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法》对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

基于一套独特的中国农村家族调查数据,同时借助《义务教育法》实施时间在省份间的差异及该法对子代出生队列的外生影响,实证估计该法对于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通过区分该法的实施对实现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先天效应与培养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分析发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强化了由先天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抑制了由培养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与机制分析中,发现由培养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弱化,主要是《义务教育法》对于女孩群体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层次、收入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起作用的结果。

教育代际传递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任务,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是重要施策点。而教育公平作为起点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农村教育的机会平等更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反事实视角检验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子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即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儿子与女儿的教育机会存在差距,女性子女教育机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的约束性影响;农村子女教育代际流动与其收入水平存在相关性,且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性别间也存在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上的差异;教育因素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贡献表现为特征效应而非系数效应,教育分布扩大了收入性别差距,而教育回报率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反事实视角下,当消除女性子女教育代际传递的劣势后,子女收入性别差距减小约10%且教育禀赋不再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相关教育政策一方面应该加强劣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善相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及教育机会分配。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改善女性地位,发挥女性优势。

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验证

借助多期跨时段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微观家庭视角出发,主要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所造成的居民教育获得不平等问题。结果表明:以亲代为表征的多类别家庭背景因素较为显著地影响了子代的教育获得,亲代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在子代身上得到传递乃至强化,这也意味着教育代际传递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扩张所带来的教育机会均等化的成就;此外,相比较而言,中、西部的农村女性在教育获得方面处于地区、户籍和性别的三重弱势。为促使每个人在教育方面享有体面且可视的成长通道,当下的教育政策应努力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改革和配套制度建设,创造更公平和更广泛的教育机会。

我国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趋势逐步增强,城乡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差距的扩大阻碍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然而,教育机会只是对某一代人受教育状况的描述,在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若教育流动性足够强,父代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将向子代的教育机会均等演变。本文采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别从城乡居民和城乡户籍双重视角对我国城乡教育代际传递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整体而言,父母的教育背景对子女受教育水平有显著传递效应,区别在于父亲教育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影响显著,而母亲教育背景对子女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的教育机会影响更大。父亲教育背景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并未有显著的城乡差异,但是母亲教育背景对子女教育影响呈现显著的城乡差异。从城乡居民视角分析,城镇地区母亲学历对子女完成义务教育具有显著正影响;从城乡户籍视角来看,母亲教育背景对农村户口子女的小学入学机会影响更大,而对城镇户口子女的大学入学机会影响更大。上述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应当进一步向农村地区和农村户口受教育者倾斜,增强教育代际流动性;同时,在义务教育阶段消除性别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将有利于在长期内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

从“凤凰男”到“学二代”: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及其演变

尽管代际传递对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影响备受关注,但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问题尚未得到已有研究的充分挖掘。基于两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并采用OLS回归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代际传递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农村居民中却呈现出特殊的"反再生产"特征,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居民更能培养出"凤凰男"。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相较于农村居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更能熏陶出"学二代",高等教育起点不平等的再生产路径得以形成。要降低代际传递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未来的政策设计需要提升农村居民参与高等教育的能力,加大对农村家庭高等教育经费支持力度。同时,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大学生奖助学金的投入并为其求职提供政策支持,从高等教育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来补偿起点不公平。此外,政府应推进"普惠型户籍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居民身份平等化。

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对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采用同期群视角实证考察了教育扩张对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结果发现,没有充足证据表明教育扩张有助于打破教育代际传递。因为当把教育扩张、家庭背景、教育和初职社经地位置于同一个框架下分析时,一方面,教育扩张没有降低教育的社经地位回报,教育的社经地位回报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教育扩张没有显著改善教育机会不均等,父母教育水平等家庭背景越好,子女教育水平越高,从而形成了教育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大学扩招与高等教育代际传递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个人、家庭背景等变量后,大学扩招显著抑制了高等教育代际传递,促进了高等教育代际流动,推动了高等教育公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大学扩招对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家庭经济状况间和城乡间差异,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受大学扩招对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抑制影响高于男性。

走向再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的双重效应

一、研究问题本文利用2019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以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为研究对象,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从“家庭层面”出发考察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二是如果存在某种效应,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三是为什么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会有这样的传递效应特征。

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中国教育代际传递规模与影响因素分析

受教育程度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子女会有怎样的影响?本文运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教育代际传递的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代际传递规模先降低后增加;父母对女儿的教育代际弹性高于儿子;农村的教育代际弹性高于城镇,农村的代际流动性较弱;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对亲生子女与非亲生子女的教育代际弹性越来越相近,说明后天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很重要。

高校扩招与教育代际传递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研究高校扩招对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高校扩招对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在省份间存在异质性。扩招前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省份高等教育机会相对充足,此类省份高学历家庭子女已基本率先考取大学,扩招后新增高等教育名额更多被普通学历家庭子女获取,表现为高校扩招弱化教育代际传递。反观高等教育资源贫乏省份,扩招前高等教育机会相对紧缺,此类省份高学历家庭子女高等教育需求远未被满足,扩招后高学历家庭子女凭借自身优势获得了更多新增高等教育名额,表现为高校扩招强化教育代际传递。产生异质性的原因是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方式和扩招前省份间高等教育供给差异。

大学扩招是否真正推动了高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大众化、扩招与高等教育代际传递

自1999年起,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策略,我国开始实施大学扩招政策。扩招政策实施之初,就一度存在"效率优先"抑或"公平优先"的争论。时至今日,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满足大众高等教育需求的机会增多了,但是否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经济水平、城乡、性别等之间更加平等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本文使用CFPS数据,选用DID与DDD回归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考察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扩招政策对促进高等教育代际流动、推动高等教育公平的实际效用。同时,为了进一步观察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及其扩招政策影响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异质性作用和结构性效应,本文引入收入水平、城乡身份和性别等变量并补充观察了扩招政策对低教育水平代际传递的实证效应。研究发现,以高等教育代际传递为重要机制,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公平,扩招政策的实施也最终呈现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总体特征。

代际教育传递的机制与经济后果:来自中国微观调查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8年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The China Survey)数据,实证研究了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子女受教育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提高1个单位后,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会提高0.295个单位;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提高1个单位后,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会提高0.325个单位。采用解放初期家庭成分是否为贫下中农作为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依然稳健。父母受教育水平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渠道是生育子女的数量。就经济后果而言,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子女的相对收入、社会地位和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文化资本视域下教育贫困代际传递阻断路径探究

摆脱教育贫困、促进教育发展对稳定脱贫成果、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布迪厄认为父母的教育贫困会导致父母文化资本匮乏,继而影响子代获取教育资源及提高综合素质。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政府部门应为教育贫困家庭提供精准指导服务,提高教育贫困家庭亲代的教育意识,提高贫困地区学校教育质量,为贫困家庭子代接受课外特长教育创造条件,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提高贫困家庭子代就业能力,进而阻断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现象。

互联网使用增加了教育的代际流动性吗?——基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视角

本研究利用CFPS2018年数据为主样本,采用其他年份数据为辅样本,对父子两代信息进行精确匹配,得到包含教育信息和家庭信息的综合数据库,并运用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互联网使用影响教育流动性的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子代使用互联网可以增加教育的代际流动性,且互联网使用对阻断中西部农村男性子代的教育传递作用更加明显;互联网使用分项的回归表明,使用互联网学习阻断教育代际传递的作用最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互联网的使用阻断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且文化资本的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促进“互联网+教育”均衡发展和制定教育公共政策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儿童照料时间的梯度影响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儿童照料时间的影响,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父母的照料时间在数量上增加、在质量上提高。相比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父母,本科及以上学历母亲的儿童照料时间显著增加0.865个小时/天,本科及以上学历父亲的儿童照料时间显著增加0.635个小时/天。在照料时间质量上,本科及以上学历母亲的教育照料时间相比之下显著增加0.618个小时/天,本科及以上学历父亲的教育照料时间相比之下显著增加0.430个小时/天。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母亲的教育照料时间,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父亲的相关交通时间。父母受教育程度都高的家庭儿童照料总时间和各类儿童照料时间都显著增加,这一现象在中等收入家庭中表现得尤为显著。相比于低学历父母,高学历父母的儿童照料时间对工作时间的影响程度低,对闲暇时间的影响程度高。本文研究结果可以解释教育代际传递现象。

教育有助于社会流动吗?——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当前社会流动性减弱已是不争的事实,教育能否成为助推社会流动的有效手段?运用CHARLS(2015)数据定量检验了教育的代际传递性。研究发现:教育表现出显著的代际传递特征,且父亲对子代的教育传递性略高于母亲,父代对女儿的影响略大于儿子,代际传递在中部最强、西部次之、东部最弱。因此,政府应促进教育资源的城乡均等化配置,在农村帮助女孩接受初中以上非义务教育,为已婚、已育妇女提供更多的职业教育和再教育机会。

教育扶贫的多元投入机制研究

教育扶贫是促进我国教育均衡发展,以及从内生驱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从教育扶贫的内在价值和社会参与两方面分析教育扶贫多元投入机制的应然逻辑,并结合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发展需要,从谁来投、投给谁和怎么投等三方面提出优化教育扶贫多元投入机制的建议,为制定和实施教育扶贫的引导政策提供参考。

中国农村持续性多维贫困特征及成因——基于能力“剥夺—阻断”框架的实证分析

文章将贫困时长、受剥夺能力与脱贫概率相统一,利用“剥夺—阻断”框架研究多维贫困持续性,并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资料和Logit回归方法得到中国农村持续性多维贫困的能力分布,同时检验教育缺失代际传递形成持续性贫困的中介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当贫困达到二期后,家庭继续贫困的概率显著提高。医疗负担、生活结余等健康及生活质量缺失可在约50%的贫困期被阻断,而教育缺失却伴随着贫困期延长始终存在。弱势家庭低效人力资本代际累积显著延长家庭贫困时长,降低未来脱贫概率。这些研究发现对中国2020年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之后持续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