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服务型教育政府的构建

随着世界范围内政府对传统行政模式的改革,教育领域也掀起了一场以市场化、民营化为主题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教育伦理、政府管理教育的公共职责都或多或少地疏离了公共利益这一中心理念,公共利益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公共服务以公共利益、民主治理为核心理念,在实践中力求通过构建服务型教育政府来不断完善政府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新公共管理的不足。

我国“学前教育政府责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基于2005～2015年CNKI期刊数据的分析

研究者对2005~2015年间国内学界有关学前教育政府责任研究的样本文献,分别从总量分布、学科分布、研究层次分布、被引频次分布以及研究内容分布等五个维度进行科学计量学分析发现：学前教育政府责任研究成果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政府责任的必要性、政府责任内容及实现机制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研究层次有待提升,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内容仍显局限等问题。今后应强化多学科参与,加强实证研究,深入拓展研究内容,初步构建学前教育政府责任研究理论体系。

“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政府投入与中国合作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沿线79个国家与中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想通五个方面建立了合作关系。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变化趋势和现状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越高的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越多。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方程,发现各国经济水平和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对高等教育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中国需推动精英化国家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促进低收入国家加大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并与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开展高层次的学术合作。

从派系整肃到教育系统变革:教育部整顿学风的政治实践与民国北京政府的权威重塑

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学界在与教育部的博弈中屡占上风,“好人政府”下台后教育部开始整顿学风。从直系统治后期、执政府时期再到安国军政府掌权期间,以“政”治“学”力度不断增强。直系统治后期教育部在彭允彝带领下扩张湘籍势力,矛头直指“浙籍学阀”,开启整顿学风先河。执政府时期教育部转变策略,从思想文化入手,将整顿对象扩大到北京学界中受新文化影响的师生,受众更广。安国军政府上台后教育部重组专门以上教育体系,直接管辖整个北京学界,在制度变革的基础上灌输旧道德,将以“政”治“学”推向巅峰。但与此同时北京学界活力也彻底丧失,军阀政治下政学关系似乎永远难以平衡,直至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仍是困扰当局的棘手难题。

县级政府教育财政支出对个人教育获得的长期影响

为探究县级政府教育财政支出对个人教育获得的长期影响,结合《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6—2002)中的宏观县级教育财政支出数据与CHIP2013所提供的微观个体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县级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因果效应。结果发现:政府教育财政支出对个体长期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且政府教育财政支出对个体教育获得的积极影响更多存在于女性和非国贫县群体中,这可能是因为非国贫县教育财政支出结构较为均衡,而国贫县教育财政支出存在“重物轻师”的偏好。

政府教育支出的绩效评估与管理

教育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教育支出作为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战略性投资,对国民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保障作用。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支出的效益最大化,政府需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与管理机制。这不仅有助于监督资源使用情况,还能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透明度和质量。然而,当前专门针对财政教育支出绩效评估机制的系统化、全面化研究,仍有需要更进一步优化支出,如指标体系构建有待健全,教育支出整体性绩效情况的说明缺乏等。为此,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教育支出整体实际和需求,提出一套能全面反映政府教育支出的绩效评估与管理的方法体系,对于提高财政经费使用效率,加强教育经费监督,规范经费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考察——基于五个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研

基于5个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考察发现,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决策机构主要有全体大会、理事会或执行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或特别工作组三个层级。其中,全体大会通常为最高决策机构;议事规则为达到所规定的最低参会人数,投票表决,通常以简单多数为标准;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是执行决策机构。制度互动和体制互动是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运行及开展基本活动的范式。其中制度互动包括组织结构互动、政治性互动和功能性互动。体制互动包括制定各类教育标准,开展教育水平认证;畅通学术交流渠道和学术激励机制,构建学术共同体;强化学术对话,拓展学术共同体意识。因此,中国要发起或主导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路径是:推动中国教育话语的国际传播,深度参与或主导教育标准制定,鼓励高校成为发展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力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动开展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共建实践。

政潮与学潮:直系主政时期的北京政府教育部与“学阀”陷阱

皖系下台后北京政府教育部致力于重建权威、缓和与北京学界的关系。直系上台后中央政府权力分散,吴佩孚寻求同盟并选择与“北大派”合作,至此教育部被“北大派”掌控,一时间以“学”领“政”的趋势达到高峰,“学阀”话语得以形成。此后由于政学两界各自的内部矛盾,教育部被国立七校与政府内多方势力视为敌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学阀”话语盛行的背景下,教育部成为倒阁的关键一环,被国会与“津保派”联手打击,地位难以维持,秩序全面崩溃。这一时期教育部的表现令政学两界部分势力深感不满,为日后教育部被全面洗牌和政学关系的逆转埋下伏笔。

云南政府购买民办高等教育服务的路径研究

本文通过对云南省民办高等院校发展路径的研究认为,政府购买民办教育服务本质上是依赖政策的扶持。同时,政府是连接有高等教育服务需求的广大民众与能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民办高等院校的桥梁,构建了政府、公众和民办高等院校“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促进民办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

政府教育支出、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地区经济增长

文章运用中国地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包含人力资本异质性的衡量方法——各教育层次人口比重,实证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人力资本和政府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其产出效率不同,不同地区政府教育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也不同。因此,三大地区政府教育资金的投入重点及结构调整方向应有所区别。

教育治理视域下的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构建

运用新的教育治理形式,提高政府高等教育治理能力,有利于构建以"公共治理"而非"行政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从外部治理的角度,可以大力推进以下四种治理形式: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高等教育拨款制度,构建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参与者身份与权利,培育第三方教育机构,从而使政府的角色转变为法治政府、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

政府教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政府教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首先建立一个包含政府教育支出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中国政府教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析,实证结论是:长时期内中国政府教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是正。因此,应进一步增加政府教育支出,并通过改进投资结构和进度,使之对长期经济增长起到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辽宁省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非限制性VAR模型方法,采用1980—2007年的年度数据,对振兴背景下辽宁省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自2003年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经济增长与教育支出均出现增长拐点,辽宁省政府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而在短期内这种拉动作用并不明显,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构成了辽宁省经济增长与政府教育支出两者之间的运动轨迹。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教育投资对私人教育投资引导作用的实证分析

文章简要介绍我国教育投资的现状与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数学工具,分析政府教育投资对私人教育投资的引导性。研究发现:二者关系在短期内是挤出效应,长期内为挤入效应,但贡献率较低。对此提出转变教育投资观念、拓宽融资渠道、完善投资环境等积极建议。

论社会建设中的政府教育职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从定位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转入社会建设领域。随着教育定位的转移,社会建设领域中的政府教育职能在于:以教育利益关系统筹协调为核心,建立公共教育政策体系;以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为核心,建立公共教育财政体制;以政事分开、政校分开为核心,建立公共教育治理结构;以人民满意为衡量标准,建立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论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制度建设

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是指政府与社会办学机构签订合同,明确各自权利义务,政府在评估社会办学机构所提供教育服务绩效的基础上,以财政资金全部或部分支付其成本费用。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本质是政府承担教育责任方式的转变,政府不再是"划桨者",而成为致力于教育事业规划、政策设计、资源配置、质量监控等的"掌舵者",政府与社会办学机构以合同为基础确立教育服务买卖关系。在我国进一步推行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必须着手建章立制,尤其以方式、范围、资金与评价等关键要素为规范的重点。

政府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法——兼论两种基本分析模型的局限性

从长期来看 ,教育投入所产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教育投入作为一种纯粹的资本投资 ,同样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这将反映在一个不变替代的 (CES)模型当中。本文分别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对政府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方法进行评价 ,并对中国政府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估算。

政府教育支出的挤入挤出效应分析

本文在政府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框架下,建立了我国政府教育支出与居民教育投入之间的回归模型,并采用30个省份200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政府教育支出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教育支出对于城镇居民的教育投入影响不显著,对于农村居民的教育投入影响显著。其中政府的义务教育经费对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以中西部的表现最明显;而政府的高中教育经费对于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

我国政府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考察与反思

本文依据国情选取了衡量我国政府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当前我国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努力不足的现状。在研究过程中算清了教育投入总量上的缺口,并统计了经费投入在三级教育结构上比例失调和义务教育阶段城乡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差距度逐步扩大的状况。建议政府今后在教育投入方面应加强立法建设;在公共教育财政配置中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教育财效率;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财政模式等,通过提高政府教育投入努力程度,解决当前教育经费不足和失衡问题,满足今后教育发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