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刑理念下我国少年司法体系的完善

从根本上讲,完善少年司法体系就是采取科学的理念,对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设置并适用合理、正当的司法处遇措施。我国现有少年司法体系没有真正确立与少年司法相契合的教育刑理念,虽然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规定了教育、感化、挽救的办案方针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办案原则,却没有规定可替代刑罚的以教育为目的的司法处遇措施,以至于实践中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只能一放了之。破解这种困境,就要根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点,确立教育刑司法理念,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设置强制性教育措施以及如何在落实强制性教育措施的同时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免受侵害。遵循这一思路,我国少年司法体系中要设置具体规则,并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和物质保障,确保强制性教育处分措施得到规范适用、收到矫治效果。

悖论与反正:论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兼评教育刑的否证性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主体类群,需要从行为人角度予以区别对待,其特殊性决定了对未成年人教育改造是整个刑事程序的根本性原则。该原则的产生有自己的多元理论基础,但是面对现实的社会背景和刑罚理论,教育改造原则又存在相当多的悖论。在承认这一原则的基本前提之下,从刑罚目的辩证性认识的角度出发,以非犯罪化—非监禁刑—社区矫正——前科刑消灭制度进行层次性推进,从而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原则进行反正和解读是我们的应有选择。

"重重":世界范围内教育刑主义的反动

面对严重危及社会生存与发展、民众安宁与秩序的一些严重犯罪,"重重"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刑事政策选择现实与趋势。"重重"绝非一种重刑主义政策,其核心含义与要求是严密法网并严格责任。其基本的理论假定是:既然刑罚的矫治罪犯、回归犯罪人并预防犯罪的目的对有些犯罪与犯罪人难以达到,那么起码有一点能够做到,那就是,让刑罚发挥其能够起到的惩罚犯罪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保护社会。

中国古代狱制的教育刑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集权专政统治时期的监狱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礼治文化和民族习惯的影响,具有诸多独具的特点。虽然有些对狱囚待遇的改善是在被剥削阶级不断反抗下统治者基于麻痹和腐蚀人民的意图制定和实施的,但不可否认,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古代狱政制度中的系囚、悯囚、录囚、圜土等教育刑确有现代监狱管理的可借鉴之处。

中西方监狱教育刑的比较与浅析

监狱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场所,改造罪犯主要体现在教育刑的使用上,国外自教育刑思想产生以来,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对罪犯进行教育与矫正的实践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对中西方教育刑的使用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取长补短。

报应刑、教育刑及与犯罪的斗争

报应刑是以犯罪者的个人责任为前提、为基础的 ,其理论核心是着眼于犯罪的客观行为 ,而不论实施犯罪者的个人情况。教育刑理论为现代派理论 ,它认为犯罪的原因来源于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当前国际社会已从报应刑过渡到教育刑 ,在走向崇奉社会防卫论的时代时 ,我们也应关切刑事政策、社会政策 ,力求最科学、最合理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进步的要求。

论完善我国教育刑制度

教育刑制度指在保持刑罚惩罚性的基础上,教育犯罪人不再犯罪的刑罚制度。其完善要摒弃重刑主义,大力推行司法改革,刑法应当进一步体现教育刑思想。

文化国与教育刑——法制文明的回顾与展望

刑罚与教育的关系,刑罚的教育含量,教育政策占刑事政策的比重,是法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专制国(政治刑法、报复刑)到法治国(市民刑法、报应与功利刑),再到文化国(政策刑法、教育刑),惩罚与教育,体现了此消彼长、螺旋式上升的辨证关系。法治国度面对文化国度的教育刑,“困惑”是必然的,“启示”是当然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教育刑的理念及其表现

在近代教育刑思潮的引领下,民国监狱的感化教育备受推崇。近代教育刑既是一种理念,更是一个体系,其构成包括监禁制、累进制、假释制、不定期刑、保安处分等各种行刑制度。清末刑制改革以后,教育刑理念渐居主导地位,监狱当局力倡行刑感化主义。尤其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刑成为引领监狱行刑变革的主流,并基本奠定了现代监狱教育模式的主体格调。

教育刑主义下的监狱功能定位进化

执行自由刑的监狱,是人权运动和人道观念的产儿;报应刑主义与目的刑主义的出现,仍然无法使监狱功能摆脱罚罪或预防的定位偏颇;唯有教育刑主义,才使监狱功能进化定位于教育、改造犯罪人的矫正"医院"。

教育刑与刑罚的教育功能

受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工具理性主义的推动,教育刑在时代背景底蕴的支撑下应运而生。教育刑以教育为刑罚本质、把教育作为刑罚目的、强调教育贯穿刑罚实践全过程,造成了教育与刑罚的异质性、刑罚目的位阶性、实践操作性等方面难以克服的多元困惑。教育刑理论根基的缺失以及"以教统刑"实践模式的弊病,不是否定刑罚教育功能的实质理由。区别教育刑与刑罚的教育功能,是结合刑罚理论和司法实践理性审视教育要素的结果,是对刑罚正本清源之后合理引导刑罚教育功能的需要。

教育刑理念的彰显与背离：近代中国假释制度考论

刑罚执行是刑事司法的最后环节,行刑法律的运作直接关涉刑罚功能与目的能否实现。假释作为行刑制度之一,其运作效果是刑罚观念的集中体现。近代以来假释制度完成了由恩典到权利的制度转化,因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假释制度在清末刑事立法中虽然得以确立,却未能实践。其后的立法与司法虽对于假释制度有着较多的践行,但民众的法律情结却仍停留于报复惩戒,教育刑理念仍然未能深入人心,法律观念、法律文化的转型任重而道远。

徘徊于教育刑理念和传统文化之间:缓刑制度的知识考古学检视

一国的缓刑制度深植于其传统社会文化中。我国缓刑制度虽应遵循现代教育刑思想指导,但百年来的缓刑实践表明,其立法与司法均深受传统实用理性及报应理念的影响。缓刑制度的实用理性主要表现为不以教育感化为目标,而以稳定社会为主旨。而缓刑报应结构的不合理,则导致其司法适用率及认同度偏低。应通过调整缓刑制度的规范结构来协调缓刑适用中的现代理念与传统思想的冲突;通过设置缓刑听证制度以减少庸俗实用主义弊端。

论行刑教育化

在行刑中个别预防的积极方式是改造，这是改造目的确立的根据；而建立在刑事制裁和刑罚报应、预防统一基础上的行刑教育化，既具有刑的本性，以致它不应违背刑罚原义，又在某种程度超出了罚的涵义，浓抹着监狱运作中的人文色彩。行刑教育化是法律微观层面的价值取向，它本身需有成本与效益的合理比值，于是要保证相应的刑罚量就应正视行刑教育化会不会消减刑罚力度的问题。同时行刑教育化是在刑罚即成事实前提下为弥补刑罚不足施行的，它本身具有高成本、低产出的特点，因此行刑教育化是社会的必然选择。

论回归社会为导向的教育矫正刑

罪犯来源于社会,回归社会。监狱矫正罪犯,从基本理念的确立到具体路径的选择,都要充分考虑到这一基本要求。回归的价值导向,决定了监狱矫正罪犯的内容和路径不能仅仅满足监狱自身的需要,而是应立足于罪犯回归的需要。对罪犯的矫正与改造,其本质的涵义就是通过教育,转变罪犯的心理结构,能够使罪犯学会基本的生存技能、文化知识、道德法律规范和社会交往能力。以教育为核心,就是需要在罪犯矫正的全过程贯彻教育人、矫正人的宗旨,能够发挥教育的主导性作用。

在《刑法》中增加对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改造)”的规定

社区服刑人员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教育矫正"。我国刑事立法因缺乏监禁教育矫正与非监禁教育矫正的衔接,缺乏对国际社区刑罚制度发展变化的关注,缺乏对罪犯在社区承担刑事责任发展变化的认识,导致《刑法》缺失"教育矫正"之规定。为弥补《刑法》缺失"教育矫正"的短板,可借鉴发达国家在刑法中注重的教育刑理念及其应用,依国情从立法角度增加"教育矫正"之规定:《刑法》中作出原则规定和《社区刑罚执行法》中作出具体规定。

减刑、假释的目的反思与制度变革

我国减刑、假释以教育、矫正犯罪人为目的,为此目的而构建的减刑、假释制度不仅实践操作与目的错位,而且还导致司法腐败、倾斜适用、释放后再犯罪等现实问题。西方国家最初设立减刑、假释制度,并不是为了教育、矫正犯罪人,后来教育刑论者试图以教育、矫正作为减刑、假释目的,最终却走向失败。晚近以来,重返社会思想因关注未来,帮助犯罪人重新适应社会生活而逐渐受到重视,不少国家以重返社会思想为指导,改革调整其减刑、假释制度,扩大渐进释放范围。我国减刑、假释的目的当转向重返社会,并构建以自动给予的减刑为基础的假释制度。

非监禁刑的理论根基与中国扩大非监禁刑适用的必要性

从中国刑事法的语境来看,非监禁刑是指在监狱外对罪犯适用的较为轻缓的刑罚方法、措施和刑罚制度的总称。非监禁刑的兴起与发展,主要源于刑罚目的观的发展、刑罚谦抑性思想、标定理论以及行刑社会化理论的产生。基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顺应世界刑罚的非监禁化趋势的需要,有必要扩大我国的非监禁刑的适用。

论行刑个别化原则之确立

监狱的行刑运作必须遵循一定的活动原则。行刑个别化原则是特定行刑目的的派生物 ,是刑罚目的之于行刑的个别化要求 ,是一定时期刑罚制度及其理论在行刑观念上的折射。对分娩于国外监狱并为现代西方刑罚综合理论所极力主张的行刑个别化原则 ,我们应取其合理成份 ,弃其虚伪内容 。

我国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与重塑

刑罚执行变更中存在问题较多的是减刑制度,教育刑思想对于监狱行刑制度的启示是: 对罪犯单纯的惩罚或单纯的科学技术教育,都不能促进罪犯的人性得到全面的修复和发展,应立足于人的本质方面的回归,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将刑罚带来的痛苦程度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减刑制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罪犯考核难度大,现有考核标准设置失衡,应减刑未减刑和不应减刑却减刑的情况比较严重。建议应扩大可以减刑的适用范围,扩大悔罪表现在必须减刑中的含量,从实体上和程序上不断完善减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