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转型下陆费逵的“教科书革命”图书出版思想

陆费逵在1912年创办中华书局时提出的“教科书革命”思想,是对其教科书出版认识的高度概括。陆费逵早年直接从事教育、参与革命组织,以及步入图书出版行业是他“教科书革命”思想形成的基础。陆费逵认为,中国人自主编印教科书是“教科书革命”实现的关键。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国人自编教科书是抵制殖民文化、关系民族兴亡的基础;另一方面,高质量教科书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根基,而教科书编纂者在其中的作用和责任无可替代。此外,在陆费逵看来,实施教科书出版审定制度是实现“教科书革命”的制度保障。

应时而上的“教科书革命”——以陆费逵为例

1912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以超凡胆略和气魄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响亮口号。从形成思想到有效实施,陆费逵不断呼吁教科书独立,以"教科书——教育——立国"的新锐思想引领"教科书革命"方向;敏锐感知变革机缘,明确教科书与革命胜利的关系,以超越凡俗的决策捕捉"教科书革命"契机;亲自参与编撰出版,熟知新式教科书发展变化过程,多样创新追求"教科书革命"的实现。

教材理所应当成为真善美的传承载体

教材融科学性、人文性、道德性为一体,具有权威性、代表性、核心性、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教材不但界定了教师教的任务,也界定了学生学的任务,它是保证学校基本教育质量的“依靠”和“凭借”。我国近代教育家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明确提出了“教科书革命”的口号:“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材是知识、智慧、精神的载体,理所应当成为真善美的传承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