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驱动因素联动效应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基于SEM与fsQCA的实证分析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蓬勃发展,数字化创新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与运营模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分析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组织忘记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组织忘记和数字化创新6个要素存在因果线性关系,并发现学习主导型、市场驱动学习型和市场主导型3条数字化创新路径,以及3条非高数字化创新路径。其中,市场驱动学习型最有可能激发数字化创新。结合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结果,比较上述6条路径发现,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因素具有非对称性,3条非高数字化创新路径并不是3条高数字化创新路径的对立面。

税收征管数字化与数字经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形成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18年A股数字经济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提升数字经济企业创新水平,并通过减少两类代理成本来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融资约束较弱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大规模企业,在融资约束较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正向影响更显著。

核心企业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内在机制——基于意义建构和资源编排视角

为探究以传统制造企业为核心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过程,并弥补以往主要从意义建构单一认知层面探讨问题的不足,选取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基于意义建构与资源编排相结合的视角,探索核心企业意义建构、资源编排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1)意义建构及其跨层次传递是推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先决条件,意义建构的形成和转变是核心企业为匹配适应环境中技术与需求变化的结果;(2)核心企业始于领导层面的跨层次意义建构及其引发的资源编排行为,以及二者的交互和协同演进是推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核心机制;(3)意义建构通过资源编排获得反馈,不断对自身认知进行迭代,最终实现从生态基础搭建到生态共享,进而发展到创新生态可持续发展。从而得到启示:核心企业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关键驱动因素是管理者认知,同时管理者要充分重视引导高管团队、企业及企业间形成统一认知的意义给赋行为,并充分重视资源编排行为的价值。

金融科技是否赋能企业数字创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快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背景下,金融科技在“赋能”传统金融机构的同时,能否进一步提高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呢?基于此,本研究利用上市企业的专利文本信息筛选出数字创新专利数量,进而详细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以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证明:金融科技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创新水平,这种影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融资约束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竞争化程度低的地区,金融科技推动的数字创新的作用反而更加突出。因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应该持续推进科技金融发展,为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数字城市建设与企业数字化创新

数字城市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化创新,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利用江苏省1726家重点企业调查问卷与13个地级市宏观指标的匹配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并检验数字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城市建设显著促进当地企业进行数字化创新,在进行两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受区位因素、技术条件、管理模式和组织方式影响,数字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存在差异化影响;数字城市建设水平提高使得企业更倾向选择数字化创新路径的多元化,对四种具体企业数字化创新路径的检验发现数字城市建设对于企业实现物联网远程管理影响最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城市人力资本、政府调控能力、科教财政投入能正向调节数字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立足江苏实践,为制定政策加快数字城市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化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基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双重视角

数字技术赋予企业创新全新内涵,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大规模国内市场影响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路径呈现新特征。基于2012—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干预越弱,越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创新效应的发挥,且统一大市场对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影响更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从需求侧来看,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扩大内需规模,优化内需结构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从供给侧来看,统一大市场通过促进劳动、知识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流动推动企业开展数字创新活动,资本要素流动对统一大市场的创新效应产生了遮掩作用。在数据要素的加持下,传统要素流动的创新效应获得了乘数倍增效应。

企业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测度企业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所要求的“财富积累”与“公平惠及”的双重影响,选择制造业行业上市公司2009—2022年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就企业数字创新与共同富裕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创新将促进共同富裕,进一步就其作用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创新的积极推进将提高自身劳动收入份额;就“共同”要求来看,企业进行数字创新之初可显著缩小高管与员工间的平均薪酬差,但伴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持续提升,高管与员工间的平均薪酬差距反而会逐渐扩大,且这一关系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和低科技化程度企业中;从同一行业内企业间劳动收入份额差的变化来看,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与效度将显著影响成员劳动收入,呈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两端集聚效应。

CEO社会资本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创新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CEO作为企业的引领者,所具备的社会资本将影响企业数字创新,但目前少有学者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以2015—2022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究不同维度的CEO社会资本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CEO学术资本和CEO商业资本对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正向影响,而CEO政治资本对企业数字创新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地,探究CEO持股和动态能力在CEO社会资本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CEO持股能够在CEO学术资本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CEO政治资本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动态能力能够在CEO商业资本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CEO政治资本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结论丰富了数字创新的前因研究和条件边界研究,并为企业实施数字创新提供了管理启示。

金融科技赋能企业数字化创新: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随着金融行业与科技行业的深度融合,金融科技已逐渐成为企业实现数字化创新的基础保障。文章基于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样本,对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具有明显促进效应,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特征,在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及较大市场规模地区企业作用更强。融资约束、政府补贴和资源配置均在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创新之间发挥重要机制作用。

研发联盟、知识流动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随着数字技术的加速迭代,与不同创新主体组建研发联盟已成为企业实现数字技术创新突破的重要战略选择。研发联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并且联盟伙伴之间的技术距离越大、地理距离越小,研发联盟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提升效应越显著;促进联盟伙伴间的知识流动是研发联盟提升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作用机制;研发联盟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在不同类型联盟和企业间存在异质性,即在产学研联盟、知识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优势视角下制造企业数字创新能力的测评研究

制造企业数字创新能力是规避数字化转型失败的微观基础,现有研究在其如何测评方面存在理论缺口。本文构建了制造企业数字创新能力测评指标体系,提出了体现差异优势和决策偏好的测评方法,测度了六家制造企业的数字创新能力水平。研究表明,制造企业数字创新能力包括智能连接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数字集成能力、数字经营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五个方面。同时,测评方法基于差异视角,站在企业个体立场最大限度开发差异优势,从管理者决策偏好角度确定排序,不仅识别和激发个体创新潜质,而且从组织层面确定学习标杆,也对管理制造企业“智改数转”动态过程、提升竞争优势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化创新准备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及开放式创新与数字化能力的作用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已变成企业提高质量、增加效益的关键因素。本文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收集了来自多地企业的403名中高层管理者的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化创新准备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创新准备对企业数字化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2)数字化能力在这个模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3)而开放式创新则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本文的结果对企业如何有效进行数字化创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动态能力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以华为汽车为例

企业通过创新主体网络协同,构建出价值共创的创新生态系统,以便在数字化时代感知并适应数字环境变化,为此需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成机理进行探究。以数字创新企业——华为汽车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分析法,基于动态能力的理论视角,研究华为汽车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机理和演化路径。研究发现:①数字创新企业构建出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历经三个阶段,拥有三条演化路径和四种能力。三个阶段为整合数字资源阶段、拓展数字资源阶段和共享数字资源阶段;三条演化路径为市场需求、跨界交流和网络协同的路径;四种能力为信息感应、资源整合、资源获取和资源重组能力。②数字生态环境和动态能力是推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不断演进的内在动力,使系统组织构架不断升级,派生更多创新主体,形成网络协同架构。研究结论对数字创新企业如何构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具有理论性指导和实践价值。

多主体合作如何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基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视角的组态研究

基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多主体合作模式如何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存在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五种要素的合作组合形成了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多样化组态;存在四条具有“殊途同归”特征的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包括“政府辅助下的高校及科研机构与数字用户双元驱动型”“合作企业、数字用户和政府三元驱动型”“数字用户辅助下的合作企业与融资中介机构双元驱动型”“高校及科研机构主导下的政府与融资中介机构双元驱动型”以及一条实现非高数字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存在企业性质视角的差异性。

技术标准联盟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视角

通过对292家战略性新兴企业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表明,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有利于促进企业数字创新;技术标准联盟在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创新中发挥了部分中介的作用;随着企业网络能力的增强,标准联盟作为中介变量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研究揭示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协同通过标准联盟对企业数字创新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企业运用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来提升数字创新绩效提供对策建议。

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研究

归纳出人工智能技术与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现状、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筛选出融入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影响评价指标,调查分析了国内有代表性的6家科技公司的数字化创新情况,应用层次分析法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影响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赋分。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化创新有着直接影响,直接关系到科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科技创造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网络效应对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0—2019年数字经济上市企业为样本,以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究数字经济背景下社会网络、知识网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上市企业的社会网络与知识网络双重嵌入对创新绩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其作用机制表现为:社会网络嵌入缓解数字经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推动创新绩效发展。而融资约束在知识网络嵌入与创新绩效关系中没有发挥显著中介效应。文章创新之处在于从交互赋能视角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对以往单一网络嵌入的相关研究进行丰富和补充。企业应充分利用社会网络和知识网络的交互赋能机制,缓解融资约束,不断提升资源获取能力,提升团队的知识敏感度和知识迁移能力,提升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绩效。

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验证

在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数字化时代,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转型升级及价值创造是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工业互联网作为优化资源配置、强化产业协作配套对接的重要载体,为实现企业数字创新提供了可行路径。基于2013—2019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业互联网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但其对于创新投入端的影响大于创新产出端。进一步异质性检验分析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工业互联网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显著;相对于低市场化水平城市的企业,工业互联网对高市场化水平城市企业的影响更显著。研究结论可为国家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其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影响机制

如何提升数字化创新水平成为当前中国企业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本文基于资源拼创能力探讨创新导向对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影响的内在机制,通过对218家企业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表明:创新导向通过资源拼创能力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此外,企业信息主管(CIO)网络能力较低时,资源拼创能力对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深入应用,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10~2020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整体以及三大经济区域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从国家整体视角,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区域视角,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创新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从空间视角,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对本地区企业数字创新存在正向空间直接效应,还对其他区域企业数字创新存在正向的空间间接效应。对此,应制定发挥多方主体协同优势、增强区域联动效应、鼓励企业跨省域数字创新合作等举措,以更好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