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设中数字法学教育的争议与消解

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的发展,给高等教育的方式带来了深刻影响。新文科建设的诞生与之关系密切,并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法学教育备受关注。新文科建设对数字法学教育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以及人才培养目标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数字法学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在初级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的争议和挑战。数字教育技术的不完善、学生个性化发展难度高、数字法学教育成本高、数字法学学科体系尚未形成等都亟待解决。但数字法学教育转型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可逆转。通过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和法学教育平台的构建,来化解数字法学教育中的难题,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应用型本科高校法学教育内涵式发展路径探析

应用型本科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法治人才的主体,在我国法学教育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未能输出社会所需法治人才,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低迷,人才供需脱节的矛盾长期存在。近年来,法学教育从注重办学规模转为提升办学质量,走内涵式发展之路成为共识,应用型本科高校法学专业在内涵式发展中要避免同质化,根据高校所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找准定位,突出应用型、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方向,并通过改革实践课程,建设知行合一的教师队伍,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新文科背景下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三个维度

培育时代新人是新文科建设的根本任务。法治中国建设,关键靠人。高等学校法学教育不仅是法学知识与职业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坚守法律职业道德、笃定法治信仰。法学知识与职业技能的传授是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基础,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关键环节,法治信仰教育是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终极价值。

法典化背景下教育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与重构

研究方法的确立事关教育法学的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对教育法典的编纂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教育法典的编纂从形体和实质两个方面提出了对教育法学研究方法的要求。通过对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范式的变迁分析,可以发现教育法学的研究方法在整体上受到法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主要存在立法法学研究、法教义学研究、社科法学研究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这些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对教育法典的编纂各有其效用与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于教育法典的编纂,教育法学研究应在对上述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批判的基础之上进行重构:以中国教育法治实践为基本立场,以创新教育法学学科知识体系为主要目标,着力加强和改进不同研究方法的运用,促进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机融合,以更好地提升教育法学研究的解释力。

论法学课程思政教育的社会支持条件

法学课程思政教育的目标不是锻炼法科生的硬技能,而是要提升法科生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忠诚信仰。既然是要塑造法科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需要在课程内外、专业内外、学校内外同步发力,选择以赛促学等“第二课堂”形式,基于问题导向、实践导向设计培养目标,增强法科生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法律论证意识与职业伦理意识。通过普法服务、法律援助等方式,激励法科生主动完成法律检索报告、代拟法律文书,借助身体力行的方式让法科生切实感悟弘德砺才的重要性。通过校友访谈、参加学校内外的专业研讨活动,可以增强法科生钻研法学知识的热情与信心,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接班人整体素质的提升。

教育法学话语、体系与研究方法的演进与定位

学科演进的动力并非简单地存在于学科内部,同时也要基于其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变化。社会与法律的互变造就了一系列横跨公、私法的新型法律关系,如何防止单纯按公法标准来要求教育管理中的人和事,建立一种兼顾公、私法特征的法律体系,成为教育法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教育法学经过对自身的元理论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行政法学,从话语、体系到研究方法都开始具有了跨界的性质,为新学科形态的产生积累了充分的可能性。教育法学的发展应在合理借鉴中西教育学、法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成果的基础上,概括和提炼教育实践经验,从知识层面对教育法学的话语、体系与研究方法进行诠释和创新。

教育法学研究应增强教育学自觉

教育法学的交叉属性要求避免单一学科思维。教育学不仅有助于解释教育中的法律实践,也有助于指导有关教育的法律实践,还有助于发现教育法律规律。教育学在教育法学研究中具有特殊价值。教育学命题是教育法学研究的理论前提,教育学思维影响教育法学的研究范式,而教育学与法学交叉则决定了教育法学的学科属性。用教育学自觉指导教育法学研究,应该重点增强教育学对教育法功能研究、教育法律关系主体行为规范研究、教育法保障和促进教育创新研究以及教育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相互关系研究的指导力。

论新时代公安法治人才培养——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学教育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学教育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其中的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方向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目标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责任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法学教育体系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改革重点论,搭建起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的系统理论。公安院校是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应当以“五论”为根本引领,着力培育德法兼修、明法笃行的高素质公安法治人才。

功能主义观照下的法学教育变革:以行政法课程为例

功能主义源自社会学,但其重视整体等特征对法学教育具有强烈的启发价值。在行政法的课程教学中,功能主义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具体实践上,行政法的课程教学应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教学等方面作出因应。教师对行政法问题的讲授需具有更为综合的知识结构、更为开放的视角、更为实用的态度。

土库曼斯坦法学教育初探

土库曼斯坦法学教育是该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旨在培养具有法律素养和职业道德的法律专业人才,为该国的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本文从土库曼斯坦法学教育的历史发展、法学教育体系、法学专业的开设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对其法学教育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我国的法学教育形成有价值的镜鉴,促进我国与土库曼斯坦开展卓有成效的法学教育合作。

法学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论的三重逻辑反思

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要求,新一轮法学教育改革正在紧张酝酿中,改什么与怎么改成为关键问题。目前法学界在改革的主要问题上形成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观点。本文再度深入反思上述观点,追问其逻辑证立问题。通过三重逻辑反思,认为法学教育中的理论性并未被充分挖掘和讲授,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正常现象,理论与实践是一种“貌离神合”的关系;法学教育中理论联系实践与理论联系实际是不同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难度要远小于理论联系实践,应鼓励教师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对脱节论的三重逻辑反思,可以发现理论与实践在法学教育中既不能偏废,也不能过度强调,只有真正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才是未来法学教育综合改革的可靠出发点与方向。

民国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史料钩沉

新疆的高等法学教育始自1924年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6年至1947年基本是停滞的状态。1948年,《新疆日报》刊载《监察使署建议新疆学院设法政学系》的消息,《东南日报》转载《新疆日报》《新疆学院下学期将增设法政系,本年度不在外省招收新生》的消息。以上述报刊史料切入展开分析,文章指出1948年是新疆高等法学教育百年历程中长期为人忽略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一方面,民国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在长达十年的停滞后重新起步,其艰难曲折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重要剖面,1948年的新疆高等法学教育反映了近代化转型下监察权对司法、教育的影响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的交互关系,呈现出特定时代与区域的特色。

“常识、常理、常情”法学教育观的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在法律运行过程中合理运用“常识、常理、常情”是实现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正确理解适用法律和准确认定事实的必要条件。但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在课程设置、教材体例、教学过程及考核方式等方面缺乏对在法律运行过程中运用“常识、常理、常情”的教育和培养。为了培养懂法明理的高素养法律人才,应在课程方面增设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课程,让学生从人类和社会视角更深刻地理解法律,并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在教材编写中增加“常识、常理、常情”的运用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法律运行中的“常识、常理、常情”;在法学的知识考核中增列“常识、常理、常情”运用的考察。

新文科背景下茶文化融入法学教育的路径探析

新文科背景下,面向未来技术和法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与新需求,高等法学教育面临着新机遇和新挑战,变革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加强卓越法律人才培育,是新时代依法治国的根本要义,是建设法治强国的当务之急。时代在变革,但传统文化的精髓不变,本文以新文科建设为时代背景,分析了将茶文化元素融入法学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索将茶文化融入法学教育的具体路径,以期实现新时代法学教育铸魂育人的历史使命,彰显中华茶文化的时代价值。

地方高校法学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路径探索

法学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是衡量法学教育的重要指标,囿于各种投入的不足,地方高校在法学教育的国际化建设过程中更关注本科教育的国际化,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为满足高级涉外法治人才的市场需求,针对宏观和微观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地方高校应当从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方案、师资建设等方面进行法学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建设。

舆论下的规制: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跃进”式发展(1905—1927)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清末民初,社会舆论推动了西式法学教育的出现与发展,但受传统谋官心态以及逐利目的的影响,法学教育呈现“跃进”式的发展状况,致使民国初期各类法律学校数量一度激增至67所。面对此种乱象,社会舆论再度发挥监督作用,以谴责批评的方式助推政府通过教育管控、学校裁撤以及自我整改来规制此种乱象,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回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跃进”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看到其发展乱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在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和培育政法人才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人工智能时代法学教育的“不变”与“变”

随着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运用,未来法律职业将进入人机协作的新模式,这对目前法学教育带来了冲击。法律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决定了人工智能时代法学教育的“不变”与“变”:一方面,从“不变”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法学教育仍是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从“变”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法学教育必须重新调整教学内容,增加人工智能技能教学内容比重,重视方法论的培养,注重基本人文价值观的塑造,重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想象力和创造力。

完善法学教育体系 推动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法学教育的体系完善和高质量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在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构建、法学学科体系优化以及涉外工作能力提升等诸多方面,都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和积极实践。我们应当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不断强化法学研究的主体性意识,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为法学教育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以优化学科体系为抓手促进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形成多层次贯通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从而不断完善法学教育体系,推动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ChatGPT赋能法学高等教育:机遇、挑战与有效措施

包括ChatGPT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推进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内容可靠性低、教育伦理信息安全被侵犯与学术诚信堪忧的问题。面对ChatGPT为高等教育带来的伦理风险、道德弱化及技术鸿沟等问题,教育工作者不仅不能消极以待,更要积极寻求应对ChatGPT教育挑战的手段,通过与人工智能技术协同合作,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法学高等教育中的应用价值。本文旨在分析ChatGPT给法学高等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通过重构课程结构、回归教育本位、推进评价转型三个手段应对ChatGPT给法学高等教育带来的冲击。

面向新文科建设的法学教育数字化发展需求与路径

新文科建设对法学教育发展提出了数字化转型的新要求,从技术应用向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的转变,将重塑“教”与“学”之间“双向成长”的新型师生关系。卓越法治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在知识、能力、素养三个层面全面升级。培养方案的调整优化体现在课程设置、专业课与课程群建设等多个层面。法学教育的数字化实现离不开学习环境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基础建设、课程数字资源、在线课程平台、智慧教学空间、智慧教学工具和虚拟仿真实验等。面向新教学模式的教学设计,关键是要衔接好线上线下教学环节、增加线上教学的有效度以及重构交互体验最大化的线下教学。教学评价的数字化将极大助益法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形成性评价的可操作性与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