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伦理体系的建构

构建数字伦理体系,有利于回应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正反”二重性,克服法律规范和传统治理方式的局限性,防范数字网络安全和伦理技术风险,保证数字社会良性运转,应对数字技术对传统伦理体系造成的严峻挑战。在建构数字伦理体系时,应处理好规范和发展等五大关系,保障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实质参与,建立贯穿全链条的各类制度体系,强化所有相关要素的标准化设计,进行数字技术的全周期伦理考量,遵循数字伦理框架性原则。要以元规则为出发点,以求善、求真、求美为指引,构建抽象化与具体化相结合,适应不同时期、不同主题、不同环境、不同领域的数字伦理规则。

人工智能让教育更美好——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人工智能与数字伦理平行会议综述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对教育教学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教育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一系列伦理风险问题也随之产生,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1月31日,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人工智能与数字伦理”平行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以“人工智能让教育更美好”为主题,与会人员从不同角度展开交流探讨,分享各国有关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政策与经验,达成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发展的重要共识,提出以下倡议:一是落实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政策,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价值。二是创新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方式,促进数字教育质量与公平。三是协同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研究范式,推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四是共同支撑智能时代师生素养提升,以更好应对新形势下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五是践行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伦理规范,推动建构科学治理体系。六是加强人工智能与教育国际合作,保障可信人工智能教育应用。

数字伦理与数据治理:互联网平台企业面临的新挑战

互联网平台企业治理正面临数字化技术的挑战,其核心问题是对数字伦理和数据治理的基本观念和认知尚未达成共识,未得到足够重视。在数据多源异构的环境里,互联网平台企业需优化研究方法、厘清技术逻辑,以解决“主体失真”“数据失实”、“感知失能”和“管理失范”等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2年12月19日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对数据交易中确权、定价、互信、监管、安全等进行了明确界定,对数据治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结合新华社媒体融合生产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及新华网在“源数据”领域的研发,从数据采集、感知智能技术研发与运营的实践探索,可预见未来企业、行业与社会治理将越来越关注数据领域。一种人类社会、信息空间、物理世界深度融合的泛在异质、异构系统研究、开发、运营、发展已成必然趋势,互联网平台企业将成为新型生态系统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构成单元。

数字伦理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法律规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的高速发展带来诸多伦理和法律挑战,包括数据隐私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责任归属等。本文以数字伦理为视角,深入分析和探讨关于生成式AI服务管理的法律治理问题,首先解释了数字伦理的概念和内容,然后分析了生成式AI的风险以及对应的法律治理措施和当前国内外的应对规则,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加强本土法律的跟进,并提前做好应对未来可能出现风险的法治准备,最终呼吁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以数字伦理为指导,对生成式AI进行有效治理,保障人权利,实现科技与人类的和谐共生。

平台企业数字伦理困境与重塑

基于平台经济中市场垄断、资本无序扩张形成的数字伦理问题,运用ESG框架,将平台企业数字伦理困境分为环境困境、社会困境和治理困境三类,并从个人、组织和环境层面进行具体的分析,发现算法工程师社会责任意识较弱、平台企业股权结构存在弊端、行业自律失效以及法律约束不足导致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使其陷入数字伦理困境,进而提出通过企业自治、行业自律和法律约束的方式实现平台企业数字伦理的重塑。

公安数字伦理教育论纲

公安数字伦理是指涉及公安管理与犯罪侦查的数字信息开发、数字信息传播、数字信息的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和伦理准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伦理关系,它具有强烈的自律性、普遍性,以及与公安工作规范的一致性等特点。在当前的公安工作中,滥用公安数字资源的现象比较突出,为了保障公民权利、保护公安工作秘密、维护公安机关形象等,必须注重对公安机关及民警的公安数字伦理教育。权利意识、责任意识、保密意识、公安数字技术的缺陷,以及使用公安数字技术的原则,是公安数字伦理教育的重点内容。

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智媒时代的数字伦理问题

由数字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正在人与人、人与媒介、媒介与社会之间逐渐暴露,“主体性的黄昏”已然到来。为此,须把握数字技术的伦理尺度,明确数字社会的伦理秩序,防止本末倒置的异化形态出现,有的放矢地进行主体性重塑。

西方人工智能的数字伦理规制:困境与进路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层面的广泛使用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人工智能所具有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决策潜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监管,但技术黑箱带来的透明性陷阱与法律层面人工智能人格主体地位的模糊性为有效规制带来了挑战。蒙特利尔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所今年5月推出的《人工智能伦理道德报告》认为,对于人工智能算法的规制应当诉诸具有明确操作性的原则,基于人类道德框架、多元数据来源和公共部门的算法问责实现对人工智能有效的数字伦理规制。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体育伦理的现实考量及规范方略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引领下,数字体育已成为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正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进程,数字体育伦理问题也随着其发展的深入而日益凸显。本文从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体育伦理的本质内涵出发,科学揭示数字体育伦理的特征,系统考量当前数字体育伦理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数字体育伦理的规范方略,为数字体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数字伦理视域下的新加坡网络健康教育研究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伦理与安全成为国际关注重点。新加坡创造性地提出了网络健康教育理念,将网络健康内涵延伸为更广义的社会文明状态。新加坡网络健康教育形成了多元主体联合推进的格局。教育部将网络健康教育纳入正式课程教学;媒体素养理事会、网络安全局开展“网络安全日”“网络安全职业生涯辅导”等活动;学校建立“网络健康巡警”制度,实施“网络健康学生大使”计划,为家长提供网络健康教育指导服务;公益组织积极推出网络健康教育平台;工商企业无偿提供数字学习资源。同时,新加坡在经费、政策、设备、监督、国际协作等方面建立了互联互动的网络健康教育保障机制,特别是创设了网络安全的认证和评估体系,参与构建了国际网络空间的多边秩序。

中小学教师数字伦理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

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中小学教师的专业能力与职业要求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关注中小学教师的数字伦理素养是顺应数字化时代的重要课题。通过对2990名中小学教师的问卷调查,在计划行为理论视域下对教师数字伦理素养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主观规范、数字道德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教师数字伦理素养具有正向影响;规则型及关怀型学校伦理氛围均对教师数字伦理素养具有正向影响;数字道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在教师数字伦理素养的影响机制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中介作用。应重视教师个体层面的道德信念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关注教师数字伦理素养发展差异,增强教师数字伦理教育的实效性;提升教师“道德人”的责任自觉,强化教师数字道德自律;塑造伦理型学校氛围,重视教师道德共同体建设;完善教育领域技术应用的伦理规范,明确多元主体的伦理责任。

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伦理风险研究

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数字时代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也存在数字隐私权保障、数字鸿沟、数字技术异化等伦理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是数字技术的缺陷、主体伦理风险意识的缺乏、数字技术使用管理的政策法规缺失。基于此,通过完善相关的伦理政策与法规、健全数字伦理审查和检测机制、建立数字隐私和信息安全保护体系、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和创新、开展技术和伦理方面的教育培训等来规避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伦理风险,以期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持续健康发展。

数字伦理:数字化转型中科学普及的新使命与新规范

数字伦理是人们在开发、传播与应用数字技术及产品时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有效防控数字技术风险,推动建立数字向善、造福人类的数字伦理秩序是促进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数字伦理素养是数字良性伦理秩序的基石,包含数字伦理的意识和责任感、数字伦理规范的遵循、数字伦理思考与决策的能力。当前,我国公众的数字伦理素养还有待提升,且公众对数字技术的态度多元且差异明显,这促使当代科学普及将提升全民数字伦理素养作为其重要使命。同时,社交媒体、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极大赋能了科学普及的数字化转型,但也带来信息准确性与科学性、用户隐私保护、算法推送与信息茧房等数字伦理问题。科学普及也需要遵从数字伦理,树立数字伦理意识,建立数字伦理规范,提高数字伦理决策能力以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美国进展与中国借鉴

新一轮数字技术产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和数字社会,但也引发了系列负外部性问题,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议题,既有研究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理论框架、监管模式和主要议题缺乏深度解构。本文立足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最新政策布局与监管实践,解析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监管模式和重点议题,搭建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机制”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体涵盖“联邦政府—州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多元主体,监管模式型侧重以国会为主导的美国政府立法与标准引领型监管、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多元参与型监管,以及企业以数字科技伦理嵌入公司治理的嵌入型自治模式的三重主导模式,监管重点议题涵盖道德式人工智能与透明、公平和可解释的算法以及数据隐私与数据伦理等核心议题。中国加快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需要强化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立法,在分层分类思路开展数字科技伦理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自主性原则,调动数字企业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与治理方面的治理标准、行业规范、企业倡议、治理指南和操作手册等方面的引领作用。

数字出版中AIGC生成物的应用场景及其伦理规制

聚焦于AIGC生成技术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应用场景、潜在的伦理问题,并以此为基点,基于现实场景探讨未来人工智能介入数字出版领域的规制路径。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对AIGC与数字化出版概念进行辨析;其次,在实践层面总结目前AIGC介入数字出版的具体应用,包括出版物的选题策划、内容制作,营销发行以及用户反馈。并分析AIGC的介入为数字出版领域带来的伦理规范变革。最后,从构建人机协同智慧创作生态框架出发,尝试为AIGC技术下数字出版的良性发展提供有机融合的路径规划。

数字文明建设:数字治理的伦理困境、优化路径与发展前景

数字治理可能陷入人文、算法、责任、科技等方面的伦理困境,引发技术主体的争议、算法歧视与偏见、责任的难以确定、隐私监视的风险等问题。为突破数字治理的伦理困境,应从数字人权与数字主权的聚合、数字正义与数字法理的耦合、数字监督与数字向善的融合、数字安全与数字发展的整合等方面进行优化,保障数字治理可持续发展。数字文明发展前景,体现为从“智能”到“智慧”的数字化赋能,从“数智”到“数治”的数字化转型,从“共赢”到“共生”的数字化繁荣。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理论框架、国际经验与中国借鉴

在数字科技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加速演化进程中产生了诸多道德伦理冲突与社会问题,因而构建一套契合数字科技发展规律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尤为必要。在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力社会”的监管框架下,本文着重梳理分析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重点议题与政策布局、监管模式等,在主要主体方面涵盖政府、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企业等多重主体;在重点议题与政策布局方面涵盖人工智能伦理、大数据伦理、区块链伦理等方面;在监管模式方面涵盖立法主导式、“整体政府”统筹式、“泛国家”统筹式、政府部门与跨政府组织联动式、多元社会主体分散参与式等多重差异性监管模式与机制。本文认为,中国应加快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在监管制度设计方面重视政府立法的前瞻性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监管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在监管模式设计方面需要形成政府、企业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管模式,在监管合作层面需要加快形成面向国际社会广泛合作交流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

元宇宙的应用前景及数字生态安全保障

元宇宙是数字与物理世界融通作用的沉浸式互联空间,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创新和应用的未来产业,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高级形态。元宇宙意味着海量用户的生活、工作、休闲和社交等都将越来越多地在虚拟现实中完成。元宇宙一方面促进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可忽视的伦理道德挑战,加强元宇宙法制建设,提升元宇宙技术安全标准,维护国家主权、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工业安全和其他领域的安全十分重要。提高公众数字伦理道德素养,兴利除弊培育元宇宙生态环境,引导元宇宙产业健康、安全、高质量发展,支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文化强国建设,促进人类全面发展和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正是新时代元宇宙建设努力的方向。

数字中国视域下公民数字素养培育的困境与出路

数字化生存成了数字时代人们的生存方式,因而数字素养就必然成为数字时代人们应具备的基本素养。数字中国建设对公民数字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公民不仅要具有“数字意识”、学会“数字思维”、掌握“数字运用能力”,而且还要遵循“数字伦理”。尽管如此,公民数字素养培育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在实际的培养中存在公民对数字素养培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公民数字素养培育缺少顶层设计和具体规划以及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欠缺等问题和困境。因而,要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走出公民数字素养培育的困境,必须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理论研究层面,要积极唤醒公民对数字素养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推动公民数字素养培育标准和培育内容的研制;在实践探索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数字素养培育模式和课程教学体系。

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数字化治理:内涵、框架及路径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正迈进“数字融合”“数据治理”“数智决策”的数字化转型时代。而推进教育数字化治理是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系统响应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步伐、提升教育管理服务效能、开创新阶段教育治理新格局的时代动因和诉求。教育数字化治理呈现出数据要素化、平台一体化、流程最优化、决策协同化、伦理治理规范化等显著特征。应在正确把握其时代背景、目标价值和内涵特征的基础上,以整体生态视角系统构建多层次教育数字化治理体系、智能技术支撑体系、数字伦理与安全治理体系,以智能技术作为基础支撑,以加强数字伦理与安全管理为重要保障,从国家、区域、学校各层次整体推进教育数字化治理,形成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数字化治理的逻辑框架。据此提出,利用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数字化治理,需推进区域教育数据治理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推动校园综合管理服务和育人数字化、构筑数字技术应用伦理和安全治理体系,从而让教育决策更加科学、教育管理更加精准、教育服务更加便捷,保障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