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与中国的祖尔万:粟特艺术与敦煌文书中最神秘难解的祆教神祇

敦煌粟特语佛经《须大拏太子本生经》和伯希和敦煌第8号文书载述了与印度神祇有对应关系的五位粟特神祇及其特征。其中印度神梵天的粟特对应神名为“阿兹鲁瓦”,等同于琐罗亚斯德教文献中的无限时间之神祖尔万,其特征为蓄有胡须。汉文史料和伊斯兰文献及碑铭学材料证明,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和粟特等地区普遍存在祖尔万崇拜。本文系统收集中国与中亚的祖尔万形象,在与敦煌壁画和绢画、佛教造像碑、虞弘石堂及粟特和萨珊艺术中的相关图像的比较辨析中,阐述祆教神祇祖尔万从理念到视觉的图像学转化。

传统社会分家析产及纠纷规避探究——以敦煌契约文书为中心

留存至今的敦煌文书记载了大量反映民众分家析产(别籍异财),身份与财产继承关系的行为与实践,展示了民间法、“乡法”以及儒家、佛家相关规范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结合程度与共存方式。从法律社会史的视角切入,以敦煌文书为中心观照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家析产情况,将法典、传世文献与敦煌文书相互印证,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其反映的经济内容,探讨家庭成员的身份与家产析分之间的特定关系。通过对分家实践的考查,有益于解释敦煌社会变迁的状态,更好地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法与习惯法及其后隐含的法律文化与文化心态。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日渐减弱的凝聚力和权威感使得血缘亲情也有所淡化,最终血缘亲情难敌财产利害关系,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分家异财成为大多数家庭成员的必然选择,由此在析分后的小家庭中形成新的平衡。

敦煌本藏文星占文书P.3288V研究之四——宿曜择吉法释读

敦煌藏文文书P.3288V是一部择吉、占卜、堪舆杂钞本,是已知年代最早的藏历算文献实物。其星占部分所记述的吉日,及逆、违、毁(灭)和魔日等四凶日,属于藏历五行算内容,对研究藏历算历史与汉藏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文章选录这部分内容,根据藏历算知识和藏历算经典中的相关记载,对该文书中残缺和无法辨识的文字做了推拟重构,在此基础上译为汉语并做初步探讨。

基于作格分裂考察敦煌文献PT1287的基础方言

敦煌文献PT1287是敦煌古藏文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关于该卷文书的书写地点和地理传承一直是文献学研究的重点,但它到底作于何地,迄今尚无一致意见。基于作格理论,详细考察敦煌文献PT1287的作格分布,并将之与同时代吐蕃碑文和敦煌契约文书相比较,同时辅以现代三大方言的证据,发现它与碑文共同呈现典型的作格分裂格局,而与契约文书严格的作—通格系统不同。这种格局与现代卫藏和安多地区藏语所呈现的作格配列差异正相一致,从而证明它大概率是吐蕃时代在西藏写就,然后被携带到敦煌,而非由敦煌本地藏人写作。

敦煌文书“宴请”类语词之“看”“洗餪”考析

敦煌文书记录了较多的宴请活动,“宴请”类动词比较丰富。文章对“宴请”类动词中的“看”“洗餪”做分析,利用敦煌文献及其他传世文献,借助民俗活动和方言词语,通过类同引申、词义沾染、缩略等构词方式,分析它们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考辨该类词的语义演变过程,并对与之相关的同义场语词做分析,探究其演变模式,为敦煌文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为汉语表达的丰富性提供例证。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残卷缀合考证数则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中有不少社会经济文书,这些文书大多为残卷。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BD15469、BD15472、BD15489与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羽681、羽677、羽703实际上是同一件文书而可以缀合在一起,该件是公元914年敦煌灵图寺或金光明寺算会汇报本寺财务收支的“算会牒稿”文书。BD13800与英藏敦煌文书S.5064本是同一件文书而可以缀合在一起,是公元10世纪敦煌某寺院的出贷斛斗收入历。BD07977V与俄藏敦煌文书Дx.10260是同一件文书的两个残卷,二者缀合后的内容也是某寺院算会汇报本寺财务收支的“算会牒稿”。BD16291残卷是公元905年敦煌大乘寺寺众交割本寺常住什物的点检历状文书,BD16292残卷是公元10世纪前期敦煌大乘寺的常住什物点检历文书,而BD11577和BD11578残卷是公元869—882年间,敦煌乾元寺徒众算会汇报本寺财务收支的“算会牒”文书。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侧书”义证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两则学郎诗抄中出现“侧书”一词,学界诸家就其义众说纷纭,有“札书”误写说、“册书”同音说、侧姿说、结体说、写胡语说、握卷写说、反左书说等,但都莫衷一是,不足确证。本文从《侧书》诗的字面本义、情感语境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学郎诗抄的整体面貌和唐代寺学教育的特点进行探究,认为“侧书”一词的所指应当是书于学郎抄本的“侧批”。这些常见的“侧书”不仅反映了学郎们普遍具有畏难心理,同时也体现了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寺学教育中学郎抄经之艰辛。

旧义军时期敦煌文献中的太子

作者对归义军时期敦煌各类文书中所记“太子”或与之相关人物事件的考察,指出太子一部分是于阗太子从德等人,另一部分是归义军曹氏府主太子。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

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文献，对于吐蕃王朝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以书写文字划分，古藏文文献及汉文文献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衣物量词例释

量词是汉语的重要特征之一,大量的量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域、阶层的不同,不断地发生变化。研究量词的语法功能及其形成的历史,在当今语言学界是一个热门课题,但对量词的历史发展研究尚有许多空白。在量词研究方面,中古及近代契约文书有着极高的语料价值,因为契约文书强调的是合同双方的数量问题,量词的使用非常广泛,而且用法灵活多样。我们主要以《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为基础材料,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参考文献,对其中的一些衣物量词作溯本求源的考释工作。

读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两件敦煌文书札记

收藏于台湾地区的敦煌文书除了少量刊布之外 ,大量还没有公布 ,本文刊布的两件敦煌文书 ,就是 2 0 0 1年在台湾地区举办的二十一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公布的收藏于傅斯年图书馆的从未公布的敦煌文书 ,本文主要对这两件文书的年代、价值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辛酉年 (90 1 )归义军都押衙曹光嗣牒》揭示了 90 1年二月唐朝中央向敦煌派出一个使团及其归义军政权迎接使团的安排。《河西节度使道场文》书反映张议潮收复河西率领的六军中有九姓胡军 。

敦煌契约文书中的保人、见人、口承人、同便人、同取人

吐蕃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民间私契很普遍 ,笔者以为契约中保人、口承人、同取人、同便人均为履约的担保人 ,保人年龄 8岁至 60岁 ,身份复杂 ,多为被保人之亲属 ,反映了当时浓厚的家族观念、宗法思想。契约中见人、知见人为契约的见证人 ,身份上有节度幕府职官 ,下有村、里。

俄藏敦煌写本《春秋后语》残卷再探——对Дх11638号与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号文书的缀合研究

本文对俄藏对1638号文书进行了研读判定,认为是《春秋后语·秦语》的一个片断;并与02663、02724、05341、05784号文书拼接缀合,对照正史有关记载,作了订补校勘,力图恢复俄藏《春秋后语·秦语》佚文的原貌。

论敦煌文书印本佛经的卷轴式装帧设计及审美价值

以中古时期敦煌文书中印本佛经的卷轴式装帧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印本佛经的卷轴结构、装帧设计、纸材的装潢工艺过程的分析,认识敦煌佛经卷轴式装帧形态的审美价值及其对后世书籍装帧形态的发展与变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法藏敦煌文书P.2942相关问题再考

法藏敦煌文书P.2942为唐代吐蕃占领河陇之际的官方文书,其中的"尚书","使主","副帅","元帅"为同一人,但并非杨志烈或杨休明,而是崔汉衡墓志所记"俄属艰难,春官卿尚衡总戎河右"之句中的礼部尚书尚衡。周逸勾结回纥杀害尚衡,乃周逸与当时的唐朝叛臣仆固怀恩彼此串通合谋的结果。建中元年十二月尚衡能增列忠义表绝非偶然,这进一步说明他的事迹在没有得到西域消息时,很长一段时间是不为唐朝廷所知或认可的。文书应该为尚衡与杨休明先后以河西节度使的身份主持河西军政时的判文,后经判官、录事、掌书记一类的文职人员抄写誊清后作为政府备案的档案幸存下来,其命名应该为《河西节度观察使判牒集》;文书反映的史事应该是在大历元年(766)六月至八、九月间。

国法与乡法——以吐鲁番、敦煌文书为中心

通过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契约文书,文章讨论了在民间契约问题上的国家立场。国家对于民间契约制定的司法界限是什么,与此同时,民间契约又是怎样对待国家法律的。在双方的相互对待中,文章试图找出一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文章认为,乡法与国法之间,都有针对对方的预设:国法方面存在着预设的干预条件,而乡法方面对待国法既有依赖,又有预防。双方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动。

略论吐鲁番出土的敦煌文书

本文概述了吐鲁番出土的来自敦煌的官府文案、写经和唐人文学作品 ,作者指出 ,未来敦煌学的发展 。

“八术”与“三俱”: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印度“生命吠陀”医学理论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医学文书是研究中外医学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传世的中医典籍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就保留了印度佛教医学知识以及一些天竺方剂。而作为印度古典医学主流体系的“生命吠陀”与中医的影响互动关系是最值得研究的。俄藏Дx09888、Дx18173等文书,直接反映了“生命吠陀”理论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传播。文书中还体现了以中医知识去解释生命吠陀的“文化误读”现象,这对进一步研究中印古代医学理论的交流有直接的重要意义。

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吐鲁番发现的馆驿文书考察之二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是中国版图空前辽阔的大统一时期,也是中国和西方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时期。与此相适应,唐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完备的交通体系——馆驿制度。纵横交错的驿路干线支线、星罗棋布的驿站马坊等设施以及穿梭于其中的以马匹为主的交通通讯工具,保证了唐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保证了唐朝与周边各族、各国间的联络工作。因此,无沦研究唐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抑或研究唐中西交通及丝绸之路,都必须涉及馆驿制度。

敦煌吐蕃文书P.T.1095号写卷解读

P.T.1095号写卷是迄今尚未公开发表的一件敦煌吐蕃文书,是一份购牛契约书。该契约条款完备、债务关系明确,既有担保人也有吐蕃高官做中证人,涉及到三个民族、两个部落,并出现了学术界未曾关注的新部落。契约反映了8世纪左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和民族关系,以及藏语文的通用语地位。文章对该文书首次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