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数字化程度分析及国际对比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数字经济大环境下,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必由之路。基于工业机器人密度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字化程度,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一国数字经济规模的大小并不等同于制造业数字化发展程度,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发展虽然保持极高的增长率,但现阶段总体实力在国际上依旧属于中等水平;(2)中国制造业不同行业数字化发展程度不平衡,中技术密集度制造数字化程度超过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远高于低技术密集度制造业,重点行业数字化需进一步突破;(3)中国制造业在汽车制造业、工业机械等细分领域,创新研发以及数字化程度有着一定程度的领先,可以此为突破口,发挥先导行业的带动作用,实现弯道超车。基于测算结果和对比分析,从加强数字基建建设、优化政策环境、促进人才培育、加强开放合作等方面提出中国制造业提升数字化程度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程度、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

文章基于2015—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数字化赋能和组织双元视角出发,探讨数字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检验双元创新平衡性与互补性在数字化程度与企业绩效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数字化程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双元创新互补性在数字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双元创新平衡性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显著性体现;环境竞争性负向调节数字化程度与双元创新互补性之间的关系。

数字化程度、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较于传统经济,在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为研究数字化程度、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选取广东省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净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数字化程度为解释变量,研发强度为中介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化程度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程度与制造业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在技术创新和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支付方式数字化程度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分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社会已进入蓬勃发展的大数据时代,观望全球,数字化支付方式取代了较多的现金交易流,使得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享受数字化支付带来的生活便利。尤其是在中国,各种网购平台和数字化支付的使用,使人们消费水平和支付方式相比之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并以家庭是否存在借款或贷款刻画家庭信用负债水平,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结果表明:支付方式数字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家庭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升级;数字化支付方式会促进中、低等收入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但对高等收入家庭无明显影响;更高数字化程度的支付平台提供更多信用负债功能,缓解家庭消费流动性约束,扩大家庭消费预算;家庭现金持有量能够正向调节支付方式对家庭负债水平的影响。研究从支付方式多元化视角,为扩大内需、畅通内循环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投入产出框架下中国产品部门投入数字化程度的测算、分解及质量效应研究

本文从中间投入的角度,利用投入产出表给出各部门数字化程度的测算方法,直观地测算了我国2012年和2017年各部门投入的数字化程度。通过构建多层次分解模型,从数字化程度变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维度,将各部门数字化程度变化分解为数字化产业、产业数字化、产业间结构调整、产业内结构调整等部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了微观产品层面数字化程度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直接影响是促进数字经济部门数字化程度提升的最重要因素,而对于大部分非数字经济部门,产业间结构调整的间接影响最为重要。进一步从微观产品层面分析产品数字化程度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产品数字化显著提升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该结论在考虑企业规模、进口中学习效应以及进行多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时仍然成立。

数字化程度对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两化深度融合的趋势下,制造业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核心竞争力。本文提出了制造业数字化程度对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的假设。通过实证检验表明,制造业数字化程度与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发展制造业数字化建设能够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

随着物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更迭升级与广泛应用,通过数字化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变得愈发重要。选取2003—2022年入选“双一流”示范企业名单61家A股上市国有示范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程度对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由过渡阶段上升到适度阶段,其对国有示范企业的影响由抑制效应转为促进效应;Utest检验结果表明,现阶段绝大多数国有示范企业处于“阵痛区间”,表现为对治理效率的负向影响;数字转型程度“U”型影响资本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的国有示范企业的治理效率,负向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西部地区的国有示范企业的治理效率。因此,管理者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两面性;企业应遵循与自身发展相契合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政府应科学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持续夯实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环境。

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工作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博物馆行业的发展趋势,藏品作为博物馆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石,其数字化程度对博物馆馆藏管理、知识传播和科研科普具有重要意义。现对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工作进行深入研究,旨在明确藏品数字化的意义、现状以及发展路径。博物馆藏品数字化概述。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建设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不断丰富,藏品工作日趋多元化。在藏品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的基础上,如何满足不同的展示教育需求已经成为博物馆策展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当前,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与完善,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A股农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农业上市企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结合相应的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广东金融学院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利用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相对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更大,而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大政策支持、资金支持、人才支持三点建议,以供参考。

全国人大代表袁斯浪:加快推动建筑产业链整体数字化协同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斯浪再次带着关于建筑业数字转型的建议参会,他将关注点落在了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协同上,并提出建筑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更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实现绿色建筑、智能建筑的重要途径。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却也是数字化程度最低的行业之一。

可持续性、灵活性、数字化成为卫生用品设备升级的主要方向

从全球市场来看,卫生用品行业仍有较大的潜力,将保持一定的增长率。纸尿裤和女性护理用品等最终产品不断升级,将增加对新型、可持续和创新设备的需求。卫生用品设备市场依然充满活力,挑战与机遇并存。为此,卫生用品设备供应商积极改进工艺,提高设备的生产效率、灵活性和数字化程度,并持续推动可持续生产。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

以我国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为中介变量,实证研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但当高管团队异质性大于0.333时会产生门槛效应,抑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依旧稳健。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能够通过拓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渠道进而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高管团队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非常显著,但对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对处于生命周期中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显著,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乡村振兴离不开科技和数字化程度的提高 访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程豪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科技进步是无可替代的战略选择,这是振兴农业的智力先导。程豪: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曾重点参与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委托项目、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委托项目、中央深改委2022年重点任务等。

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检验

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以2012~2022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展了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检验实证研究。具体地,运用研究对象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以企业技术创新为被解释变量,数字金融为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程度为调节变量,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为中介变量,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企业年限、企业成长性、高管激励、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独立性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调节作用检验、中介效应检验、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分析,验证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对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强;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数字金融对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和成熟期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显著。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分别从政府层面、金融监管部门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与政策,以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区、市)数据,运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程度对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程度对数字普惠金融在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具有影响。在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呈减弱趋势,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呈相反的趋势。此外,数字化程度对数字普惠金融在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存在门限效应。全国和东部地区存在单一门槛值,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双门槛。东部地区门槛值小于全国门槛值,中部地区第一个门槛值大于全国门槛值。西部地区两个门槛值差别较小,均大于中部地区第一个门槛值,但小于中部地区第二门槛值。

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发展现状及改进措施

本文针对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中存在的存储设备老旧、管理人员业务素质不高、数字化程度低等问题,通过分析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对提升档案管理质量、管理效率及管理数量的作用,提出应重视档案记录工作与配套设施的数字化,提高管理人员的个人素质及人才建设水平,进一步完善档案管理数字化程度,以促进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的进程。

标准数字化在工程建设领域创新应用探索

当前,数字化转型大幕已在全球范围拉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来临,各行各业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在此背景下,标准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必选题”。目前,作为重要数据来源的标准,大部分仍以纸型文件或电子文档形式存在,已经无法满足用户对标准中数据、公式、图样、模型等知识内容精准性、实时性和快速关联响应等需求,也无法满足数字化研制生产场景的需要。

数字金融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

文章从资本的容量和资本优化的角度,构建数字金融通过资本池效应和资本优化效应影响资本错配的理论机制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改善资本错配,并且从数字化金融的三个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分析,三个维度也都显著改善资本错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资本错配的改善效果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效果更强,这也证明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性。

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2011—2020年数字金融指数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层次线性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相结合的方法检验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研究发现地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升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其中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数字化程度未能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数字金融两个维度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单一维度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抑制作用,只有同时推进两个维度才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字金融及覆盖广度和深度能够通过增加企业财务冗余和降低破产风险,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文章为更好地制定数字金融相关政策以及企业实施绿色创新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借鉴。