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扶贫到乡村教育振兴的政策调适与有效接续——基于国家教育扶贫政策的内容分析

乡村教育振兴是脱贫攻坚的成果巩固与战略升级,具有承接教育扶贫、奠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作用。在政策上,推进教育扶贫与乡村教育振兴有效衔接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主体-政策要素”三维立体式的分析框架,对1984—2020年国家制定的141份教育扶贫政策进行内容分析,解构政策主体合作、政策工具运用和政策要素配置的内部关系发现: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化特征显著,形成了以教育管理为主的教育经费支持模式。但在教育扶贫与乡村教育振兴的衔接上,仍面临着政策工具选用广泛而内部结构性偏差明显、政策主体间合作普遍而深度协作力度不够、政策要素宏观配置均衡而市场作用发挥不足等的困境。建议通过完善政策工具系统协调机制、创新乡村教育振兴主体协作参与机制、深化乡村教育振兴的政策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推动乡村教育政策接续创新。

新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及未来展望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教育扶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脱贫攻坚的强劲支撑,也是后精准扶贫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战略的需要。新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经历了萌芽阶段、奠基阶段、发展阶段、壮大阶段和成熟阶段,呈现出教育扶贫内容丰富化、主体社会化、对象精准化、方式多元化等特征。今后,教育扶贫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应以人民为中心,贯彻以人为本原则;调动社会力量,构建多元主体格局;保障教育资源,持续加大经费投入;优化政策结构,构建动态政策体系;完善监督体系,确保政府公平公正。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变迁历程、逻辑与展望

教育扶贫政策是我国扶贫政策体系基础性组成部分,对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至关重要。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结合政策范式理论,探究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变迁历程发现:1984年以来的教育扶贫政策呈现出长期均衡和短期突变的特征。教育扶贫政策变迁历经“以线铺面”的普惠式扶贫、“点线结合”的专项式扶贫、“以点为主”的精准扶贫和“点面兼顾”的后扶贫四个阶段。宏观的制度环境变迁、中央和地方政府创新以及政策型社会问题生成是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变迁的内在驱动因素。进入后扶贫阶段,应强化教育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衔接,重视教育扶贫共同体构建及地方自主创新,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保持政策发展的相对稳定性。

教育扶贫政策的变迁历程、演进逻辑及优化策略——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贫困问题始终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教育扶贫作为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与方式,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人员再度返贫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教育扶贫领域颁布的众多政策,研究发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在70多年的演变过程中有较明显的路径依赖倾向,政府能力与社会环境变化是影响教育扶贫政策变迁的重要因素。在后扶贫时代的宏观背景下,推动教育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加快教育扶贫现代化步伐、形成和完善教育扶贫协同治理大格局是教育扶贫政策突破原有路径依赖、构建新型制度均衡的必经之路。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演进逻辑及未来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教育扶贫政策对推进脱贫攻坚战略具有关键性作用。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扶贫政策的变迁历程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主要经历了向普及要成效、从质量探发展和以精准建巩固三个主要阶段。结合我国扶贫政策的历史背景,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政策体系高昂的退出成本,以及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是造成我国教育扶贫政策路径依赖的主要因素。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出现了两个关键历史转折点:由扶教育之贫转向依靠教育扶贫;由普惠式教育扶贫转向精准式教育扶贫。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深入,新时期我国教育扶贫政策要从追求“效率逻辑”转向“效益逻辑”、从实施“宏观引导”转向“具体举措”、从倡导“单一主体”转向“多元主体”。

多维贫困视角下教育扶贫政策逻辑探析

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可以归纳出四种不同的贫困内涵,并以此形成四种不同的教育扶贫政策逻辑,即注重弱势补偿原则的教育物质扶贫、遵循公正平等观念的教育权利扶贫、突显均衡共享理念的教育资源扶贫、强调个体发展本位的教育能力扶贫。以四个贫困内涵为起点对部分典型国家的教育扶贫政策进行政策价值与逻辑的探讨,或有助于促进教育扶贫政策体系的建构与完善。

20世纪以来美国基础教育扶贫政策公平价值观述评

教育扶贫是世界各国极为关注的政治议题,美国的扶贫尤其值得关注。20世纪以来美国基础教育扶贫政策演变,蕴含着对公平价值观不断的思考。即,整体上经历了从20世纪前期保证教育起点平等的权利扶贫中的“形式性公平”转向20世纪中期强调教育机会均等的物质扶贫中的“补偿性公平”,接着从20世纪后期注重教育过程平等的资源扶贫中的“实质性公平”又过渡到21世纪后追求教育成就公平的能力扶贫中的“差异性公平”。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执行困境与治理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经历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初步建设阶段、以全面发展为指向的规范发展阶段和以精准聚焦为核心的精准发力阶段。在此过程中,教育扶贫的独特价值与核心作用备受重视,教育扶贫政策体系日臻完善。但与此同时,教育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诸多困境,严重影响了政策效益的合理释放。因此,在当下教育扶贫精准发力阶段,须以强化政策认知内化精准扶贫理念,以精准理念驱动形成精准扶贫机制并以精准扶贫机制推进多元主体共治,通过重塑顶层设计、引领扶贫攻坚、规范政策执行过程来提升政策效益,突破当前教育扶贫领域的现实困境,确保我国扶贫攻坚战略的高效能实施。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特点及作用机理

教育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扶贫的政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具有对象全程化、内容丰富化、主体社会化、方式多元化、手段精准化的特点。我国的教育扶贫政策将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提高了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与教育水平,提升了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激发了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乡村振兴中的农村教育扶贫政策:价值意蕴、实践困境与推进路径——基于“权力—技术—组织”的分析框架

农村贫困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中重要且不可回避的议题,而教育扶贫政策作为国家治理农村社会贫困问题的主要工具之一,是推进农村贫困群体减贫脱贫的重要途径。本文立足于政策“运行”的基点,聚焦于支配政策整体运行逻辑的“权力”、影响政策运行发展方向的“技术”、形塑政策基层运行结构的“组织”这三个与教育扶贫政策在农村场域运行有着本质勾连的核心要素,并关照当下农村社会转型变迁的具体现实,尝试构建起一个“权力—技术—组织”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此探讨和阐释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背景下农村教育扶贫政策在权力共享、技术应用以及组织保障三个维度上的当代价值意蕴,并揭示出政策运行中存在的权力失序、技术扩张、组织涣散等本土实践困境,进而提出应通过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无序性、提升技术及技术治理的科学性以及推动农村基层组织的再组织化的三位一体式联动路径来予以共同解决。

教育扶贫政策研究述评

教育扶贫在我国扶贫开发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和有效落实教育扶贫政策是发挥教育扶贫效用的基础;深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对指导教育扶贫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梳理分析教育扶贫政策研究文献,发现当前关于教育扶贫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界定概念、分析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归纳政策特点、评价政策执行结果等方面,并呈现“四为主、四不足”特征:研究的价值取向以成绩肯定为主,批评反思不足;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不足;评价研究的对象以政策执行结果为主,政策文本的评价研究不足;评价研究的类型以整体政策评价为主,个案政策评价不足。“四不足”将成为今后教育扶贫政策研究的方向。

家庭资本、政治信任与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基于全国31个省24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百村观察”全国31省240个村庄的教育扶贫调查数据,运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贫困人口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重点考察家庭资本、政治信任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表明:贫困人口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教育扶贫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家庭资本、政治信任对教育扶贫满意度具有重要预测作用,其中政治信任的作用尤为显著。科学分析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助于精准认识教育贫困问题特征,准确把握教育扶贫形势变化,持续推进教育扶贫工作。

新时代教育扶贫政策的实践困境与治理路径——基于全国187个村庄的调查

教育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路径,该政策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实践困境。对全国187个村庄的教育扶贫调查显示,教育扶贫政策的力度明显、供给尚可,且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和好评,但帮扶农户的需求不足、参与有限问题不容忽视。深入分析可知政策与贫困户、执行者之间存在张力:一是教育扶贫政策属性与贫困户需求的矛盾,二是教育扶贫政策实施与农户认知的矛盾,三是教育扶贫政策执行与考评体系的矛盾。要助力教育扶贫行之有效,应树立分类治理思维使得政策投递更为精准,加大“扶知”的力度激发帮扶群众主动了解、接受政策的意识,同时制定兼顾针对性、整体性、多样性和可操作性的考评机制。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理论下教育扶贫政策评估及效能优化--基于对598份有效问卷的深度分析

教育扶贫肩负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历史使命,是决胜脱贫攻坚的有效路径和必然选择。通过问卷调查及个案深度访谈获取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绩效评估,探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量对政策实施质量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义务教育阶段、父母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特征对政策满意度有显著正影响,而家庭就业能力则存在负向作用,学校重视程度、学校落实情况、政策宣传、审核实施过程等社会资本特征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性别特征、户籍性质、是否建档立卡等因素对政策满意度有显著异质性效应。基于此,形成教育扶贫“五位一体”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构建教育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机制,保障城乡教育服务一体化政策有效供给,最终实现教育扶贫政策效能优化。

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道——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受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等因素分析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执行所面临的力度减弱、效益受损、通道不畅和基础薄弱等困境。为促进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应从优化政策顶层设计,调整政策执行导向;增强机构执行能力,健全政策执行机制;提高目标群体认知,确保政策执行效力;改善政策执行环境,建构政策执行生态等方面着手破解政策执行之困境。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评估:类型特点、不足及其优化路径

梳理我国教育扶贫政策评估研究现状发现,当前教育扶贫政策评估可分为三类:运用逻辑分析方式开展的政策文本评估和政策过程评估,以及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开展的政策效果评估。现有研究存在评估内容不全面、类型单一、量化评估方法有待深入等不足。可通过丰富评估内容、评估类型多样化、探索政策文本量化评估方法等路径优化政策评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科学修订完善教育扶贫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演变、政策评价及其未来展望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演化经历了"解决温饱""巩固提升""精准扶贫"三个阶段,当前教育扶贫政策评价研究主要分为政策文本评价、政策过程评价和政策效果评价。未来教育扶贫政策评价研究需要完善政策评价内容,将整体评价与个案评价相结合,实行全过程评价。

教育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科学的教育扶贫政策评估指标工具是教育扶贫机制持续优化的有力保障。教育扶贫政策内涵是教育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的内容依据。结合教育扶贫方式目标手段依附性、教育回报长远性、主体角色能动性等教育性特征,参考已有评估工具,借鉴层次分析法的体系构建与权重测算方法,构建由'教育投入、过程保障、教育产出和教育脱贫'四个维度组成的教育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对教育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可促进教育扶贫政策的改进与落实,助力教育脱贫目标的有效达成。通过计算指标权重和建立教育扶贫政策实施具体绩效分值公式,进一步探讨该指标体系的应用性和可行性,构建科学动态的监测评估指标体系。

新时期中央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逻辑特征及未来走向——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教育精准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在深入推进改革事业、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X轴)—教育精准扶贫领域(Y轴)”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对新时期中央政府教育精准扶贫政策进行文本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初步完成,但具体领域供给相对不足;部委协同制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趋向多元化,但参与主体出现聚类现象;各领域内政策工具组合多样化,但存在偏移现象,系统化程度不足;政策工具使用重心有所转移,但命令型工具使用过溢。据此,提出加强学前教育、特殊教育领域政策供给、调动多个部委协同参与、增强政策工具使用系统性、科学均衡配置各类政策工具等建议。

借助“互联网+”技术促进义务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以云南省德宏州为例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方教育体制、师资、交通、地理地貌等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农村义务教育中应用"互联网+"教学,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教育公平。在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借助"互联网+"技术促进云南德宏州义务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