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理解“数字共通”:基于媒介哲学的批判

建基于“共享、共鸣与共通”的“数字沟通”是对当下数字平台交流秩序建构的一种努力,不过,这一基于社会学合理化理论探索的概念并没有跟上数字化时代的技术变革。一方面,这个概念说不清是先有共通的规则和逻辑还是先有遵循共通规则和逻辑的主体;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对数字平台上因数字技术生成的无主体性的交往形式理解不够深刻。在这个动荡的生成性数字时代,人们看到的所谓共通秩序,不过是通过自身的逻辑抓取的“技术图像”,在杂乱无序中寻求的自我安慰。只要身处数字交往中,人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混乱和无意义就是当今人类交往的境况。

论数字共通中的共鸣关系

数字共通建构了主体与世界之间的一种双向互动的共鸣关系,并使在两个或多个独立实体之间形成对话成为可能。对话鼓励差异,包容各种针锋相对的讨论,也包括“悬置”和暂时的远离。“数字共通”是观念和意见得以碰撞的“共鸣室”,是充满活力、能够自我更新的“共鸣室”。为理解数字共通中的共鸣关系,讨论了共显、数字共通中复数的共鸣关系、数字共通中共鸣关系遭受的阻力。数字共通体现在主体与世界的互动共鸣关系上,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交往模式。数字共通中的复杂共鸣关系,不仅超出了概念或设想的边界,是一次深刻的存在变迁,还是一种文化的潮流。

“数字共通”:基于经验材料的实证检验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21年)和2020网民社会心态第一次调查公开版的调查数据,将吴飞和傅正科提出的“数字共通”理论进行操作化处理,可以发现:(1)受访者在网上分享信息的整体欲望不强,且身份信息虚构情况越严重,分享信息的欲望越弱;(2)受访者对网上信息普遍持怀疑态度,积极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回应网上信息的情况不佳,但也普遍认为互联网在社会问题解决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3)受访者虽然普遍认为国内社会整体的宽容氛围较好,但也认为不同群体间的冲突问题仍广泛存在。此外,受访者自身尽管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接纳情况不是特别理想,但对不同的社会思想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城市文化品牌“数字共通”的响应主体关系构念

数字化转型下城市文化品牌正迎来传播模式改革,数字信息嵌入人与媒介之间正形成新的关系构念。为探索其内在规律,研究以武昌古城的数字化改造为例,通过网络民族志大数据分析与实地访谈调查研究补充,开展了文化古城品牌“数字共通”传播基本逻辑的探索,重点探讨了其中内含的媒介与受众互动、媒介信息输出与接收以及城市文化品牌传播数字化共通逻辑。研究发现,城市文化品牌传播数字化的共通逻辑是为媒介信息与受众信息交互的共情作用表现,受众需求调节下媒介信息以更加拟人化的形式进行品牌优化与传达,媒介目标牵引下受众信息以共通方向为话题导向。研究阐释了一种宏观层面城市文化叙事的“数字共通”逻辑,是已有思想的新构念。

出圈与突围:互联网国际传播视角下的国家可见性

信息全球化深刻影响了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中的可见度。数字技术的出现,赋予了国际传播新的可见性逻辑,作为权力的可见性推动了传统国际传播权力结构的公共转型,将个体的可见性链接为潜在共同体“被看见”的权利。在“交往”与“展演”的双重范式下,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可见性可以凭借社会圈层的“镜子”式交互“出圈”,依托数字平台中个体、群体与媒介事件的“舞台”展演实现“突围”。借助个体可见性的链接机制,围绕主体、叙事、技术与跨文化形成破局路径;通过地方性国际传播实践,聚焦企业联盟、产业会展、文化内容、平台矩阵与城市形象以探讨国家可见性提升的潜在可能,进而寻求中国故事的世界可见。

全球共通:重新定义国际传播——重估国际传播的本体与时代使命

国际传播如何走出经验和现象,首先在于本体的确定。将全球共通确立为国际传播的本体,是国际传播理论的一次历史性构建,也是中国自主理论体系的一次突破。既契合当下中国发展的需要,也契合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趋势下人类总体发展的需要。共通作为国际传播的本体,既明晰了国际传播努力的方向,也确立了国际传播的价值观,使得国际传播超越了跨文化传播、对外宣传、国际新闻、国家形象、全球传播等过去相对分立的层面和领域,得以实现更全面的融合,还明确了虚假信息、舆论战、意识形态战等一系列“反共通”行为加剧国际撕裂和碎片化的现实挑战。国际传播从信息传播走向全球共通,呼应了新闻传播学科新的时代使命,也呼应了全球紧密互联的数字时代人类文明发展和命运共同体的取向与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