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我国信息素养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

信息素养教育政策的制定事关我国信息化、现代化人才培育工作,对其政策发展过程进行整体把握,有利于未来信息素养教育政策的完善与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信息素养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探索期、初步形成期、全面发展期与深化创新期四个阶段。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归纳其政策变迁类型,并识别其中制度、利益、理念三种变量对信息素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作用。由此得出,我国信息素养教育政策在变迁过程中不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引发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实际上是社会主体受教育权的一次深化机会。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省级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分析

目前,虽然教育信息化政策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针对其研究多聚焦于国内外教育信息化政策比较、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分析等层面,对省级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关注度不够。基于此,文章以9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开发布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首先在分析政策工具及其应用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政策工具—政策时间”的政策文本分析框架;然后通过内容编码,分析了省级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中政策工具选用的现状和特点;最后从政策工具的系统化设计、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提出了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改进建议,以期为进一步优化我国省级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供给提供参考。

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规划和创新路径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政策和总体规划指南》要点与思考

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作为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顶层制度设计,发挥着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因此,厘清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制定的理念、框架、原则和路径,对于创新教育信息技术政策和规划,加速教育数字化转型,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发展极为重要。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政策和总体规划指南》的发布背景、内容框架、研究目的和问题,从人文主义批判视角论述了教育信息技术政策和总体规划制定的理念,阐述了制定政策和规划的指导框架和原则、政策制定的路径,讨论了面向整个部门的国家教育信息技术总体规划设计,最后提出了《指南》对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和规划制定的启示,以期为我国加速教育数字化转型,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教育信息化政策制定的迭接式路线图——《教育信息化政策和宏观规划指导纲要》述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22年7月发布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和宏观规划指导纲要》在联合国人文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指引下,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化系列服务的核心组成,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该指导纲要一是提出了教育信息化政策和宏观规划制定的指导性框架;二是对教育信息化政策与宏观规划制定的全流程进行细化指导,包括政策制定的管理与指导、政策审查与需求评估、确定政策愿景并制定政策框架等六大步骤;三是对重要领域制定宏观规划提供详细指导,涵盖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非正规教育等七大领域的针对性剖析。该指导纲要呈现出全面性与灵活性的特点,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操性强的指导框架。

基于三维框架的省级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构建适切的省级教育信息化政策体系,是国家教育信息化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以2015年以来省级政府公开的教育信息化政策为研究对象,从政策工具、政策主题和政策要素三个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挖掘分析。研究发现:省级教育信息化“政策林”已基本形成,政策文本形式以解释类文本为主,但发文主体较为单一;政策工具使用存在结构性失调,表现为对权威工具高度依赖,对激励工具和象征与劝诫工具存在一般性依赖,对能力建设与系统变革工具存在弱依赖;区域教育信息化政策内容相似度高,但在教育信息化“建”与“用”的政策主题上存在明显不同偏好,且在政策要素方面的政策供给存在“差序化格局”。最后,从丰富政策形式、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完善政策内容三个方面提出政策优化的建议。

国内外教育信息化评价的政策比较、发展趋势与启示

开展教育信息化评价的相关研究是探索教育信息化系统运行规律的需要,也是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对于发展我国教育信息化事业,实现教与学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分析教育信息化评价的内涵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评价目的、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和评价主体等方面,剖析了我国教育信息化评价工作和研究中现存的问题。并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教育信息化评价政策与战略,揭示教育信息化评价在政策、研究、标准和技术四个维度上的国际发展趋势:政策上重视,以研究促进评价发展,统一评价标准,渗透新型评价技术。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信息化评价工作提出建议,以期促进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教育信息化评价工作的效益。

教育信息化的宏观政策与战略研究

教育信息化是伴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进程中教育实践的深化发展以及信息与通讯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渗透与应用,而逐渐受到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全球性热点问题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上许多地区、国家以及国际组织都纷纷制定了各自的教育信息化宏观政策与战略,并积极推动这些宏观政策与战略的落实与实施。通过系统分析教育信息化的内涵与外延,对我国教育信息化事业的发展进行简要的回顾和对"教育信息化宏观政策与战略研究"系列文章的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过程进行介绍,进而深入分析了此项研究对于推进我国教育信息化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工作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演进(1989—2016年)研究

以1989—2016年间我国国家层面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TFIDF算法和聚类分析法等,探讨了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发展的历史变化轨迹。从文本和内容分析的角度,揭示了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演进的三个发展阶段:初步起始阶段(1989—2000年)、迅速发展阶段(2001—2010年)和全面推进阶段(2011—2016年)。通过提取关键词、确定重要词语和主题聚类方法 ,讨论了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演进特征和主题关注度,从而为我国过去27年来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演进勾勒了一幅意义图景。

信息化促进基础教育公平政策研究——基于政策工具的分析视角

在促进基础教育公平发展进程中,教育信息化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依据政策工具,通过对2003—2018年间有关信息化促进基础教育公平的政策文本分析发现,政策文本数量逐年递增,主题要素涉及面较广,其增长速度和内容偏重各有不同,仍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针对教育信息化进程中可能出现新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以及政策文本制定中如何合理分配能力建设工具和命令工具的比例问题,研究建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应加强后期监测力度,健全动力牵引机制;在主题内容中突出权威重组工具的重要性,强化技术支持学生发展手段的探索与应用。

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伦理困境及应对

教育政策应该坚持公平、人本化与效率等伦理原则。然而,对教师群体伦理诉求的忽视,折损了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公平性、公正性与合理性。在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静态系统与动态运行中,存在着信息素养与教师民主参与性的背离、工具理性与政策人道价值取向的冲突、物质效率与政策非物化价值取向的纠葛等伦理困境。教育政策陷入伦理困境有以下因素:科层化组织管理的固化、技术化治理的政治逻辑偏向和“功利主义”的倾向等。从教育政策程序伦理、内容伦理和主体伦理等维度,应将教师群体由“旁听者”转为“局内人”,基于技术伦理规范向内重塑教师内生道德,发挥主体微观权力的道德化和再生功能,以使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变成一种更具伦理意义的实践。

论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与实践的治理理路

以多元主体和协同共治为核心特征的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和体现。教育信息化作为其实现路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初步构建了国家与地方联动,教育部、工信部、科技部等跨部门、多主体的政策体系,并实现了资源建设的全覆盖与多样化、环境不断优化升级的阶段性成效。为提升教育治理效能回应社会关切,建议创建支持多元主体共治的参与机制和政策环境,国家层面发挥宏观引导作用,各级各类政府互通联动,企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发挥灵活的制度优势和平台作用,学校、家长、教师、学生等主体充分参与和对话,形成多元共治的教育治理新生态。

从“成事”到“成人”: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价值走向新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深入发展,我国教育部开始愈加重视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制定、修改与调整。从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变革背景、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价值走向新趋势:从"成事"到"成人",通过"成事"促进"成人",通过"成人"实现"成事"。

对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梳理与思考

通过分析我国20世纪以来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表明,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信息资源开发、人才培训和教育管理信息化等方面进行。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体现出以人为本和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不断促进基础教育信息化从应用整合向融合阶段发展,但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在合法化与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研究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新世纪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结构分析——基于扎根理论与共词分析的视角

教育信息化政策是国家调控、规范教育信息化活动的政府行为,系统地探究其政策结构体系,对教育信息化更好地实施、预测教育信息化发展形势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扎根理论与共词分析的视角对2000—2019年间中国国家层面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进行二级编码与聚类分析,提取出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结构,主要包括信息化人才、信息化资金支持、信息化基础设施与应用、信息化教师教育与信息化资源六大方面;通过多维尺度分析,探索主要聚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提出加强经费投入与重视信息化人才培养等政策建议,为教育信息化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及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教育治理视角下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政策与成效分析

以多元主体和协调共治为核心特征的教育治理,在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政策与成效中愈发凸显。目前,我国初步构建了国家与地方联动,教育部、工信部、科技部等跨部门、多主体的教育信息化政策体系,并取得了资源建设的全覆盖与多样化、环境不断优化升级的阶段性成效。为提升教育治理效能,回应社会关切,建议创建以教育信息化为载体支点,支持多元主体共治的参与机制和政策环境,国家层面发挥宏观引导作用,各级各类政府联动互通,企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发挥灵活的制度优势和平台作用,学校、家长、教师、学生等主体充分参与和对话的教育治理新生态。

基于话语分析的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研究

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在教育信息化和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和调控作用。本文选取并整理了42项1993-2018年国家发布的元教育政策、基本教育政策和具体教育政策;厘清了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从无到有、快速起步、蓬勃发展、智慧启航的社会历史发展脉络;利用文本分析工具,进行了基于话语分析的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特征梳理;发现政策主客体多元性逐渐显现,政策导向从"价值导向"到"价值取向"逐步变化,政策内容从起步到创新逐步发展。通过总结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变迁的共性与差异,并进行理性审视,进而提出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制定的未来走向。

教师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困境分析及路径探索

在教育领域推进教师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教师责任、权利以及教育管理观念,不仅有助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证教育政策科学化、民主化,而且是保证教育政策顺利实施、减少教育政策实施阻力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教师参与教育政策制定还存在制度化的参与路径不足、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教师组成无法确定、教师分享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不足等方面的困境。要充分发挥教师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积极作用。应分层次探索以获取教育政策信息为目标、以增强教育政策接受性为目标、以分享教育政策决策权为目标的教师教育政策参与路径。

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变迁理论研究综述

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面对高等教育未来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如何从政策端输血,将信息化置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制高点,不断优化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开展广度和实施深度,积极回应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者、教师和学生对于自身发展环境的极高的信息化诉求。当前,国内外学界关于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变迁研究的较少,发展时间短,可供参考的文献并不多,文章从国内、国外学者对于政策变迁理论、教育政策以及对高等教育政策和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的研究视角进行文献梳理,对已有文献进行述评。

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量化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以政策工具为横向维度,以政策内容的主题为纵向维度,构建“政策工具—政策内容的主题”二维分析框架,对1998—2020年间我国60份中央层面的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进行文本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命令工具使用较多,其他类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高等教育信息化各方面的政策供给不均衡;政策工具与高等教育信息化各方面匹配性有待增强。我国应调整高等教育信息化政策工具结构,均衡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政策供给,增强政策工具与高等教育信息化各方面的匹配度。

基于绩效视角的美国、新加坡、法国最新教育信息化政策比较

选取美国、新加坡、法国三个国家,在阐释美国、新加坡、法国三国最新教育信息化政策和战略的基础上,依据绩效评价理论,从环境、学习、教学、评价和领导力五方面对三个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和战略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美国、新加坡、法国三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和战略的差异及其原因,可以发现:美国用技术变革学习,为所有学习者创造条件,促进教育公平,满足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新加坡以国家信息化战略和教育愿景为导向,以"产出"为参考,与各利益相关方协商;法国以国家教育改革理念和目标为导向,突出技术的有效应用,强调促进学生获得成功的三国教育信息化政策和战略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