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创意产业政策演化趋势与路径优化

数字创意产业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也是推动“文化强国”“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十三五”以来,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涌现出许多质量上乘、体现中国优秀文化的数字创意精品,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一个层次鲜明、结构合理、功能多样的产业政策群。为了更好地运用产业政策助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通过深入研究“十三五”以来数字创意产业政策的演化趋势与重点领域,发现数字创意产业政策呈现出政策数量逐渐增加、政策法律效力依然较低、政策主体协同合作趋势增强、政策主题实现多元化分布、政策工具使用不均衡等整体性特征。数字创意产业政策的重点也集中在技术赋能产业发展、先进文化引领产品和服务、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和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等方面。未来一段时期,数字创意产业政策的制定还需要围绕这些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政策群结构,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提高政策主体间协同合作、推动制度型开放,以此推进数字创意产业结构进一步跃升,实现数字创意产业整体性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改变了产业的空间集聚吗?——基于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考察

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中国的经济地理空间格局。通过将产业的异质性与数字产业政策纳入分析框架,研究数字技术对产业空间布局的重塑机制和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DM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显著影响了产业的空间分布,但影响效应在不同行业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即在促进制造业分散的同时强化了农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此外,数字产业政策在促进当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同时,通过影响地区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弱化了数字技术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下产业的空间布局提供经验支持,也为数字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高技术制造企业为例

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验证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影响高技术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显示,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正向影响高技术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创新、资源错配缓解是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影响高技术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机制。异质性检验证实,时期层面,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对高技术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长期效应、滞后效应,即政策实施后2~6年显著为正,在出台后第3年大幅度上升后保持平稳推进状态;企业层面,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对非国有高技术制造企业、大型高技术制造企业、实施组织政治战略的高技术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区位层面,对市场化水平较低、西部地区、高亲近及高清白政商关系下的高技术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研究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嵌入高技术制造企业层面进行政策效应评估,为推进“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与提升高技术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研发投入与融资约束视角

基于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产业政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数字经济产业政策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滞后效应,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此外,分位数回归发现,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本来就高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强。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受到的产业政策促进作用强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产业政策促进了数字经济硬件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却抑制了软件服务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需要因企因地设计产业政策,避免造成行业内更严重的两极分化,同时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建设。

基于禀赋数字化的浙江省产业数字化发展研究

产业数字化是浙江省提升传统产业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拓宽增值空间、打造数字强省、云上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禀赋结构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伴随数字新基建的超前布局、数字消费的快速扩张以及数字产业政策的不断完善,浙江省禀赋数字化趋势日益显现.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禀赋结构理论,剖析浙江省产业数字化发展现状、面临的约束及挑战,探索以提升禀赋数字化为目标的浙江省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路径,以期为浙江省数字经济系统建设、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