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破碎处,宇宙重生——元宇宙何以建构未来的数字共同体

近来围绕元宇宙的思考和讨论大多从技术变革的趋势入手转向对于未来的种种构想。但无论是将其视作乌托邦、敌托邦还是异托邦,似乎都必须直面一个根本性的哲学追问,即在我们的时代,再度去思考一个总体性的宇宙是否可能。本文首先试图通过加布里埃尔的文本,澄清“世界不再存在”这个基本起点,进而结合内格尔对怀疑论动机的阐释引入“世界”之后的“宇宙”之思。但内格尔多少忽视了体验这个重要的维度,也对技术和艺术的发展这个重要背景鲜有关注。由此有必要首先回顾虚拟实境艺术的发展历史,辨析在其中所贯穿的真幻交织的怀疑论动机,再以电影的晚近转变为重点案例,揭示怀疑论如何从“承认”有限性到“顺从”于数字空间的无限性。显然,深刻反思元宇宙中的主体性重构的可能性,也是建构未来的数字共同体的真正前提。

口头传统专业元数据标准定制:边界作业与数字共同体

立足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题数据库建设:口头传统元数据标准建设"的工作实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多年来的田野研究实践与操作经验为依据,讨论利用信息和传播技术保护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口头传统研究数字化建档,以及实现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的多种可能性及其途径;进而围绕"边界作业"理念和"数字共同体"观念,探讨构筑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传承人和实践者)以及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多重主体协同行动的功能性互补机制,以及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元宇宙“数字共同体”:去中心化还是建构中心化

元宇宙即将开启一个新的虚拟“数字共同体”网络空间。数字个体与平台资本的博弈引发了“共同体”去中心化与建构中心化的讨论。共同体概念具有多维视角,马克思、滕尼斯、安德森等都对共同体进行了不同的阐述。马克思用“抽象或虚幻的共同体”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本质,滕尼斯用“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揭示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安德森用“想象的共同体”阐释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问题。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数字资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逻辑”都在从不同视角确证着数字共同体去中心化与建构中心化的矛盾统一,去中心化以凸显主体身份认知、塑造独特交往实践、建构数字伦理得到确证,中心化以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数字中心化”,生产关系三要素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关系的“关系中心化”得以确证。

从神圣共同体到数字共同体:社会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发展困境

社会理论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古代世界里之所以没有社会理论,是因为家族共同体、以信仰为基础的城邦共同体没有为理性个体的社会的存在留下任何空间。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个体才从血缘关系和信仰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过他们并不是形成抽象的自由个体的联合,而是像涂尔干和埃利亚斯描述的功能分工组成了个体的社会,但这种个体的社会必然是功能性的个体,古典社会理论就诞生在这个背景下。但这种功能性个体的联合最终形成了铁笼式的官僚体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人物哈贝马斯主张的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建立了公共空间,为理性协商和对话的伦理学提供了基础。不过,在进入数字时代之后,这种理性自决的个体在数字监控和渗透下逐渐消亡,因此,需要今天的理论家们重新构建属于数字时代的社会理论,在数字共同体的基础上来为人们重塑社会理论的希望。

论法院数字共同体的构建:以人工智能辅助司法为视角

人类个体知识传递面临如何转化为群体知识、如何实现代际传承两大难题,具体到法律领域表现为教育的代际递减、案例的信息过载与立法的过度抽象,从而导致了“同案不同判”“同错常同犯”以及裁判规则难以转化为社会行为准则三大问题。各国司法将视线投向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辅助司法事务和有限的智能审判上的探索初具成效,但让算法学会裁判的“正向路径”则受各种因素影响而举步维艰。在强人工智能成熟前,人民法院通过构建案件质量回溯数字共同体以避免法官办理错案的“反向路径”更为可行。通过错案规则的结构化、代码化、平台化,彻底打破个体与群体、群体代际之间的隔阂,以此为雏形逐步构建出司法数据共建共治、司法资源共通共享、法律知识共学共用的数字共同体,以司法领域人机共融的路径实现从碳基生命向硅基生命的跨越式革命。

数字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三重逻辑

数字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数字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智慧结晶,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从理论逻辑看,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既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新性成果。从历史逻辑看,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背景下零和博弈发展模式与合作共赢发展模式交织的历史必然。从实践逻辑看,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是推进全球数字治理、促进全球数字发展与合作、繁荣全球数字文明的必然选择。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数字命运共同体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拓展延伸,是一种新型全球数字合作理念,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建立一个共同参与、分享、发展的合作机制。数字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大同境域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相辅相成。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治理格局,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全球共享数字红利、实现数字正义、弥合“数字鸿沟”。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需要重组资源要素,加强互联网络文明交流,制定国际社会共同认同的规则,达成数字合作共赢的全新局面。

从数众到数字共同体:当代西方左翼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路径分析

数字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数字化过程中数字生产方式的表现,它使得一般智力并入数字资本且变成数字增长极。当代西方左翼把身份政治从现实空间扩展到数字空间,从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视角形塑数字身份政治,把数众作为数字政治主体推上历史舞台,却忽视了数字工人阶级的独立性。遗憾的是,数字工人主义没有从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出发,而是以数字活劳动去反抗数字资本,因为数字活劳动是一种无法被完全汲取的本体性、生成性的数字力量,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一种“哥白尼式的颠倒”的数字反抗方案。在探求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当代西方左翼提出了各种数字共同体的设想,却受困于数字资本逻辑的数字技术共同体的局限,并没能做到对数字资本逻辑的颠覆、对数字劳动逻辑的高扬和对数据所有权的重构。

数字共同体与青年人文素质的培养

青年人文素质作为时代的体现,彰显着相应时代的精神,同时,不同时代呼唤适合相应时代的青年人文素质。当前,面对数字时代带给我们的困扰与冲击,如何破解数字技术及其衍生物带来的数字拜物教,探究人机共生的数字共同体何以可能,成为数字时代向人类提出的重要问题。在数字社会中,人们需要处理人机关系当中的伦理关系,正确看待数字技术的发展;世界的数字化带来的是人本身的数字化,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种数字人格;数字时代信息良莠不齐,后真相新闻事件的反复出现向我们提出了数字分辨力的要求;当数字技术已经全面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利用好数字技术,而非对数字技术盲目拒绝。数字时代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构建一种数字共同体,实现人机共生的理想状态。

雄安新区数字治理创新共同体构建的价值内涵、现实困境及策略分析

雄安新区的成立是立足于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千年大计。雄安新区数字治理创新共同体构建对于推动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作用。但建设过程中也存在共同体数据协同共享广度不足、制度建设创新力度不大、平衡发展速度不快、资源重组优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建议从构建理念变革体系、价值导向体系、创新发展体系、协同作用体系、政策制度体系等维度促进雄安新区数字治理创新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数字健康共同体的出场逻辑、现实困境与建构进路

数字健康共同体是数字技术嵌入医疗卫生健康治理体系而形成的新型共同体组织范式。数字健康共同体的出场是制度逻辑、技术逻辑、市场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健康共同体在有效提升医疗卫生健康治理效能的同时也罹受“数字鸿沟”“数字异化”“数字脱钩”等三重困境。因此,必须坚持靶向治理原则,夯实数字健康共同体技术基底、加强数字健康共同体异化治理、优化数字健康共同体制度体系,以促进数字健康共同体有序运行与长远发展。

数字情感共同体建构中的情感共鸣机理、路径与对策研究--基于数字化媒介时代的国家形象建构分析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数字技术在国家形象建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数字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公众情感共鸣的交互渠道、情感预测与情感连接都产生影响,并逐渐搭建起数字情感共同体。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多样的国际风险,数字情感共同体作为国家形象构建的重要路径,需要从多平台情感连接、深挖故事以作情感载体、多元主体叙事弥补话语权落差等方面重点着手,进而实现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构建、民众情感建构及国家安全维护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建构一种积极和谐的情感共同体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蕴含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实质的物质效益,更具有深刻的伦理蕴涵。面对数字化浪潮对国际伦理规范的冲击所引发的全球性伦理难题,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新的高度对现有国际伦理观念和伦理规则进行重塑,回应人类社会数字转型所带来的伦理挑战,使其在新的伦理道德框架内实现数字向善,引领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

试论中国数字文化共同体的塑造

数字文化共同体是数字文化事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提出数字文化共同体应具有汇聚数字文化精英团队、划定空间数字文化场域、形塑数字文化规则和形成心理认同倾向的功能。从凸显增量治理及转变协同创新关系角度出发,构建数字文化共同体的协同治理机制,并通过实现增量治理、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强化效用制度等举措,开拓跨界协作共治的路径。

全球数字治理赤字:表现、成因与中国的应对

随着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当前全球数字治理体系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全球数字治理的需求,全球数字治理赤字已然显现。全球数字治理赤字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器物、制度及理念等治理基础的供给赤字,主要表现为全球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制度建设缺失严重、主导理念严重滞后;二是治理运作中的效果赤字,主要表现为数字霸权主义、数字保护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全球数字治理赤字的形成来自治理环境、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共同作用。面对严峻的全球数字治理赤字,中国挺膺担当,通过深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和数字人才合作来提升全球互联互通水平和弥合全球数字鸿沟;通过主动创设治理机制、先行探索治理规范以及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对接来提升全球数字制度建设水平;通过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全球数字治理理念方面贡献中国智慧。

教师数字素养培育路径:国际镜鉴与中国进路

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已成为世界各国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各国不仅纷纷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框架,而且积极探索教师数字素养培育路径,包括构建基于标准的培育闭环,实施具身式培育项目,推动数字共同体群智共创,重视多元化素养测评,打造技术赋能的数字基座。全球的先进经验为我国探索新阶段的教师数字素养培育路径提供了有益参考:应加快擘画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新规划,打造具身式培育新生态,构建精准化评价新体系。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视角下数字资本治理与发展路径

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独特优势,辩证利用资本及资本逻辑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是我们目前发展经济的引路标。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异化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文章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指引下具体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与本质逻辑,并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出发,提出保护个体权利、构建数字共同体等治理措施“,积极扬弃”资本主义异化的技术权力,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意义及路径

数字命运共同体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延伸,是数字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现。数字命运共同体继承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面对复杂的全球治理格局,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势,缩小国际数字鸿沟,破解数字霸权困境。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需要深化网络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需要完善国际数字规则体系,保障网络安全;需要增强数字综合实力,弥合数字鸿沟,从而营造"开放、安全、健康"的数字生态环境。

基于组织变革理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以天津市基层数字健共体为例

目的探究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字化转型路径,为领域内研究和后续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方法借助半结构化访谈收集天津市数字健康共同体建设方面的经验与做法,收集公开性外部资料,以内部资料为补充,使用程序化扎根方法对资料进行编码分析。结果经编码得到39个一级范畴和13个二级范畴,以组织变革理论分析框架为指引,最终得到5个核心范畴,即驱动因素、结构变革、技术变革、人员变革和任务变革,并以此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字化转型路径。结论结构变革、技术变革、人员变革和任务变革4个维度间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区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字化转型应当保证组织层面多个维度的协同发展,提出了重视顶层设计驱动、应用数字技术赋能业务场景和积极推广相关地区实践经验3个方面的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共同体构建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共同体的构建,主要是基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破解数字鸿沟等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形态。沿线数字经济共同体是对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要求,其在内涵特征上凸显人类整体利益性、多元共治性、智慧科技创新价值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表明,沿线数字经济共同体在实践中必能更好地捍卫沿线各国利益,当然其在实践中也会面对相关顶层政策设计短板明显、沿线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凸显、治理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等困境。基于此,提出如下路径予以破解:一是加快相关顶层政策设计,建立沿线数字经济政策共同体;二是加快沿线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建立沿线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共同体;三是提升沿线数字空间治理现代化水平,建立沿线数字治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