内在张力

法国在旧制度时期逐步确立了一套极为复杂的书报审查制度,共有四个利益和目标不尽相同的审查机构:索邦神学院,高等法院,御前会议和教士大会。在对精神世界控制权的争夺中,在面对不断涌现的各种新思想时,权威之间充满了冲突,这种内在张力极大地削弱了书报审查制度的实际效能,而使新思想幸存。

晚清新教传教士代表大会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探讨中国教会大学兴起的新视角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曾召开五次新教传教士代表大会,即1877年、1890年和1907年上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在华新教传教士代表大会以及1888年伦敦世界新教传教士代表大会和1910年爱丁堡世界新教传教士代表大会。上述大会围绕中国教会高等教育及教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若干共识,这些讨论和共识对中国教会大学的兴起及其最终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教会三自的探讨

在近代传教运动兴起之初，建立遵循三自原则的本土教会的理念就由传教运动的先贤们提出并实践。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对传教事业抱有明智见解的一部分来华传教士也提出了中国教会的三自原则，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当然，在殖民主义时期，由传教士倡导的三自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就。但是，我们仍可以从那些开明传教士的思想和讨论，及其难获成功的实践中得到教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