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突围与数字交往:人工智能背景下精准化国际传播突破方向

精准化传播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手段,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实施精准化的国际传播面临重大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在技术硬件、规则、系统三个层面,智能技术对国际传播生态产生深刻影响,国际传播面临着底层架构、平台垄断、技术代差等方面的制约,亟待“技术突围”。另一方面,智能技术也带来了跨国间丰富多样的人际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活动,数字交往可以促进主体间的共享、共鸣与共通,可以作为精准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路径。我们应当关注并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发掘主体间的交往潜力,从节点化、场景化、数智化、在地化等方面探索国际传播精准化的突破方向。

跨介质的数字交往如何可能?——论数字技术语境下的人-物联结

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人-物联结形塑了一种跨介质的数字交往。文章认为,人类与媒介物、数码物在感知和实践上的边界耦合,既不同于控制论传统中将信息视为一种实体来消解人类身体(碳基)与智能机器(硅基)之间的介质区别,也不同于哈拉维意义上的赛博格将人与智能机器视为一种共生合成体。跨介质数字交往在构成论意义上,以诠释、伴随以及自反性等多元维度,重构着人类与数字人工物之间的关系生态,由此延展着人类关于日常生活的认知、时空体验以及价值系统,并有助于进一步反思技术操纵/主体意志的二律背反问题。

从交往理性到数字交往——交往的嬗变与难以逾越的鸿沟

人类关于“理性”认知的历史,经历了从“祛魅”到“异化”的演变,工业革命使理性与技术结合产生了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使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相背离。与大部分西方学者不同,哈贝马斯走出了对于理性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二元论怪圈,试图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捍卫理性的大旗。而伴随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数字时代早已突破了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系统”动因,实现交往的合理化正面临着区域和阶层间信息、技术、知识水平上的差异,使得数字交往产生了难以逾越的数字交往鸿沟。

数字交往视域下城乡数字鸿沟的成因与弥合路径研究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城市与农村地区在数字技术、网络普及、信息获取、教育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作为当今数字社会中不可忽视的挑战,城乡数字鸿沟涉及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数字资源、数字技能和数字应用的不平等分配问题。而造成城乡数字鸿沟的原因则主要是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上的差异。通过深入分析城乡数字鸿沟的成因,提出一系列实际可行的弥合路径,同时通过政府支持、数字普及计划、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共享以及基于需求的应用开发等多方面的努力,可期逐步实现数字社会的普惠性与可持续性。

智能机器介入数字交往的技术逻辑与生态变革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使得智能机器具备了数字交往中的行动主体能力,其背后的技术逻辑体现为自然语言模型与预训练技术带来的“类人化”升维,以及通用人工智能和反馈强化学习技术驱动下的人机纵深协作。智能机器对人类交往的全方位介入,催生了数字交往生态的一系列变革,其中,机器跻身交往主体位置打破了传统交往固有的人际对话模式;AI的深度应用形塑了双重媒介化的关系图示;人与智能机器的高维度融合则推动了数字交往环境的平等化发展。

数字交往的技术后果与社会想象

数字技术在交往领域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多重后果,使数字社会的交往主体与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人类社会创设出虚实融合的数字实践空间,迅速构建起一种新的交往生态。数字交往所代表的文化实践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成为人们理解数字社会的认识基础,并在此之上形成了对数字社会的秩序体认与共同想象。

数字交往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审视与创新路向

数字交往是基于互联网和数字媒介技术开展的交往实践活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了人类数字交往实践不断走向深入。在此大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教育场域、教育形态和教育对象呈现出新的特征。虚实交融、全时互动的数字交往,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创造变革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了“时空重构”影响交互过程、“圈群分化”加深思维隔阂、“过度连接”引发认知倦怠、“技术僭越”遮蔽主体价值等困境和忧思。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把握数字交往的发展规律,从价值向度、主体向度、内容向度、方法向度四个方面探索创新路径。

二次元文化、数字交往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不仅需要民族文化传统与地理疆域的联结,也依赖于心理结构的想象与认同。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面临着一定的危机。从主观方面来说,在后政治语境中,人们对宏大叙事的热情有所减退;从客观方面来说,数字媒介减少了共享时间。网络上兴起的二次元民族主义,数字交往、弹幕文化生成的“积累的共时性”,成为构建共同体意识的某种替代机制。二次元民族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将二次元文化与三次元的现实结合起来,因此需超越政治与非政治的刚性区分,改变对现实政治的想象方式,借助数字交往,实现后政治语境中次文化的某种政治可能性。

再造·流动·情感·趣缘——数字藏品的文化传播、情感体验及数字交往

在虚拟现实技术支撑的多元数字空间,数字藏品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数字化新形式。从文化传播视角出发,运用文本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知乎关于数字藏品相关评论文本进行研究发现,在多元文化聚集的共享平台与市场中,文化内容的再造、多样的传播形式、情感互动体验与连接、趣缘群体的形成,使文化再一次被数字藏品的形式赋能赋值。多元会话互动、情感互动体验空间、虚拟共同体的建立、流动的情感共同体是新媒体时代数字藏品趣缘群体的构筑路径,这展现了从“人—物”“人—人”关系到独特“人—物—人”平台化的数字交往关系。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数字交往的劳动化批判——基于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的研究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平台的普及,人类交往迈入了数字化时代,依托于资本主义社交媒体的数字交往则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的主流交往方式和人们的普遍生存状态。文章基于英国批判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提出的数字劳动理论,通过从“受众商品”到“互联网产消者商品”的理论演变视角和围绕资本主义社交媒体的学术论辩语境重思数字劳动,并由此切入当代西方社会的数字交往现实,揭示出资本主义结构下数字交往的劳动剥削本质及其内在的劳动控制体系。鉴于此,我国的数字治理应当从强化数字交往的价值引领,加快用户个人隐私和国家数据安全的法律建设,促进数字平台治理的制度化、长效化等维度入手,努力构建一个以非商品化、去剥削化、共有共享为核心的数字交往平台和新型数字社会。

平台化数字交往:基于技术可供性的情动实践

新冠疫情以来,数字平台的全面发展对数字交往的影响愈发凸显,数字交往已经迈入平台化时代。研究首先提出数字平台在平台经济扩张和智能技术的双向作用下成为数字交往的基础设施,接着从平台的可编程性和算法的技术可供性出发,剖析平台数字交往中人与平台的互动,指出数字平台上情感生产的技术问题,构成了平台化的情动交往实践。平台、国家和用户应在合作中规范数字交往的情动生产,对于数字交往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数字交往的发展阶段、隐忧及其未来实践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交往模式也随之改变,数字交往对人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一新的交往模式不仅凸显了与传统交往模式的差异性与特殊性,而且包含了其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隐忧及困境。剖析数字交往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能够进一步揭示隐藏在技术背后的主体能动性作用,从而对数字交往的未来实践提供更全面的方案。

位置可见状态下的个体数字交往研究——以公开IP属地为例

IP属地上线所带来的位置可见性使个体数字交往中的地方感回归并在流动可见中延伸新的连接关系,位置本身成为一种重要的所指符号;位置可见也使个体面临隐私、前台以及地域等不同类型的失控风险,用户由此进行反连接或编辑的抵抗行为。位置可见所暴露出的“技术-社会”矛盾促使我们加强相关制度性的反思。

数字交往视域下高校师生关系的识别与重构

数字交往时代的到来,既打破了师生关系建立的时空限制、拓展了师生关系发展的内容、丰富了师生关系建构的方式方法,又使原有的师生关系建构模式受到挑战和冲击。师生关系在交往的场域、认知惯习、资本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嬗变,师生关系受数字媒体技术的影响,呈现出虚实场域多元主体、技术可供四重恐惧、认知惯习三层境遇的表征,同时面临着数字区隔、圈层屏蔽、情感边界等一系列隐忧,基于此,提出识别的逻辑和重构的策略,高校教师应善用媒介,加强沟通,弥合数字鸿沟,发挥数字交往在师生关系中的正向作用。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数字交往”探析

数字交往是当今时代基于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体系而实现的人类新型交往方式。传统技术时代,人类的交往既受制于时间和空间,又受制于中心化信任机制。当今大数据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体系改变了传统的信息表达形式、载体形式及传递方式,从而使人类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信息数字化、网络化是数字交往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技术背书的信任机制是推动数字交往深入化、普遍化的技术条件。数字交往具有虚拟性,具有即时即地性,因而具有普遍性。数字交往推动人类交往全面深入,为人类节约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人类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

数字区隔与交往鸿沟:数字交往视野中的数字鸿沟现象

传统的数字鸿沟研究更多关注由于信息技术的使用所带来的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等问题,而数字技术变革下媒介对日常生活的全面嵌入,使得数字鸿沟转向关注交往实践问题。在数字交往视野中,可以从交往媒介、交往关系、交往场域进一步考察数字鸿沟现象。本文尝试提出四个“新议题”:一是家庭可作为观察数字鸿沟与交往实践的微观场域;二是代际反哺和同辈互哺两种模式,既可弥合数字鸿沟,又增加数字区隔的可能;三是视频化社交为信息匮乏者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四是“网瘾老人”的出现是另一种社会融入障碍。本文认为,打破数字区隔、弥合交往鸿沟的目的在于促使每个人都积极接入并融入数字生活。

元宇宙与数字交往:虚拟综艺《2060》流量解码

电视综艺《2060》中虚拟生命(V-Life)的台前呈现,使隐喻的数字交往浮入公众视野,成为数字时代人类数字生存绕之不去的时代命题。从宇宙中的“他者”想象,到元宇宙中的“数字”迷思,人类对未知纬度和虚拟世界充满畅想。技术加持下,电视缔造了人类虚拟社交的有效尝试,搭建了虚实交融的对话平台。为虚拟数字交往提供了审美可供性、情感可供性和文化可供性,让人与虚拟人打破时空边界形成亲密关系。但虚拟技术赋能数字交往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类社交异化,导致社交群体孤独、社交精神麻醉和社交主体遮蔽。

演进中的数字身份:交往特征与风险治理

当前数字身份正在重新界定人类的生产方式与人际交往。在算法主导时代,演进中的数字身份表现出新的趋势,如自我呈现分离化、自我展演商品化、身份识别片面化。数字身份交往本质上仍依存于人的社会性,并呈现出复杂特征,如身份表征的多重性、自我叙事的断裂性、人际交往的虚拟性。数字身份由于对传统人际交往的突破,也容易引发算法异化下的自我认同危机、全景监狱下的隐私失控焦虑、权力失衡下的身份歧视助长等伦理风险。为此,各主体应该多元协调、合作共治,提升多元化身份认同,完善个人隐私保护机制,构建身份反歧视制度体系。

“文字讨好症”:数字化时代交往实践的情感研究

数字化时代,以数字媒介驱动形成的交往关系与传统交往关系既相似又不同,而“文字讨好症”作为一种特有的数字人际交往现象,成为发掘数字时代交往实践的一个有力抓手。文章借助网络民族志对微博、微信等存在“文字讨好症”的网络平台进行情感观察,辅之焦点小组的深度访谈,对数字交往下“文字讨好症”的实践研究形成“表达—情感—关系”模型,以探究情感在私人扮演和公共整饰领域的作用。透过情感角度切入“文字讨好症”现象,从社会学角度窥见数字交往实践的情感本质,找到个体在情感视角的自我平衡之道。

数字交往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隐忧及其应对策略——基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从交往基础、交往主体与交往范畴三方面揭示了交往在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生成中的作用,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框架。数字交往时代背景下,交往基础、交往主体和交往范畴已经发生巨大变革,这些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一致性、情感深刻性及价值聚合性。因此,需要通过吸引注意力流、实现精准投放、规避算法圈群等策略来规避数字交往带来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风险与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