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教育感知对游客实施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基于SOR理论视角

基于SOR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和环境责任行为的利他主义和集体行动属性,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采用抽样调查法获取福州市鼓山风景区游客的数据,运用Amos21.0和SPSS23.0对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教育感知对自然共情和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共情在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人际信任正向调节自然共情和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游客的人际信任水平越高,自然共情在环境教育感知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就越强。研究结论认为景区管理方可以通过优化解说方式、完善教育内容、实施体验性强的教育项目来增强游客教育感知,进而激发游客实施环境责任行为;景区通过营造各方共同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提高游客人际信任水平,促使游客自发实施环境责任行为。

城市绿地游憩者低碳环境教育感知对碳补偿行为的影响

以福州市民为研究对象,探索福州城市绿地低碳环境教育感知对游憩者碳补偿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有效问卷411份,构建低碳环境教育感知、环境态度、碳补偿行为三者的结构模型,探讨其影响关系。结果表明:1)在低碳环境教育感知的7个子维度中,除游客指南教育感知之外,广播及影像、相关教育活动、导游解说、解说牌、网络宣传、科普馆6个教育感知均对环境态度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正影响,且通过环境态度的中介效应促进碳补偿行为意愿的产生。2)解说牌教育感知、科普馆教育感知、广播及影像教育感知均能对碳补偿行为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3)游客指南教育感知维度对环境态度与碳补偿行为皆无显著关系。研究结果拓展了碳补偿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类型,为城市绿地环境教育系统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环境教育感知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基于SOR理论探析

本文以SOR理论为框架,构建环境教育感知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的机理模型,并按照旅游者性别、学历水平进行分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环境教育感知不仅可以直接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而且能通过人际信任对其环境责任行为产生显著间接影响,对自然共情和人际信任也有明显正向作用。此外,通过环境教育感知促使男性旅游者产生环境责任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对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旅游者影响大于本科以下学历旅游者。据此,景区应通过自然共情、人际信任等引导旅游者自发实施环境责任行为培育他们的环保意识。并且制定差异化策略引导不同类型旅游消费群体实施环境责任行为。

新疆某高校医学本科生教育环境感知类型与胜任力成长的关系研究

目的:调查分析新疆某高校医学本科生教育环境感知类型与胜任力成长的关系。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法。2021年2至6月,以新疆某高校2017~2020级共1513名医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采用DREEM量表和自编的医学本科生胜任力成长问卷。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方差分析、潜在剖面模型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医学本科生在教育环境感知和胜任力成长的总分分别为(99.90±14.58)分和(40.71±7.57)分;医学本科生教育环境感知类型为消极型的占比30.2%(457/1513),均衡型占比60.1%(909/1513),积极型占比9.7%(147/1513);医学本科生教育环境感知越高,胜任力成长越好。结论:良好的教育环境感知对胜任力成长有促进作用,强调优化教育环境的同时应注重医学生胜任力培养,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贵州平塘天眼景区游客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以专业素养为中介变量

以贵州平塘天眼景区的天文科普型游客为研究对象,对273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发现:环境教育感知并未直接导致亲环境行为的发生;游客的环境教育感知会提高游客的专业素养,进而提升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据此,科普型景区管理者可在“游前”对潜在游客普及景区特定的专业知识(包括专业性的环境知识)以提高游客的专业素养(包括专业性的环境素养);重点加强“游中”的环境教育(包括专业性的环境教育),以提高游客的“游中”专业素养和环境教育感知,进而提升其亲环境行为。

国家公园环境教育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实证检验

环境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亲环境的公民,国家公园一直被认为是开展环境教育的最佳载体。从外部情境视角切入,探究游客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将旅游环境认知、预期内疚、地方依恋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基于认知心理学理论的模型——“感知–认知–情感–行为”模型。选取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为案例地,回收有效问卷406份,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1)环境教育感知可通过旅游环境认知和预期内疚对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其中旅游环境认知和预期内疚既可单独发挥中介作用,也可产生链式中介作用;(2)旅游环境认知和预期内疚均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且后者的影响效应大于前者,而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3)“感知–认知–情感–行为”模型可用于解释个体亲环境行为产生的路径。研究结论对国家公园环境解说系统规划、环境教育形式与内容选择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依恋视角下肇庆星湖湿地公园环境教育旅游产品开发策略研究

城市湿地是湿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对生活环境要求不断提升,建设与开发城市湿地旅游产品被提到新的战略高度。以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了解程度、宣传力度、居住地对地方依恋、游览次数为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环境教育程度变量显著为正,方程式表达为:Y=-8.059+1.34X_(6),环境教育旅游产品的地方依恋的情感越大越能影响环境教育旅游产品的开发。星湖湿地公园环境教育旅游存在内容简单、枯燥,环境教育旅游产品大众化、缺乏市场细化,环境教育的旅游配套设施有待完善,旅游从业人员专业性不强、从业人员素养不高,产品宣传模式老套、旅游产品知名度不高等问题,为此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

观鸟旅游游客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以自然共情与环境教育感知为中介变量

游客地方依恋和游客亲环境行为关系的探究体现了旅游地理学中有关游客积极环境行为的研究路径由理性向情感转向的新趋势,也反映了业界的游客环境行为管理由理性管理向情感管理的新方向。文章以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的观鸟游客为研究对象,通过对322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观鸟游客存在着明显的地方依恋情感,此情感促进了亲环境行为的产生;自然共情和环境教育感知在其中起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在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中,地方依赖显著加强了环境教育感知,地方认同显著促进了自然共情的产生;自然共情比环境教育感知更明显地影响了亲环境行为的产生,但环境教育感知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共情的产生。据此,景区管理者可以利用高科技技术,在避免对候鸟及其栖息环境产生冲击的前提下增加游客与候鸟的接触,同时改进景区内环境教育设施,以促进游客自然共情的产生和提高环境教育的效果,进而更好地引导和提升游客的亲环境行为。

韶山红色旅游地游客亲环境行为的驱动因素与影响机理

游客亲环境行为是旅游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但以红色旅游地为案例的研究较为鲜见。红色旅游地开展的游客教育,除了主流的政党和国家认同教育以及革命精神传承教育——红色教育外,也必然涉及生态文明方面的教育——环境教育,而后者的直接目标便是游客亲环境行为。文章选择湖南韶山风景名胜区这一经典的红色旅游地为案例地,以406份样本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以游客红色教育感知和环境教育感知为自变量,亲环境行为为因变量,地方依恋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游客红色教育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且受地方依恋部分中介影响,中介效应大于直接影响;游客环境教育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且自导式环境教育感知比他导式环境教育感知更显成效。据此,该红色旅游地可通过理性的教育干预和感性的情感培育双重路径来提升游客的亲环境行为,具体为:通过丰富红色教育,提升游客地方依恋情感;加强他导式环境教育,鼓励游客间的互相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