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优势成为推动中国企业OFDI的新型竞争优势。企业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规模的促进效果,这种促进效应在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由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此外,提升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均会增加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这对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化与对外直接投资新优势——基于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新优势。本文基于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并匹配具有代表性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研究数字化优势对我国企业OFDI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够显著且稳健地提高我国企业OFDI的可能性、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进而提升我国OFDI的活力和韧性,并且解释力度高达企业OFDI传统优势研发密度的48.3%~53.8%。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海外经营成本降低是数字化优势促进企业OFDI的两条潜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优势的OFDI促进效应在绿地投资、传统行业和高竞争性行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此外,我国OFDI“走进东道国”过程中,跨国公司数字化优势与东道国数字化优势间的竞争效应大于互补效应,因而数字化优势对我国企业OFDI的正向作用在高数字化水平东道国的样本中受到抑制。本文研究结论对新形势下我国如何利用数字化优势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匹配地级市层面数字金融指数、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测算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从总体上以及三个分维度均能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一渠道影响投资规模的增长;相较于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而言,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母国数字经济优势推动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

作为数字企业生长的背景因素,中国数字经济具有的母国优势成为数字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构建包含母国数字经济的新OLI区位分析框架,运用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企业OFDI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数字企业OFDI数量;数字经济既能够增强数字企业支付更大市场兼容性成本的能力,也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二者共同推动OFDI数量增长。较数字制造企业而言,数字服务企业由于产品生产的定制化属性和知识成本的“接近性”特点,引致数字经济对其OFDI数量具有推动效应;无论持市场寻求动机还是技术寻求动机的数字企业,其OFDI均受到母国数字经济的推动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规律和数字产业的“新”特征,引致低生产率数字企业OFDI相较于高生产率数字企业更加显著地受到数字经济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升中国数字企业国际竞争力,扩大“走出去”步伐,需要统筹母国数字经济优势和市场化机制。

专利出海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专利出海作为开放创新生态的重要内容,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优势。本文选取2003—2021年中国专利出海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专利出海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专利出海能够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其动态滞后效应在第2期达到最大。在考虑多维专利出海质量、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利出海通过技术领先效应和声誉传递效应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专利出海对数字化企业、顺向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明显,对中国企业向投资网络社区内东道国、高知识产权保护东道国的投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为依托创新全球化布局推动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微观依据,对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具有重要启示。

企业ESG履责、环境不确定性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企业“走出去”迎来了新的机遇,厘清ESG履责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至关重要。文章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ESG履责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履责可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和规模;机制检验发现,企业ESG履责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生产率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调节效应发现,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ESG履责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促进作用,但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履责更能促进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文章从ESG履责视角探寻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优势,为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要求。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影响,选取2007—2020年中国各省级面板数据,在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本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着明显的驱动作用,但存在着地区的差异性;在较发达的东部和中部,FDI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不显著,而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FDI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却非常显著。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继续让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持续性动力;完善各地区“数字化”战略的政策机制,政府应给予国际企业投资相应的政策支持;要大力培育数字化改革中的人才及骨干,促进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是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结合2002—2020年我国数字企业上市公司年报与中国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库,基于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为正,且对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二,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通过交易成本节约、市场规模扩张以及数字化升级机制的发挥驱动数字企业创新。第三,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以及行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小规模数字企业、非国有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更为显著;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因此,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东道国数字平台,对接东道国数字标准与规则,切实把握全球数字市场机遇,合理布局数字企业“走出去”,以实现数字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企业监管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行业数字化转型、相似企业行动决策和成功企业行动决策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能否助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以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从资源管理能力视角出发验证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作用机制在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资源管理能力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包括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绩效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条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处于成长期及成熟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出口产品质量

提高国际双向投资水平,推动产业竞争力提升是中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内在要求。本文依托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基于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微观匹配数据,深入探讨中国企业OFDI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效应和机制。匹配-双重差分和工具变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进行OFDI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理分析和机制检验表明,企业OFDI主要通过中间品进口效应、自主创新研发投入效应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推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显示,当投资主体为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管理效率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时,OFDI会导致更大幅度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本文为理解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来自企业层面的新证据,为如何利用资本要素和投资举措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质量的影响研究

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质量是推动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本文重点考察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表明:(1)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细分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维度,其效果同样显著;(2)就机制而言,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至少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改善政府效率双渠道驱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升;(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国家和“一带一路”投资指南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升的影响相对更显著。基于此,本文从构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碳金融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碳金融作为一种能够强化碳排放管制效果的金融工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深入探讨碳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碳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及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文章通过探究碳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旨在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对外投资策略调整提供绿色金融视角的经验启示。

数字金融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1—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且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异质性研究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对中小型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大。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的现实背景,文章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该作用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第二,企业技术创新在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有效提升企业价值。第三,管理者短视负向调节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企业管理者短视程度越严重,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越弱。第四,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在民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希望对我国企业进行投资及价值管理有所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比例及控制问题的探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企业的数量日益增加,其中存在着一定比例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合资企业,对于这些合资企业需要合理确定股权比例并做好股权控制,从而可以保证相关利益,同时可以降低合资企业的经营风险。文章围绕这些对外直接投资的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比例问题及控制问题展开分析,通过对股权比例控制的重要性、影响股权比例的相关控制因素的分析,进一步总结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比例研究现状,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这些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比例及控制的相关策略,更好地指导它们的股权分配与管理。

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风险分析及防范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物流企业在寻求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并购已成为重要的战略手段。但这一过程中隐藏着诸多风险,包括市场不确定性、文化差异、法规适应、整合难题及融资风险等。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中国物流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重点聚焦于并购决策失误、跨国运营挑战、目标市场适应困难,以及财务整合和融资策略不成熟,揭示了这些风险的具体表现和影响。总之,本文为中国物流企业在海外并购中识别和管理风险提供了实证依据和策略建议,为企业的海外扩张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以期助其在全球物流市场中稳健前行,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科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

伴随着我国科技企业的发展,企业对外投资额逐年增加,如何在投资过程中有效评估风险,对我国科技企业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科技企业特点,从政治、经济、法律和技术四个层次确定风险评估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分析、评估各类风险指标,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工资水平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研究发现,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会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其中,东部地区工资上升对OFDI促进作用程度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对于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上升对OFDI的促进效应更明显。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新能力和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两条路径实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和非沿海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