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主体合作如何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基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视角的组态研究

基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多主体合作模式如何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存在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五种要素的合作组合形成了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多样化组态;存在四条具有“殊途同归”特征的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包括“政府辅助下的高校及科研机构与数字用户双元驱动型”“合作企业、数字用户和政府三元驱动型”“数字用户辅助下的合作企业与融资中介机构双元驱动型”“高校及科研机构主导下的政府与融资中介机构双元驱动型”以及一条实现非高数字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存在企业性质视角的差异性。

产业融合与数字创新:来自三网融合的证据

产业融合有助于促进科技创新,三网融合是促进数字创新的重要举措。利用2005—2021年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模型研究三网融合对我国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三网融合能提升我国城市数字创新能力;机制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在三网融合与数字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三网融合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间接提升我国城市数字创新能力。因此,应大力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人力资本对我国数字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企业可尝试利用已有数字技术进行渐进式数字创新,加速推动数字技术的实践应用。

制造企业数字创新如何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为探究制造企业数字创新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过程机理,揭示数字创新的协同效应、扩散效应和增值效应,以及数字化投入持续性的情境效应,将数字创新划分为效率型、新颖型和融合型3种类型,并将数字化能力划分为数字协同能力、数字创新扩散能力和数字价值化能力3个维度,以251家中国制造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水平。第二,数字创新通过推动数字化能力重构促进企业绩效水平提升。第三,不同类型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具体表现如下:数字创新扩散能力在新颖型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数字价值化能力在融合型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第四,数字化投入持续性在企业数字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正向调节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关系,强化数字创新与数字化能力间关系,以及效率型数字创新与数字协同能力间关系。结论可为制造企业数字创新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启示。

基于动态能力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以华为汽车为例

企业通过创新主体网络协同,构建出价值共创的创新生态系统,以便在数字化时代感知并适应数字环境变化,为此需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成机理进行探究。以数字创新企业——华为汽车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分析法,基于动态能力的理论视角,研究华为汽车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机理和演化路径。研究发现:①数字创新企业构建出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历经三个阶段,拥有三条演化路径和四种能力。三个阶段为整合数字资源阶段、拓展数字资源阶段和共享数字资源阶段;三条演化路径为市场需求、跨界交流和网络协同的路径;四种能力为信息感应、资源整合、资源获取和资源重组能力。②数字生态环境和动态能力是推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不断演进的内在动力,使系统组织构架不断升级,派生更多创新主体,形成网络协同架构。研究结论对数字创新企业如何构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理论性指导和实践价值。

共生视域下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进化与障碍度研究

建设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对提升创新驱动力、实现数字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共生视域结合技术进化理论,分析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内涵与进化机制,进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共生度、共生进化动量和障碍因子诊断分析模型等探究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进化过程及障碍度。结果表明:①我国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地区差异显著;②共生进化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域“马太效应”,总体进化动量非均衡性波动减小,区域不均衡是造成总体进化动量不均衡的主要来源,进化动量轨迹由初、中级水平转向中高、高级水平;③区域共生基质是制约共生进化的主要障碍因子,其数字技术发展平均障碍度为37.47%,是影响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关键。

双试点政策对数字创新的影响--来自创新型产业集群和“宽带中国”双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当前我国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而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创新的支撑。基于2010—2022年29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创新型产业集群和“宽带中国”双试点政策对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和“宽带中国”双试点政策具有明显的数字创新促进效应,且与单试点政策相比,双试点政策的协同效应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和“宽带中国”双试点政策能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和促进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对数字创新综合评价指数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和“宽带中国”双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的城市、双创水平较高的城市的数字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该研究对于地方政府统筹释放双试点政策的联动效应,加快实现数字创新综合评价指数不断提升具有启示意义。

核心企业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内在机制——基于意义建构和资源编排视角

为探究以传统制造企业为核心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过程,并弥补以往主要从意义建构单一认知层面探讨问题的不足,选取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基于意义建构与资源编排相结合的视角,探索核心企业意义建构、资源编排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1)意义建构及其跨层次传递是推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先决条件,意义建构的形成和转变是核心企业为匹配适应环境中技术与需求变化的结果;(2)核心企业始于领导层面的跨层次意义建构及其引发的资源编排行为,以及二者的交互和协同演进是推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核心机制;(3)意义建构通过资源编排获得反馈,不断对自身认知进行迭代,最终实现从生态基础搭建到生态共享,进而发展到创新生态可持续发展。从而得到启示:核心企业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关键驱动因素是管理者认知,同时管理者要充分重视引导高管团队、企业及企业间形成统一认知的意义给赋行为,并充分重视资源编排行为的价值。

“技术-组织-环境”因素联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QCA分析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使用沪深A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寻技术、组织与环境3个层面7个前因条件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通过多因素联动实现数字创新,存在4类能够产生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即技术环境联动的学习转化型、技术环境联动的捕获突破型、技术环境联动的协调开拓型和技术支持的自驱求变型;(2)企业吸收能力在实现高水平数字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感知能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外部环境对于企业的正向影响作用,环境要素中对数字创新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市场竞争程度;(3)缺失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吸收能力这4个因素对非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形成有着相对普遍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市场竞争与政府支持的动态协同机制,构建企业良好的数字创新环境;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则应遵循系统性原则,结合自身优势和外部环境选择提升数字创新绩效的模式,并要积极培育支撑组织数字创新的动态能力,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

数字能力对在华跨国公司数字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fsQCA的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能力成为影响跨国公司数字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为了探究数字能力对跨国公司数字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40家在华跨国公司为例,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分析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数字连接情境下在华跨国公司数字创新绩效影响因素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华跨国公司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路径。结果显示,产品创新绩效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数字连接能力与企业资源偏好的影响;流程创新绩效中,数字智能应用、数字资源投入与分配能够促进流程创新绩效提升。结论可拓展在华跨国公司数字创新绩效相关研究,为在华跨国公司提升创新绩效提供实践启示。

数字并购情境下目标方留任数字背景高管如何影响并购方数字创新绩效?

数字人才已经成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的关键资源,也是数字并购中并购方重点吸收和保留的数字资源。在数字并购情境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将目标方留任数字背景高管视为一种数字资源。将数字化转型划分为数字技术集成和数字技术应用两个维度,考察了目标方留任数字背景高管、并购方数字化转型和并购方数字创新绩效三者的作用机制,并以数字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利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目标方留任数字背景高管对数字创新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数字技术集成和数字技术应用发挥双重中介效应。在目标方留任数字背景高管与数字创新短期绩效关系中,数字技术集成发挥的中介效应大于数字技术应用;在目标方留任数字背景高管与数字创新长期绩效关系中,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的中介效应大于数字技术集成。研究有助于明晰数字并购情境下的数字创新绩效实现机制,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目标。

造纸企业数字创新与能力重构过程机理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创新已被视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核,同时也成为制造企业创新的新范式。研究如何提升企业数字创新质量对产业转型升级有着积极作用。因此,当前学界和业界纷纷将目光投向数字创新的关键内涵与实施过程研究中。基于此,以S企业为例,对其数字创新与能力重构过程机理进行深入分析,以供参考。

数字商业战略对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的视角

数字商业战略“是否能”以及“如何能”提升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等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尚未得到系统性研究。本文基于动态能力视角对数字商业战略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机制开展理论研究,并运用层次回归方法和183个调研样本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商业战略不仅对企业数字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还有利于企业动态能力的塑造,并通过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提升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组织惯性对数字商业战略与动态能力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效应,而技术动荡性对动态能力与数字创新绩效的关系起着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应强化数字商业战略,避免组织惯性过强,持续关注技术动荡程度,以更好地提升企业数字创新绩效。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2009—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测度了企业层面的数字创新水平,从而得以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效应问题。研究发现,首先,中国上市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在2009—2019年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提升,这一结论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及Bacon分解等多重稳健性检验。此外,机制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合作创新及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三种渠道提升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积极效应对于新兴优势行业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及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时空双维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激发与影响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动态QCA分析

区域创新能力是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要素,识别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子、挖掘区域创新能力联动机制是加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运用动态QCA分析方法,构建“数字创新主体—数字创新平台—数字创新生态环境”分析框架,从时空双维视角综合分析2017-2021年我国内地31个省份面板数据,探索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政府、企业、中介机构和数字治理环境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中发挥重要核心作用。其中,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组态有4条路径,可归纳为“创新主体+创新平台”驱动型、“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创新环境”驱动型、“创新环境”驱动型3种模式;低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组态路径有8条,可归纳为“创新主体+创新环境”限制型、“创新环境”限制型、“创新主体+创新平台”限制型3种模式;在时间维度上,4条高水平组态路径均在2020年呈现一致性下降趋势;在空间维度上,区域创新能力呈现出明显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现象。

市场一体化对我国商贸流通业数字创新的影响

本文选取2010-2022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价格指数法测算了相应区域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并通过动态面板和中介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市场一体化对我国商贸流通数字创新呈现出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该作用能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逐渐显现并发挥。从影响路径来看,市场一体化能够从政府-市场关系和产品市场发展两个渠道促进商贸流通业数字创新水平提升,而市场中介与法律环境则会抑制商贸流通业数字创新。要树立全国市场“一盘棋”思路,破解要素产品流通障碍,发挥商贸流通中枢赋能效应,实现数字创新发展。

对外开放、数字创新韧性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借助动态门槛效应模型,探究对外开放背景下数字创新韧性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创新韧性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显著积极影响,过度对外开放会弱化数字创新韧性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动效能;在数字创新韧性发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效应过程中,对外贸易市场开放与对外资本市场开放存在异质性影响;在不同水平数字创新韧性地区,对外开放对数字创新韧性发挥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推动作用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府际竞争在对外开放与数字创新韧性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金融科技是否赋能企业数字创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快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背景下,金融科技在“赋能”传统金融机构的同时,能否进一步提高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呢?基于此,本研究利用上市企业的专利文本信息筛选出数字创新专利数量,进而详细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以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证明:金融科技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创新水平,这种影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融资约束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竞争化程度低的地区,金融科技推动的数字创新的作用反而更加突出。因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应该持续推进科技金融发展,为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两化融合”贯标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创新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核,研究如何提升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对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制造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借助“两化融合”贯标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两化融合”贯标政策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两化融合”贯标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经济专利的申请数量。该结论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匹配得分、Heckman检验、安慰剂检验和替换变量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其中,替换变量的结果显示,贯标政策促进了企业的“实质性”数字创新,优化了企业的数字专利结构,提升了企业数字创新质量。机制分析显示,“两化融合”贯标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数字化补贴和提升研发强度三条路径促进企业数字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两化融合”贯标对处于成长期企业的数字经济专利申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作用并不显著;“两化融合”贯标显著促进了非数字经济企业的数字创新,对数字经济企业的作用并不显著;“两化融合”贯标显著促进了发达金融市场企业的数字创新,对处于不发达金融市场企业的作用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加速制造业数字创新发展,实现制造强国建设提供了启示。

数字创新能力对农业价值链变革的影响——基于两家农业企业的案例研究

数字化是产业升级的切入点,农业企业应该借助数字化来优化传统农业,进而完成农业价值链的升级与再造。基于数字创新能力与农业价值链变革理论,选取认养一头牛和丰农控股两家农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融合数字创新能力与农业价值链变革的综合分析框架,深入揭示企业数字创新能力驱动农业价值链变革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创新能力作为企业的“二阶”能力,会根据不同目标适应性部署,且以活动增值、架构重组、逻辑重塑为表现形式的微观机制能够推动农业价值链变革,实现渐进性和突破性的辩证统一。研究结论可为数字创新能力和价值链变革问题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和思路,也可为数字化情境下企业推动农业价值链变革实践提供有效路径和理论指导。

数字创新创业赋能城乡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创新创业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创新创业对城乡共同富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数字创新,数字创业对城乡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更强;数字创新创业对城乡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西部、东北地区更加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创新创业通过优化居民收入结构、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因此,应激发乡村数字创新创业活力,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提升乡村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优化乡村居民收入结构;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缩小城乡群体数字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