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性教育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的运用

问卷调查的数据证明,缺乏规则意识是当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重要主观因素。调查研究证明,强制性教育是帮助"问题未成年人"建立规则意识的重要社会手段。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等三大经典理论为强制性教育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强制性教育可能出现的问题主要包括:强制性的滥用;单纯的强制性措施会强化未成年违法犯罪人的反社会心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不接受和不配合;法律法规不完善。对此,可采取一些有效的针对性措施。

论未成年人强制性教育措施——兼论与社区矫正之契合

未成年人强制性教育措施具有灵活、开放和有效的特性,在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却存在一定程度的滥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推行更是加剧了其适用方式的错位与失衡。引入社区矫正,推动未成年人强制性教育措施的去行政化、社会化和多样化。通过两者的衔接与契合,实现对该措施的改造。

论我国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制度的构建——以《家庭教育促进法》为背景

2022年1月1日实施的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调整家庭教育,使得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国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中明确规定了特定情况下对监护人的强制家庭教育指导。这一立法回应了时代需要,社会中因监护失职导致的未成年人被遗弃、虐待、暴力伤害,以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多与父母家长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技巧方法有关。对于监护人因监护失职导致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及其它严重不良行为,或导致未成年人成为违法犯罪被害人,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应该实行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在具体制度构建中,应关注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的适用对象、决定主体、实施主体、实施内容方式等问题。

强制性教育措施法律依据初探——兼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

一个立法的过程,可以看出国家对法律的态度,这也是法律对人民的态度。治安管理处罚法在重要程度上是一个关系公民人身、财产等诸多基本权利的大法,同时在适用范围上,这一法律也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据统计,全国每年的治安行政拘留有数百万起,这一数量远大于刑事拘留。强制性教育措施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体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的规定中。强制性教育措施的规定略显含糊,不明确,与《行政处罚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诸多不同,本身存在些许问题和不足,需要逐步改进和完善。本文拟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理论和实践角度谈谈个人观点,寻找恰当的法律依据,达到学以致用,用法维权的效果。

涉罪未成年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构建

研究发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具有一定关联。对于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强制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受一定时限亲职教育,有助于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预防未成年人再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促使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掌握科学的教育观念和方法、弥补现行法律关于监护干预措施的不足。应当明确强制亲职教育的主体、对象、法律依据、执行、结果反馈与监督等制度性因素,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有效衔接,落实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

强制亲职教育的制度实践与思考

根据当前强制亲职教育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机制探索的具体情况,在新出台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背景下梳理出我国强制亲职教育立法缺失、机制缺位等问题,参考并借鉴域外相关立法和实践做法,提出从立法层面明确“强制”界限及范围、明确决定主体和申诉路径、明确启动前审查程序以及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并设置第三方组织评价机制等方面构建适用本土的强制亲职教育制度,以期对制度完善有所裨益,发挥家庭教育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步形成以家庭监护为主、国家监护兜底的大监护格局。

广州市强制戒毒所、收容教育所设计

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规划布局形式,建筑与环境、自然景观的结合,实现使用的经济性,实用性和高效性。

强制教育可以防止学生辍学

在国庆日庆祝期间,吴作栋总理曾指出,以1981年小一入学学生为计算根据,我国的中、小学辍学率是6.7％(2800人),他认为这数目相当高,是不能接受的。又指出各民族的辍学率并不一致,根据1985年的入学人数计算出的辍学率,马来学生是5.4％。

对触法少年设立教育性强制措施法律制度的思考

在司法实践中很有必要对不实行刑罚处罚或者实行监外执行的触法少年采取特定的管理教育措施。只有设立这一法律制度，才有利于更好地对触法少年进行法律保护，有利于调整触法少年的环境，密切各未成年人保护主体间的协作和完善我国少年保护法律体系。

惩戒以正其心——对惩戒教育和强制教育的思考

当前，教师的教育惩戒权似乎已被淡忘了。教育惩戒似乎成了教师不敢触碰的一条红线，使得教师时时担心被冠以“体罚学生”的“莫须有”罪名而成众矢之的。笔者以为，大家对教师教育惩戒和强制的作用产生了极大的误解，把教师正常的教育管理等同于不分青红皂白、严厉地体罚学生。

从统合到分层:罪错未成年人强制亲职教育之分级实施

最新修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8条第2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61条以及正在审议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第45条为强制亲职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法治保障。检视强制亲职教育的试点现状,存在着开展笼统、未能细化的统合困境。强制亲职教育对象的统合导致教育效果参差不齐、主体的统合导致各部门权责不清、规范的统合导致强制力缺乏法治保障。问题未成年人往往都存在问题家庭,而问题家庭往往存在不同层类,借鉴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分类处遇之探索,我国强制亲职教育的开展也应当确立分级分类实施的司法理念。对监护人应当因应罪错未成年人等级分类实施强制亲职教育、探索公检法社不同主体分类分级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制定地方分类分级规范文件保障强制亲职教育,以此探索强制亲职教育未来的发展路径。

罪错未成年人监护人强制亲职教育的立法省思——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为研究对象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下文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作为我国首部家庭教育领域专门立法,其基本理念在草案修改阶段对“家庭”的定性经历了从场域向主体的转变,亦即从强调国家与家长共同对家庭教育责任的“责任法”转向了强调国家单方面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辅助责任的“指导法”。但是,对罪错未成年人监护人强制亲职教育缺乏“刚性”的规定无异于推舟于陆。这样的修改思路并未能解决长期困扰实践的“强制”缺失困境,既背离了本次立法的初衷,也严重限制了强制亲职教育制度效用的发挥。鉴于此,家庭教育立法应尽快实现对“家庭”场域定性的回归,完成从“协助家长”到“构建家庭”的理念转变。只有如此,罪错未成年人监护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功用,并进一步通过增强制度刚性、健全配套机制,以期在家庭场域为未成年人提供健康成长的空间。

检察视阈下“督促监护令”与“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制度之完善

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对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未成年监护人应当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以减少和避免因监护不当导致未成年人实施严重不良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同时降低未成年人受到违法犯罪侵害的可能。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积极通过“督促监护令”或者“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等制度的落实开展监护监督。要正确处理制度之间的关系,寻求应对之策以解决两项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中强制亲职教育制度的构建

家庭不仅是涉罪未成年人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制约其改恶向善的重要因素,监护人的监管教育等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影响巨大,强制亲职教育则是改善家庭环境的重要路径。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中构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具有一定的理论根据与实践基础,在制度构建时应厘清检察机关与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关系,并明确强制手段的法律保障。同时应当明确强制亲职教育的启动、实施与效果评估和处理等内容,通过提升监护人的监护职能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目的,推动少年司法的良性发展。

比例原则视野下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的理论与实践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良好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有研究表明,在家庭内部,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当或能力不足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实施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公安及司法机关可以强制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培养其正确的教育观念,提高其教育能力,以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在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立法缺乏保障条款,导致该规定刚性不足,实施效果无法得到保障。本文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在我国保障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实施应遵循比例原则,采取刚柔并济、先柔后刚的措施。

我国涉罪未成年人监护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强制亲职教育是指对于监护不当导致被监护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者遭受侵害的监护人,由司法机关强制其接受一定时间的关于监护义务履行、教养子女技巧等方面的教育。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在我国的试点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以湖北省、上海市和四川省的实践最具有代表性,对这些省份及城市的实践成果进行检视,有助于发现该制度在适用对象范围、实施主体及强制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在总结我国强制亲职教育实践经验基础上,结合未成年保护法律的修订及最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从明确适用对象范围、明确实施主体、增强强制性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以建立更加完善的强制亲职教育制度。

提升我国强制亲职教育专业化的路径选择——以《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为对象

强制亲职教育以《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执行为标志。司法实践中,指导令的执行在主体、内容方式、时长次数以及效果评估方面存在不足。为提升我国强制亲职教育的专业化,助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开展,规范指导令的执行有其重要意义。培养专业人才、制定层级性教育内容、保证持续性教育时长、实现全面性教育评估是实现指导令执行专业化的关键也是提升我国强制亲职教育专业化的路径选择。

未成年人检察中强制性令状的一体化构建——以亲职教育令为例

未成年人“两法”及《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亲职教育令作为强制性令状的典型之一具备了更丰富的法理与规范基础。但经过实践探索,囿于立法供给缺失与理论上的争议,亲职教育令面临强制性阙如和定位不清的双重困境,深层次上反映出一体化思维的缺失。检察机关在构建亲职教育令制度体系时,应立足于检察横向一体化理念,探索将令状作为程序衔接与实体中介要素来实现制度间嵌合,以程序与实体两个面向上的一体化构建形成制度合力,充分发挥“四大检察”融合一体履职的优势,并借此实现令状强制性的重塑,为亲职教育令制度的有力实施提供保障。

论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有效运用:教育性和惩戒性的双重面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4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来督促和保障父母落实家庭教育责任。由于我国学术界对家庭教育指导令的研究相对较少,现阶段还无法全面评估家庭教育指导令运用的客观效果。而域外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多,可资借鉴。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家庭教育指导令的运用越来越具有惩戒性的面向,这不仅有可能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精神,而且有可能带来其在实际运用中的异化。为此,在坚持“教育性为主、惩戒性为辅”原则的前提下,应从教育性和惩戒性的双重面向来思考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有效运用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宜于我国家庭教育指导令发展和完善的具体路径。

学生教育选择权回归的依据、方向与进路

近年来,现代化要素不断重构着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与社会文明程度,诱发了裂变式的社会变革,将人类社会的治理理念、学习理念、发展理念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生存权和受益权的实现状况已然不是人们的关注对象,转而强调教育的自主、自决、自立,倾向由内源性动力和自发性行为而衍生的产品,由此教育权的另一面——教育选择权成为新的权利主张。教育强制与教育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教育选择权的内涵,揭示了其运行过程中的表层现象及深层原因。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多向式”赋予学生主体教育选择权的权力、“市场化”拓宽学生主体教育选择权的范畴、“一体化”保障学生主体教育选择权的行使,从而深化教育管理改革,逐步有序地实现学生教育选择权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