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学术发现及考古学道德问题--续论敦煌学起始之“叶裴联合发现说”的重要意义

从“清之考证已是科学方法”“‘学术发现’须排除‘行为发现’困扰”和“斯坦因、伯希和与‘考古学道德问题’”三个方面,续论新发表论文《敦煌遗书发现人暨敦煌学起始新论》和《敦煌学术史所涉早期人物整理与评议——兼论敦煌遗书发现人暨敦煌学起始》中的核心观点。分析引证中外近/现/当代史家对清代史学的高度评价,论述“科学方法”对实证和逻辑的推重与应用;再次强调叶昌炽-裴景福才是“敦煌遗书学术发现”的真正发现人,王园禄道士(和杨河清)仅为敦煌遗书的“行为发现人”;续论“敦煌学起始”研究的严重缺失及目前定于1909年的不合理性,而将敦煌学起始确定为1903年末、将敦煌遗书发现人裁定为中国学者,不仅能够兼容中西学者对敦煌学的全部早期贡献,严谨、合理、彻底解决“中国和世界敦煌学”之“百年悬案”,也将有助于实质性推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敦煌遗书发现人暨敦煌学起始新论

"敦煌学"为国际显学,"敦煌遗书发现"是近代国际范围上的重要"学术发现",故其"真正发现人"暨"敦煌学起始"的学术史研究,尤其重要。本文在学界多年研究成果基础上,论证提出"叶裴联合发现说":有相互独立、互洽、加第三方的确凿证据链能够证明,凭借中国传统学术金石学的功夫技能,中国学者叶昌炽最早于1903年底对敦煌遗书年代做出了准确鉴定;裴景福于1906年初在兰州应叶氏之邀做出了相同结论的考证,并基本确定了藏经洞的封闭年代和原因;加伯希和1907年对裴氏鉴定记录抄录、借鉴形成的第三方证明——故叶、裴二人应一起确立为"敦煌遗书学术发现"的联合发现人和"敦煌学"的开山学人,由此"敦煌学"的起始时间也应由当今学界主流倾向认定的1909年提前至1903年。总结论述此一新说的多方面理由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