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流动”正名:主动教育流动的意义与作用

教育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近年来产生了因教育而流动的群体。但流动对学生学业能力的影响到底如何,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本文在厘清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随迁子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概念的基础上,根据流动的主要目的是否涉及教育,区分了主动教育流动群体与被动教育流动群体,并探究主动教育流动对学业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数据可以发现,主动教育流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业能力,相较于不同对照群体,提升效果在0.06至0.08个标准分之间;主动教育流动通过家长教育期望与家长参与对学业能力产生了直接与间接的影响;主动教育流动对不同户籍群体和不同流入地存在异质性作用。研究试图分离出流动效应中具有积极影响的部分,为流动正名,给不同背景家庭制定流动策略提供参考。

代际教育流动及其不平等实证研究

代际教育流动是考察一个社会教育机会分布状况的重要视角,也是研究教育不平等问题的重要切入口。本研究基于上海大学2012年全国六省市开展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问卷调查数据,采取流动量表分析和对数线性模型分析客观定量探讨我国代际教育流动及其不平等状况。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社会成员代际间的教育流动存在总体流动性较强与局部强继承性共存的"悖论"现象,代际教育流动不平等问题不容忽视。对此,今后要更加突出教育政策的"托底"取向与机会公平取向,采取有力措施阻止"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降低代际教育流动不平等性,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全面提升。

代际教育流动弹性及其变动研究

代际教育流动弹性是本研究借鉴代际收入流动弹性而创新提出的新议题。与代际收入流动弹性的内涵相似,代际教育流动弹性同理能够反映父代教育获得水平对于子代教育获得水平的决定影响作用,从而也是反映代际教育流动不平等的重要定量指标。本研究结果表明,从样本总体上看,父代教育获得水平对于子代教育获得水平具有显著的决定性影响作用;从父代与子代不同同期群来看,父代教育获得水平对于子代教育获得水平具有长期持续且日益明显的决定影响作用,同时,我国社会成员间的代际教育流动不平等性呈现增强趋势。

网络时代教育流动空间的提出、构造及效应

教育流动空间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网络时代将发挥中枢作用,包括可以突破时空界限、丰富信息的表征或表现形式,改变学习资源的分布形态,使其具有无限可复制性和广泛通达性的技术要素;人类教育活动密集和活跃的教育区位要素;愿意参与到教育流动空间的开发、设计、架构以及应用中的人力要素。教育流动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化形塑的空间,还体现出空间的集聚与扩散效应,将彻底改变教育实现空间正义的方式,并从根本上突破以往从调控有限的教育资源在不同现实教育空间中的配置程度来促进均衡发展的思路。

从西域到岭南:教育流动视阈下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族群认同与文化适应——一项教育民族志研究

教育流动是少数民族大学生青年的一种普遍现象,具有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空间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的特征。在教育流动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地理环境、语言交流、知识学习、族群互动和文化环境等方面面临文化适应和族群认同的双重困境。从其文化适应的表征来看,他们主要采取了生存、工具和认同等三种价值取向的文化适应模式,并重塑了原生性和建构性认同、个体和集体认同、开放性和封闭性认同等多元的族群认同型态。少数民族大学生青年为更好地适应跨文化学习生活,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交往理性和选择性认同。

代际职业流动及代际教育流动——对中国城乡家庭的比较研究

本文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研究城乡间代际职业流动相关问题,并重点分析代际教育流动对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1)我国代际职业传承现象明显,各职业阶层间的流动存在障碍。(2)父代的职业阶层对代际间的职业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但子代通过接受教育,可显著提高职业向上流动几率。(3)父代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子代受教育程度,教育在代际之间的传承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职业在代际间的传承。

教育流动与底层再生产--一种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的研究

实地研究发现,农村大学生"农民工化"趋势愈来愈明显,表现为经济收入少、福利待遇低、心理状态不良、身份认同危机等特征。该现象是由国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取向、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资本缺失以及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弱势传承等共同塑造的。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表明教育流动功能受阻,加速底层再生产。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着眼于国家发展大局和长远利益,进行深入、系统的教育改革,回归高等教育优化社会结构的功能。

以教育流动空间为核心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信息化支撑体系研究

我国义务教育政策是以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及均衡优质发展为导向,重点扶持农村义务教育,就近入读公立学校。对于流动儿童实施救助保护网络体系,政策成效显著。但是,由于缺乏信息化支撑体系,难以解决流动儿童因人口迁移而中断义务教育过程的问题。流动儿童信息化支撑体系的核心要素包括共享性教育信息资源要素、开放式教育信息管理要素以及流动性教育空间要素,其基本架构包括义务教育的核心主体、服务主体、内容体系、实践过程与教育环境,分系统包括信息化教育需求系统、教学管理系统、教育支持系统。启动国家教育部门主导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信息化资源共享学习机制、公立学校与公共设施机构之间的信息化教育共管机制、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信息化"教学—考核—认证"机制、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信息化档案管理机制,构建资源共享、教育流动、通力合作的信息化义务教育体系,是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根本保证。

中国城乡代际教育流动差异及其变迁

教育公平是人们一直以来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CHARLS(2011)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代际教育流动性的现状,发现城乡内部均出现了高学历固化的倾向,且城镇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有比农村越来越高的趋势,这会进一步加剧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因此,应该加大教育投入,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公平。

金融发展能够改善教育代际流动性吗?——基于微观家户数据的分析

研究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并将教育代际流动性分解为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和教育代际交换流动性,构建金融发展对两者影响的理论框架,分析其作用机制,提出金融发展影响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相关假说,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与理论假说基本一致:首先,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教育代际交换流动性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正向影响主要来自其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次,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信贷市场较为成熟的东部地区的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最后,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水平这一作用机制对教育代际结构流动性产生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性别视角下教育代际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差异

教育代际流动可以映射社会长期流动模式和开放程度,合理的教育代际流动能够有效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推进社会公平。本文基于2021年对全国出生于1976-2000年已完成学业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1682份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分析教育代际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明显增强,两性差异日渐消弭;低教育水平家庭的女性实现教育高阶向上流动的比例增加,男性教育代际的顶部传递优势依然显著;父代收入仍对代际收入流动起关键作用,女性的代际收入关联度高于男性;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能有效阻断父代的代内收入差距向个体传递,教育代际向下流动则会加剧代际收入传递固化,且这一影响更多作用于女性。

论义务教育均等化对西部地区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基于义务教育“两基”计划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数据,并使用家族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先天效应的影响,考察了义务教育“两基”攻坚计划对西部地区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两基”计划的实施没有促进西部地区家庭由先天效应和培养效应共同实现的教育代际流动性,但显著提高了由培养效应实现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异质性与机制分析发现,“两基”计划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作用不存在性别差异,并且与高收入家庭和高学历家庭相比,该计划对提高西部地区中、低收入家庭和低学历家庭由培养效应实现的教育代际流动性的作用更显著;“两基”计划通过减缓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子代教育的影响,从而提高教育代际流动性。在不同教育层级上,“两基”计划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改善主要发生在较低的教育层级上,并显著促进了父代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下家庭的教育代际向上流动性。

教育代际流动与就业质量:动态效应与作用路径

从代际资源优势/劣势累积的视角出发,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数据,构建了收入、社会保障、工作满意度的三维就业质量测量体系,探讨教育代际流动对受雇者就业质量的动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使用相对教育水平衡量法可以将教育代际流动分为高教育稳定、向上流动、向下流动和低教育稳定四种类型,其中高稳定流动者拥有较高的代际资源优势,就业质量最高,其后依次为向上流动组、向下流动组与低教育稳定组;年轻队列相对年老队列的劳动者,不同教育流动轨迹之间的就业质量差异呈扩大趋势;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组与低稳定组的年龄累积劣势在年轻队列中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的机制分析表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与低稳定者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几率较低是其就业质量劣势的重要来源,而教育向上流动者的劣势则来源于较高的过度教育率。中国切实推进实质性的教育代际向上流动,不仅能助力教育公平发展,更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

家庭教养实践选择与多代教育传递——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视角

现有关于家庭教养实践的两代研究范式可能忽视了对教育代际传递的持续性影响。文章将家庭教养实践纳入多代教育传递框架中,借用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场域、惯习、资本的概念进行解读,并分析其对青少年能力获得的影响。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父-母”双系的“祖-父-孙”三代成员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直接体现教养惯习的家庭内部教养行为是教育流动的结果,仅与父代教育成就相关;然而在惯习之外,受经济资本约束的家校之外的培养策略还受到父系祖代教育成就的直接影响,进而维系了教育优势的多代再生产。研究结论表明,依赖经济资本的家庭教养实践成为父系家族教育优势多代延续的直接途径,对青少年成长发展的研究需要关注祖代尤其是父系祖代的影响。

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受多种因素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研究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实现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子代主观幸福感越高;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子代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的子代。据此,从政府、社会和个体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县域农村家庭教育发展目标透析

通过扩展农村家庭教育发展目标的内涵,立足于对中西部县域农村27对80后父母的田野个案调查研究,发现:他们对子女的学历期望是追求本科、底线大专、拒绝中专;生活和工作期待是地方城市中的公务员、白领、有一技之长的产业工人,无法接受子女成为体力劳动者。据此可得,家庭教育投资与子女的文凭—职业回报是农民实现彻底城镇化的重要教育路径,县域农村家庭教育发展目标是过上稳定有质量的城市生活。未来可从优化县域教育资源供给和促进职业教育改革与转型发展两方面着手,为农村家庭实现高质量人口城镇化的教育发展路径松绑解压。

权力的流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媒介化及其结构变化

亲子分离使留守儿童在教育发展方面处于劣势,而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家庭教育提供了新机会。理想状态下,手机能促进亲子沟通,有利于远程教育的开展。而事实上,手机以学习的名义出现,给留守家庭教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研究表明,手机带来的技术赋权在促成外出务工父母实现数字亲代在位、留守儿童进行自我教育的同时也引发了手机使用监管的难题,推动了留守家庭教育场域的权力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留守儿童、数字媒介成为新的教育主体,催生“自教育”与“它教育”两种家庭教育新模式,削弱了父母的教育权威。而数字媒介则被置于权力中心,展现出对家庭教育实践的他律作用。

教育代际流动:理论、逻辑及实践转向

教育作为促进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和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功能主义认为教育是提高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实现代际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冲突主义认为教育是优势阶层社会地位再生产的工具。教育代际流动的内在逻辑表明,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不仅为个人代际流动奠定了基础条件,而且为社会的群体流动提供了可能的实现路径。通过发挥教育的育人功能、选拨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向上流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推动形成群体流动的美好社会环境。

乡村教育代际流动的实证分析

乡村教育是乡村内生人才培育的重要手段。乡村教育的代际流动刻画了乡村同一家庭中子代相对于父代受教育程度的流动情况,不仅反映了城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水平,还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乡村振兴的成败。文章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数据,从教育代际流动的视角,探索乡村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能性。结果表明,子代受教育程度与父代受教育程度呈显著正向相关性;义务教育等政策对于乡村子代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但城镇子代更容易获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乡村教育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明显,部分地区存在整体向下流动的风险;乡村女性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育机会;乡村子代的主观幸福感与阶层认知仍存在困境,教育能起到提升作用。政策启示包括:建立健全乡村教育代际流动的主客观评价机制、多元化实现渠道、一体化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留住心、留住人、吸引人。

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探析

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基于CGSS(2017)数据测算中国当前的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明晰城乡教育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其特征,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城乡子代与父母受教育年限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教育代际持续性较强,而城市地区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较高;农村子代与其母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而城市子代与其父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农村子代的教育获得水平更容易受到父辈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而城市子代的教育成就更多地只与其父辈的教育水平高度关联。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村子代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绝对弱势是造成农村地区教育代际传递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改善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应当协同发力,共同促进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提升,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