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教育改进的教育监测评价的现实反思与路径优化

“为了改进”是教育监测评价的基本价值定位。实现从重“鉴定识别”到重“赋能改进”的转变是教育评价改革中一个迫切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域。当前我国教育监测评价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运行机制和关键要素,发挥了诊断、监督和导向的重要作用,但就赋能教育改进的路径建设方面仍不明朗。基于教育改进的PDCA模型构建观照教育监测评价价值理念、功能定位与流程环节等的理论框架,从问题诊断、策略制定、计划执行、经验推广等关键维度厘清教育监测评价中阻碍改进作用发挥的影响因素,助益教育监测评价体系及其配套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加强,进而形成“改进—监测评价—改进”螺旋式上升的科学闭环,促进教育监测评价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从萧友梅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互动看其国民音乐教育思想

萧友梅在北京时期与“中华教育改进社”有密切互动,如积极参加改进社会议、举办国民音乐会等,这些互动,展示了他较为丰富的国民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成果。萧友梅的国民音乐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参与改进社会议”“举办国民音乐会”“编辑基础音乐教材”“创演教一体的教育策略”“国民美育的功能目标”以及“学科专业化的教育理念”等多个方面。萧友梅的国民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始终如一、一以贯之。

职业教育改进:理论逻辑、价值观与方法论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部署,基于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八年经验,借鉴国内外创建“教育改进学”构想,运用演绎和实证研究方法,确定了职业教育改进的理论逻辑及其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人本价值。针对目前职业教育存在的“重评价、轻改进”问题,探究了优化职业教育改进实践方法和完善职业教育改进理论方法。改善职业院校社会形象,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遵循“发现问题—解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实现“以评促改”。同时,增强改进“问题意识”,扩大改进“知识领域”,建设改进“师资队伍”,建立改进“交流平台”,逐步建立和完善独具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改进理论体系。

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济南历史教育会议述评

1921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民国时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育团体，下设32个专门委员会，历史教育委员会即是其一，该委员会是最早专门研究中小学历史教育的民间学术组织。

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有关图书馆议决案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华教育改进社先后召开四次年会,通过了二十件有关图书馆的议案。这些议决案,积极推动公共图书馆实行免费服务、开展儿童阅览和古物陈列工作,推动退还庚款资助图书馆,推动建立图书馆协会,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参考文献11。

中华教育改进社对20年代教育科学化的贡献

中华教育改进社人才荟萃，机构健全，成绩卓著，被时人誉为中国教育界的中枢。该社团对于教育不囿于仅“采取联络主义”，而是高屋建瓴，独辟蹊径，开了国内教育社团自力更生的先河，有力地促进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教育科学化、民主化、世界化的进程。本文通过对“科学化”方面进行阐析，以期为当今教育社团的良性发展和教育科学化、现代化的顺利推进。

中华教育改进社美育组会议述略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著名的教育学术团体之一,从1922年至1925年的暑假期间共举办了四届全体大会。在每次大会期间,还会有各级、各类和各学科的分组会议,讨论有关教育方面议案。美育组的分组会议主要讨论有关美感教育方面议案。从美育组四次分组会议所提交的议案情况可以了解民国初期在倡导美感教育时所思考的各种问题,以及美育组的这些艺术教育家和学者们为美感教育所作出的努力。

中国人思维的软肋与教育改进

讨论中国人思维的软肋是为了改善思维,通过有效的教育措施使更多的己的弱项,从而有针对性地,成为思维健全的人.中国人思维的不足具体表现在!道”的选择偏分限制了中国人思维的对象和内容;逻辑性缺失降低了中国人思维的缜密性;社会环境限制思维方样性发展.中国人思维的弱项在生活中的是多样的,分布在从生活的小节到确生大方向,从个体到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各个领域.提升中国学生的思维和能力,应在学中给思维明确的地位,尽可能依据学生的天性发展其思维,引导学生用证据讲道理而非贪巧直接得出结论,尽可能给学生提供通过自己的思维过程探获新知的机会.

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嬗递——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对象的考察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五四"时期中国新教育运动的直接产物,与美国教育对于近代中国日渐增强的影响态势密切相关。作为当时全国"研究教育之中心机关"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其学术活动所烙着的鲜明"美国"印记,折射出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嬗递。

倾听学生 教育改进——黄浦区学情调研和改进的实践探索

学情调研的实践探索,黄浦区已经坚持了近十年。最初,是因为“推进区域办学生喜欢的学校行动研究”大型研究项目的需要;后来,作为推进区域教育质量提升的一种重要手段,学情调研工作被写进区域教育综合改革实验方案和区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作为一种常态机制固定下来。多年的实践,一方面,对区域教育发展各个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检测;另一方面,基于学情调研结果,全区学校和教师形成一种主动倾听学生、进行教育改进的习惯,从而不断推动区域教育环境的改善和教育质量的提升。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教育交流活动论略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极具影响的民间教育社团之一,基于改进其时中国教育、构建"新教育"体系之需,该社积极展开教育交流活动。通过邀请欧美教育名家来华讲学、考察、指导教育改进以及主动参与国际教育会议、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新教育状况等方式,该社敏锐地跟踪世界教育新潮,从而引领着其时国内的新教育运动,加速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步伐。

胡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

胡适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要成员,参加了该社的成立和初期的主要活动。胡适在参与该社活动当中,与北京教育界同仁、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孟禄访华、国语国文教学、学制、庚款退还等问题上存在不小的分歧。这些分歧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学术、派系利益背景,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北京教育界内部、北京大学与其他七校之间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形。

中华教育改进社与欧美教育学术

成立于1921年底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是一个以留美归国人员为主体的教育会社,力邀杜威、孟禄、麦柯尔等美国教育名家来华,促成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发展。

中国教育界与中日庚款退还纠葛——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活动为中心

1920年代日本庚款退还是中日两国外交要案。中国教育界乘特殊政治社会格局对日本庚款的退还交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中国教育界代表自居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积极推动与筹划,希图主导日本庚款的管理与分配。随着日本逐步显露利用庚款以行文化渗透之本意,中国教育界开始对日本庚款的分配与管理进行批评,最终采取反对与抵制的态度。日本退还庚款的本意与结局如此乖离,根源在于其目的不纯,运作失误,终而至于种瓜得豆。

陶行知教育改进思想内涵的发展历程及其动因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将改进思想贯穿其一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教育改进思想。他将教育改进定义为坏者变好,好者向更好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陶行知教育改进思想的概念表达与内涵也不尽相同,教育改造、教育改进、教育改革、教育改良、教育革命等概念都曾不同频率地出现在陶行知的著述中。陶行知教育改进思想主要经历了以改造、改良、改革为主和以教育革命为主的两个阶段。促使陶行知教育改进思想表征的概念不断变化,教育改进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发展的原因主要包括政治、国情、反思和试验等。

中华教育改进社潍县社员考略

本文以丁叔言、丁锡田、郭业耜等潍县教育社员为代表,考证他们参与中国教育改进社的活动过程.从潍县教育人在民国时期的教育实践,可以看出他们热心当地教育事业,并以此来激励后人学习他们忧国忧民、担当大义的奉献精神,希望对当下教育改革起到借鉴作用.本文也是对地域文化以及乡贤文化的一次发掘,以古鉴今,对我市新时代“文化名市”建设和优秀文化传承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陶行知与中华教育改进社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一个以留美归国知识分子为主体,文教界各方面有识之士广泛参与的教育社团。该社团开辟了国内教育社团自力更生的先河,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教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作为该社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任期间为社团的活动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华教育改进社也为陶行知的个人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本文试图探讨陶行知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以期对当今教育团体的良性发展提供某些借鉴。

论教育改进科学:迈向改进型组织的艺术

本文从倡导新兴交叉学科教育改进科学的角度出发,哲学地反思人类历史在实现教育使命过程中的三大认识路径,从词源学及中西文化政治传统两个角度,厘清“改革”的误用与误区,以及“改进”与其他近义术语的异同及其在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中的种种体现。在此反思基础上,作者提出新改进主义概念,定义教育改进科学,系统阐释该学科的哲学前提、学科要素和理论架构,总结和肯定可生长性、可发展性和可改进性是教育事业的三大基本属性,并建构主要由学科知识和专业知识构成的学科知识体系。本文也强调教育改进科学的学科导向、系统思维及循证研究,以及围绕提升组织改进能力为目的的专业改进共同体建设。作者进而提出,教育改进科学是班级、学校和教育机构迈向改进型组织的艺术,其诞生的本身是对教育改进事业专业地位和学科领域的尊重和承认。最后,作者呼吁对教育改进科学的重视与研究,尤其是具有本土特色、全球视野的学科创建和开拓,催生新的教育学科生长点,进一步提升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学科化和科学化。

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民国幼稚园教育本土化中的作用

20世纪初我国学前教育出现了照搬照抄外国幼稚园的乱象。为破解这种一味“仪型他国”的困局,中华教育改进社自成立时起,就借助其组织优势着力推进民国幼稚园教育的本土化,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年会征集审议幼稚园教育议案,依托年会促使关于幼稚园教育的重大议题得以被公开热议,并由总事务所负责执行议决案;成立3所特约试验学校,通过拨给常年经费等方式支持其依据自身情况开展本土化教育试验;整合各类社会资本,对所取得的本土化经验进行内部互补式推广、区域辐射式推广和全国指导式推广,最终使民国幼稚园教育的本土化水平达到了理论替代型本土化的高度。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人再次面临着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前教育使命,作为中国学前教育领域最大的社会组织的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可以学习中华教育改进社,优化组织制度,充分发挥年会的本土化问题聚焦功能;建立特约试验幼儿园,探索学前教育本土化问题解决的办法;整合并利用各种社会资本,扩大学前教育本土化经验的交流与推广。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孵化器——中华教育改进社

中国图书馆界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产生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中。作为孵化器,在这一组织中,孕育出了图书馆界的许多理论研究骨干,催生了《图书馆学季刊》,凝聚了图书馆界的理论与事业中的重点与热点,大量参与社务活动,积累了许多相关经验。以美国退还庚款为契机,推进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参考文献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