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P.3931两《表本》所见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之关系等史事考

敦煌文书P.3931两《表本》均为甘州回鹘可汗上奏给后梁太祖朱温的,且为同一次出使草拟的两个稿本。上书时间正值回鹘自西迁以来,诸部分离,急需中原王朝的颁赐册礼,以树立在回鹘诸部中的正统地位与权威之际;作为外交文书,两《表本》语言委婉含蓄,但绵里藏针,掷地有声,充分表达了甘州回鹘的政治诉求。上奏者应为入居甘州的首任回鹘可汗。甘州回鹘政权为中原王朝认可的原漠北回鹘王国的正统所在,其可汗应是原漠北回鹘可汗之嫡系正裔。晚唐光化年间,唐昭宗曾颁赐册礼甘州回鹘,有欲结之以为奥援和借重其声威以自保之意。晚唐政局与甘州回鹘之关系,从敦煌文书P.3931.18等亦可管窥。

法藏敦煌文书P.2942相关问题再考

法藏敦煌文书P.2942为唐代吐蕃占领河陇之际的官方文书,其中的"尚书","使主","副帅","元帅"为同一人,但并非杨志烈或杨休明,而是崔汉衡墓志所记"俄属艰难,春官卿尚衡总戎河右"之句中的礼部尚书尚衡。周逸勾结回纥杀害尚衡,乃周逸与当时的唐朝叛臣仆固怀恩彼此串通合谋的结果。建中元年十二月尚衡能增列忠义表绝非偶然,这进一步说明他的事迹在没有得到西域消息时,很长一段时间是不为唐朝廷所知或认可的。文书应该为尚衡与杨休明先后以河西节度使的身份主持河西军政时的判文,后经判官、录事、掌书记一类的文职人员抄写誊清后作为政府备案的档案幸存下来,其命名应该为《河西节度观察使判牒集》;文书反映的史事应该是在大历元年(766)六月至八、九月间。

敦煌古藏文占卜文书P.T.1047号再译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P.T.1047号写卷是国内外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篇幅最长、内容极其丰富且苦涩难懂又涉及吐蕃早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占卜类文书。文章认为该卜法属于中古苯教卜法,其产生年代很早,是藏族先民创造的非常古老的卜法之一,也是吐蕃王室或上层集团独享的一种占卜术。在其占卜的方式上,学界有木板上掷骰子法、羊胛骨卜法、象雄绳占法等三种不同的观点。但是通过文本研读发现,上述观点均经不起科学的检验,多为猜测或推断。另外,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偏救弊,翻译P.T.1047号全文的同时,做了必要的注解。

解读敦煌吐蕃文书P.T.1286号写卷及其历史内容

P.T.1286号写卷颇具学术研究价值。文章对写卷中的重要字、关键词及其句法作了新的认真解读,通过字斟句酌,发现了一些被前人忽视的历史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进而重新将藏文原文译为汉文;并以P.T.1286号写卷藏文原文内容为主、其他相关史料为辅,探讨西藏远古史上的有关疑难问题,重点解析聂赤赞普之前部落林立时代卫藏等地著名部族的分布概况、大致方位,以及当时雪域高原社会的基本形态、政权模式、部落结构、部族关系等。

敦煌文书P.3942定名刍议

关于P.3942号敦煌文书,学界曾先后给出不同定名,一些论著将其称为《荣亲客目》。笔者以反例对其定名依据提出疑问,并籍新证主张将该文书定名为《社人名单》或《四宅作社名单》。

P.2979号敦煌文书所反映的唐前期乡里组织

唐代前期,乡里组织作为县以上政权的辅助机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上承下达",直接管理农民,维护乡里社会的安定等方面。然囿于相关史料记载较少,很难考察其具体真实的情况。所幸敦煌文书的出土,弥补了这一遗憾。通过对P.2979号文书的研究,可以发现,唐代前期,乡里组织,尤其是里正,的确在乡里社会的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其与上级官吏、农民以及地方乡绅的关系也具有复杂性与矛盾性的一面。本文再度考察P.2979号敦煌文书,以此增进对其时乡里组织实际运行的认识。

敦煌文书P.3399《张仁愿上女皇武则天九谏书》再论

法藏敦煌文书P.3399,是唐朝名将张仁愿在担任幽州都督期间给女皇武则天的上疏。这篇文书反映了武则天任用酷吏、滥杀大臣的史事,也体现了张仁愿的政治主张及他对李唐皇室的态度,对研究张仁愿其人及武则天到唐中宗时期的政治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文书BD15246(2)、P.3364与S.5008缀合研究

敦煌文书BD15246(2)、P.3364与S.5008是三件寺院会计文书残卷,虽然三者都未记载文书所属的寺院、年代等问题,但从残存下来的内容、文书形态、书写和记帐特征等细节可知,三者本为同一件文书而可以缀合,缀合后的文书内容是公元947年或948年报恩寺对本寺诸色斛斗入破情况进行算会后的上报牒文的一部分。

敦煌本藏文星占文书P.3288V研究之四——宿曜择吉法释读

敦煌藏文文书P.3288V是一部择吉、占卜、堪舆杂钞本,是已知年代最早的藏历算文献实物。其星占部分所记述的吉日,及逆、违、毁(灭)和魔日等四凶日,属于藏历五行算内容,对研究藏历算历史与汉藏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文章选录这部分内容,根据藏历算知识和藏历算经典中的相关记载,对该文书中残缺和无法辨识的文字做了推拟重构,在此基础上译为汉语并做初步探讨。

法藏敦煌P.2161文书残片研究综述

P.2161文书由25个碎片构成,以契约类文书为主,兼有书信等其他文体。主要从文书命名、录文、综合研究等三个方面进行整理与介绍,以期对P.2161文书的研究现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法藏敦煌文书P.3952、P.4072(3)撰作时间考辩

法藏敦煌文书P.3952、P.4072(3)是探讨唐代度牒制度、鬻牒现象的重要史料,但过去对两件文书撰作时间的认识普遍有误。本文在重新校录两件文书之后,对两件文书的关系、撰作时间进行考证辨析,认为两件文书为同组文书,作于永泰二年(766)一月至三月间。

温故知新——重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体会之二

本文侧重从历史背景角度分析《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T.1287号传记篇中的误译语句,以自我纠谬的方式提出问题并尝试做出新的解读,以期尽可能减少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中的错误,推动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发展。

P．t．1291号敦煌藏文写本《春秋后语》再研究

P,t,1291号敦煌藏文文书曾被今枝由郎、王尧、陈践等藏学家误断为《战国策》,并进行了翻译。1984年马明达先生撰文指出其应为《春秋后语》,这一比定亦为研治《春秋后语》的文献学家所证实。由于对译文本的改变,将藏文本《春秋后语》重新还译为汉文显得非常必要。本文通过比对汉文本《春秋后语》原文,对P,t,1291号藏文写本进行了重新翻译,纠正了以往译文中存在的一些谬误,比对出一些新的藏文词汇,希望能够推进《春秋后语》的文献学研究,也为中古汉藏文化交流提供一个文献上的实例。

P.3964号文书《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中所见的“地水”——唐沙、伊州文书中“地水”、“田水”名义考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这份文书,经唐耕耦先生考定,此'乙未年'为公元935年,亦即后唐末帝清泰二年。契中记云:1 乙未年十一月三日立契,塑匠都料赵僧子,伏缘家中户内有地2 水出来,阙少手上工物,无地方觅。今有腹生男苟子,只(质)典与3 亲家翁贤者李千定……4 ……自典已后,人无雇价,物无利润。如或典人苟子身上病5 疾疮出病死者,一仰兄佛奴面上,取于本物。若有畔上及城6 内偷却,高下之时,仰在苟子祗当……7 ……限至陆年。其限满足,容许8 收赎。若不满之时,不许收赎。……只典身男苟子(押)只典口承兄佛奴(押)商量取物父塑匠都料赵僧子(押)(后略)

对《河西巡抚使判集》(P2942)相关问题的思考

敦煌文书P.2942号,即《河西巡抚使判集》,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本文以此篇文书为中心,对文书的年代下限和文书中提及的唐代健儿衣装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由P.3547号敦煌文书看唐中后期的贺正使

唐代贺正使按照性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边疆民族政权派遣至唐朝贺正月元日的外交使节,一种是唐地方政府每年派往京城朝贺正月元日的专使。前者,学界多有研究;后者,囿于资料,学界关注较少。现存P.3547号敦煌文书中记载了唐代沙州贺正使团一行在京城长安的活动情况。根据此件文书,结合相关文献,我们可以探讨唐代中后期地方政府贺正使团的人员组成,在京城长安的活动情况与活动空间,其所具有的中央与地方两种属性及其在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等问题。贺正衍生而来的贺正进奉以及由此带来的多重经济、政治利益,为贺正使的存在获得了来自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支持,避免了安史乱后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敦煌文书P.3885反映的吐蕃行军路线及神策军驻地、洮州治所等相关问题考

敦煌文书P.3885号中保存有开元末年唐朝大斗军使康太和给吐蕃赞普的一封书信和北庭节度使盖嘉运、河西陇右节度使盖嘉运任职西域、河西时的两件判文。虽然文书残缺严重,但吉光片羽,其中一件为《前北庭节度盖嘉运判副使苻言事》,对研究唐朝开元年间的西域局势弥足珍贵,姜伯勤先生曾结合吐鲁番文书以及史书典籍,对突骑施有关问题做了研究[1],此暂不论及。而另外两件文书《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赞普》和《前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盖嘉运判廿九年燕支贼下事》,

康太和墓志与唐蕃道路等相关问题考

敦煌文书《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吐蕃赞普》的作者康太和,传世文献鲜有记载。其人墓志的发现对于了解康太和的生平与开元、天宝年间唐蕃陇右战局,以及更好地理解有关敦煌文书大有裨益;许多史事志文与文书可相互补充和印证,康太和一生迁转频繁,志文对研究府兵制及有关折冲府多有帮助;天宝五载,皇甫惟明因不能夺取石堡城及陇右败绩而遭贬,作为皇甫惟明副手的康太和也是同样受到牵连,受了惩处而调离,直至天宝十二载去世,职位再无升迁;志文关于洮州赤岭戍的明确记载,具有补正史书之讹的重要作用,不仅为赤岭石堡城在洮州的观点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还为确定《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唐蕃道陇右段石堡城以下多个地名的方位提供了新坐标。

藏地史前“十二小邦”考

古代藏地小邦林立,藏文史籍所载"十二小邦"并非"错误说"与"泛称说"之结果。这十二个小邦曾经真实存在于青藏高原,然而它们在雅隆悉补野部落联盟和吐蕃王朝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时期中,存在意义和价值发生了较大改变。

凉州与长安之间——新见《唐故左羽林军大将军康太和墓志》考释

新见《唐故左羽林军大将军康太和墓志》的志主康太和出生于一个父祖三代都任职于凉州折冲府的粟特胡人家族,其本人则起家于吐蕃战事最前线的赤岭戍主,从开元初入朝"宿卫卅载,历职十五迁",直至担任禁军高级将领的左羽林军大将军。在边疆有战事的时候,他曾多次奉诏出征,比如开元二十一年参与了幽州长史薛楚玉大破契丹的战役。结合敦煌P.3885文书与《康太和墓志》,可知他于开元末至天宝初奉敕返乡,先后担任了河西、陇右的多个要职,特别是在开元二十九年,他还曾作为前大斗军使,给进犯河陇的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写了一封挑战信。康太和的一生,是河西蕃将往来当地与朝廷任职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