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交付服务进口与高技术创新能力——基于全球高技术行业的经验检验

本文利用2005-2018年78个国家的高技术行业创新数据,检验数字交付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交付服务进口平均提高1%,可以使得高技术行业创新能力提高0.168%,不同生产性数字交付服务进口对高技术行业创新能力促进作用由强到弱分别是:保险服务、专业与管理咨询服务、ICT服务。着力推动数字交付服务领域开放,优先引入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有助于激发我国高技术行业创新潜能,实现创新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新形势下我国数字交付服务贸易演变趋势及对策分析

新形势下,数字经济优势不断凸显,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改造的重要引擎。与传统服务贸易相比,数字经济衍生出的数字交付服务贸易依托于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具有不同的贸易内容和形式。2019年我国数字交付服务贸易额为2240.53亿美元,对我国服务贸易的贡献率达到79.12%,服务贸易数字化已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显著特点和重要趋势。但由于数字交付服务贸易涉及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以及国家信息安全问题,这使得我国数字交付服务贸易发展面临极大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应积极参与双边及多边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加大数字技术创新力度,夯实数字交付服务贸易软实力,提高我国数字交付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

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交付服务出口的影响——基于UNCTAD服务贸易数据的检验

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设定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成为全球各个经济体参与数字贸易国际治理的主要方式。基于TAPED数字贸易规则量化数据和UNCTAD服务贸易出口数据,利用多期DID模型和生存分析方法探究数字贸易规则签署对数字交付服务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FTA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签署有效促进数字交付服务的出口;其次,细分条款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不存在明显差异,但类似于“欧式模板”规则签署的贸易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贸易规则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的渠道促进数字交付服务出口;第四,贸易双边基础环境差异会抑制数字贸易规则的正向贸易效应;最后,数字贸易规则能有效延长出口持续期,且类似于“美式模板”规则的签署更有益于贸易关系持续。

数字贸易测度研究综述和路径方法分析

本文由数字贸易概念引入,对2018-2021三年间围绕数字贸易测度范畴、路径和方法的各种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对国内基于国际收支表既有数据的数字可交付服务贸易测度法、基于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相融合理念的融合比测度路径方法和“全口径”数字贸易统计制度的基本原理做出阐述,分析了三种方法的测度结果,并提出自己的评价。文中突出作者的“二元三环”架构和融合比方法的学术贡献。最后建议将数字贸易测度方法和制度研制分为近中期和远期两阶段,亟需在国家层面研制数字贸易统计制度。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力跨境流动?:来自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的经验证据

全球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网络互联的日益加深为劳动力要素跨境流动提供公开透明、广阔庞大机会的同时,也形成了限制较少、高效便捷的“线上转移”新渠道。文章以2011~2021年86个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的东道国(地区)为研究样本,立足于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的数据事实,基于移动电话普及率、中国和东道国双边网址数量的视角,系统全面地考察数字技术对劳动力跨境流动以及其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第一,东道国的数字技术通过“信息平台效应”“业态创新效应”“时空压缩效应”对中国对外劳务输出规模产生普遍且稳健的促进效应;第二,数字技术依托中国向东道国的数字可交付服务出口途径,对劳务合作项目下劳动力跨境流动呈现出“线上转移效应”;第三,东道国数字技术有利于提高中国对外劳务输出,尤其是对外工程承包领域的综合效益和效率质量。文章提出,应重视数字技术的自主研发和网络空间国际规范标准的构建完善,追踪把握国际劳务合作新内容、新趋势,加速推动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切实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